美国战争电影中的反战文化

马 腾

(内蒙古医科大学 护理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9)

在众多类型片中，战争片是美国最具主旋律色彩的类型。电影学者约翰·贝尔顿曾指出，美国电影的战争叙事有一套明显的战争伦理观在主导，即文化价值上的反战主义表达，其主旨在于高效地运用战争类型电影的反战话语宣扬自身的“美国神话”，依靠这种文化重塑某种共同意识，并衍生为一种特定的美学效果。这是美国战争类型片，自早期的《西线无战事》(1930)、《光荣之路》(1957)等片开始，就有意明确并定型的叙事模式。

一、“国家观念”的批判价值

美国的战争电影，其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国家的自我想象，往往包含着诸多焦点。其叙事结构基本都是围绕着人物角色所设计，主人公的喜怒哀乐是主导观众感知战争所涉及的事件、世界并对其做出反应的驱动要素。众多优秀的美国战争电影，就是通过塑造各种典型的人物形象来反映战争事件、表达主题思想的。战争电影的主要情节，往往被展开成一个性格人物的艰难任务的执行，同时他会不断地对社会惯例和准则做出或者颠覆或者印证的行为。在对此种风格化的个体/国家平衡的叙事规则解读过程中，观众可以体会到反战的道德立场以及批判现实的价值取向。

传统美国的战争电影，反战意识的视角聚焦于作为个体的“美国人”，而反战的动机则生发于道德自觉。所谓战争，实际上是有意的自我毁灭，在战场这个丛林世界里，文明与犯罪的法则被改写，信仰、法律、行为及文明的规范、道德的持守都是被废除的。在美国战争片中，作为男子汉原型的美国战士往往更具备情感层面的道德自觉，不断地强化着一种所谓的“美国个性”。典型如《拯救大兵瑞恩》(

Saving

Private

Ryan

，1998)，讲述诺曼底登陆战役中，一队美国士兵为了拯救一位士兵而冒着枪林弹雨深入虎穴的“神话”。片中诺曼底的恐怖战场被渲染得如同荒芜的地狱，而米勒中尉和他的士兵厄柏姆等人，与其说是“美国人”的身份，不如说是“美国价值的符号”。在最极端的环境中，他们抱持最丰满的道德良知，与作为敌军的德国人的冷酷与凶残构成强烈的反差，尤其在脱离战争经历“暴力的再生”仪式之后，仿佛道德主体的灵魂进一步受到洗礼，像一个个重生的拓荒英雄那样返回文明世界，最后年迈的英雄在阵亡将士墓地前缅怀往事，反思战争的不人道，人格主体再一次拔高和升华……这种对人物的写绘，仿佛已经是美国战争片反战意识表达的固定格式，在诸如《现代启示录》《勇者行动》《拆弹部队》等片中不断复现。这实际代表了美国风格化的道德主义认识论，也是反战文化的具体表达。另一层面，在美国的战争片中，这种“道德自治”又并非全然属于主体的自我觉醒，其叙事铺垫的背后，不断暗示来自美国“国家观念”的战争批判才是所有道德形式的源泉。这种个体/国家的二物一元化构架，既是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运作和交织，同时也表明，美国战争片中一直存在不能遮蔽的政治话语，总能透过一些缝隙流露而出。例如，《黑鹰坠落》(

Black

Hawk

Down

，2002)堪称是美国战争片反战思想传布形式的样本。影片开始，美军为人道主义目的救助索马里难民，与索马里多种宗派的地方势力展开激战。美军派遣出数位陆空精英士兵，几乎都是大写的“人”的形象，充斥影片的那种对美国国家整体崇高性的推崇并未因对个体价值的赞颂而隐去，反而得到更大的彰显。在向饥民发放粮食、控制首都摩加迪沙军阀手下顾问、黑鹰直升机被索方击落等场面中，国家整体和美军个体的价值都得到了认可。而接着，在旷日持久的煎熬和激战之后，美军疲倦地穿过充满敌意的暴民回到安全地带，目目相视，遍地尸体狼藉，战火中的压抑、荼毒和伤害，个体内心深处的痛楚，透过诗意的情绪弥漫银幕，鲜明的战争批判得以观照。显然，美国战争片中关于战争的精神创伤陈述，往往需要借助民族/国家的认同保留下来，并不断地重塑。

二、英雄主义的神话图景

从叙事学的角度而言，如果将电影的叙事整体视作一个文本系统，那么在繁复的叙事序列中，从大的叙事框架到最微小的修辞单位，其间都潜藏着一种互相指涉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就是电影叙事的动力机制。阿尔杜塞在考察美国大众文化评论及《阿拉伯的劳伦斯》这部好莱坞战争片时，曾精辟地指出，具体到美国战争类型电影，其叙事的“总体文本系统”与“动力机制”都来源自同一“内在统一性”，即反战文化输贯的策略，让所有的叙事成为“一场合目的性的叙事”。

一方面，美国的战争电影渗透着英雄主义思想，反战意识多通过英雄主义来呈现其叙事话语。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指出，美国战争片最大化地凸显血腥的场景，是以牺牲个体幸福为代价实现集体不朽的现代悲剧，其目的在公众启蒙，让英雄主义这一带有权威崇拜的观念符号表现为对现代美国民族、国家的高度认同，反战文化的表露只是作为“进步的理念”的改良主义神话存在的。也就是说，在美国战争电影里，其反战的思想反倒是通过有着悖谬色彩的英雄主义来发挥的。美国战争片通常有三个“行动元”：主人公、所属的团体、必须完成的使命，而主人公必然遭逢在生死攸关之际做出抉择，或在极端对立的人性考量中超越自我的事件，进而实现对英雄主义的书写，同时对战争的残酷进行指控。《西线无战事》(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1930)被誉为美国反战片的样板。影片通过普通士兵保罗·鲍曼的眼睛，向观众展示了战争真实的一面。片中，战争呈现为毫无保留的现实主义：一战期间一腔热血的青年保罗·鲍曼饱怀英雄主义理想投身到战场，他历经各种非难和难以忍受的训练，在真实可感的长镜头铺排的战争场面中，在充斥老鼠逃窜和死尸气味的战壕里，保罗舍生忘死英勇善战，救死扶伤，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成长为一位英雄。但是很快，电影后半场，一切都突转了：预示地狱之门开启的第一发榴弹的炸裂、残酷的战争立即抽离了士兵们“人”的属性，他们全然沦为只知厮杀的野兽；稚气未脱的学生兵由于饥饿所迫四处窜离找吃的，或者被吓疯，或者被炸得血肉横飞，而迷离残缺的肢体又残留着对生命真切的留恋；一场战争下来，所有的幻想被击溃，士兵们不仅不再高喊口号，已经精神崩溃，士兵变得贪生怕死，有人吓尿了裤子，有人一心当逃兵，有人甚至进了疯人院；而敌人似乎也不像宣传中那么狰狞，那个被主人公失手炸死的敌人怀里紧紧捂着的也一样是妻儿的照片。在历经这一地狱体验之后，保罗的英雄主义被逐渐消解，英雄行动的内在驱力被一种反思战争的情绪所替代，而这种反思也为英雄最后的失败提供了一种深具象征意味的解释。可以说，这是美国战争片叙事的惯常模式，意在为美国式价值观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建构起一套夹带传统英雄主义权威的当代神话。另一方面，和英雄主义相对应的，是美国战争电影叙事结构中感伤主义的叙事惯例。这种叙事惯例使美国战争片偏爱情感写实，表现出比纯粹的战争事实更多的内容。战争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参与人的使命就是投身其中，不顾一切。因此，一旦国家主义的宏大命题和英雄主义的神话书写暂时被搁置时，那种私人情绪的感伤主义必然显露出来，甚或据此对战争的正当性特别是残酷性做出冷静审视。例如，《桂河大桥》(

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

，1957)被誉为影史中最为别致动人的一部反战电影，其叙事与其说是讲述1943年缅甸境内日军和盟军对垒的故事，不如说呈现了围绕战争而发生的疯狂与愚蠢，特别是那些因战争的摧毁力所造成的性命损失与战争环境下人类的精神癫狂的场面，弥漫着一层深重的感伤主义基调。主人公美国上校希尔斯虽然不缺乏英雄举止，但是包括希尔斯在内所有的战俘满含迷茫、恐惧……可以说，这种感伤主义的叙事表达一直如潜流般隐藏在美国战争电影的文本深层，与英雄主义的社会主流话语同时存在，二者形成一股内在的叙事张力，为反战文化意识的读解增添了一种新的维度。

三、快意恩仇的生命伦理困局

美国战争片同样是权力话语运作的场合。其反战意识成为流行的“政治正确”表述，电影生产的一种想象性安慰。这种抗议方式，一定程度上出于人们对于暴力、战争、血腥的猎奇和想象，受此种潜意识的影响，战争中所蕴含的悲剧力量被削减，代之而为快意恩仇的生命伦理消费阐释和以暴制暴求得心灵救赎的虚拟想象，这既是美国战争电影反战思想传达的历史困境，也是美国大众国民心理的折射。

首先，就审美追求的操作性层面而言，电影中的反战思想与美国文化中快意恩仇的生命伦理观相契合。奥利弗·斯通的《野战排》(

Platoon

，1986)中，表面上叙事的重点落在美国学生士兵克里斯·泰勒在越南战场服兵役的经历。在开始的影像中，泰勒作为步排兵的新面孔为老兵所轻视，为了荣誉泰勒努力树立形象。在一次清剿越南村庄的行动中，野战排受到重创，于是下达了“以牙还牙”的命令：村庄得到彻底的“清洗”、无辜的妇女死于乱枪下、天真的小女孩险遭毒手，而泰勒尊敬的上司伊莱亚斯也被越军所追杀身首异处。泰勒深受刺激，从此做出了复仇的决定。这部电影几乎可以视为美国战争片中的“成长故事”，实际上反战、仁慈、满怀人道理智、冷静宽和、关心弱者的伊莱亚斯(某种程度上是耶稣的化身)不仅无法拯救他们，自身也殉难于枪林弹雨之中；巴恩斯性情残暴、为战斗不择手段，却屡屡受到赞誉；而泰勒从学生士兵的稚嫩“成长”为快意恩仇的“男子汉”，这种叙事早已突破了简单的爱国主义思想表达，而是在深层上展现人性的光怪陆离，尤其是反战情怀在实际处境中的困局。与此同时，这种二律背反的伦理困局，在美国战争片中从以暴制暴到心灵救赎的表达中得到了表层的解答。一方面，在美国战争片的整体结构中，有着普遍性的观念定位，即反战的核心元素往往被置换为惩恶扬善、匡扶正义；另一方面，美国的战争电影，其反战意味的呈示，几乎都遵循着从斩尽杀绝的以暴制暴走向人道主义关怀、尊重生命的伦理叙事路径。《全金属外壳》(

Full

Metal

Jacket

，1987)中，透过主人公“小丑”的视界，人间仿佛是人吃人的丛林，所有的士兵唯有甘愿被剥夺个性，才能学会战斗和保存自身，其扬善惩恶的方式，就是“以暴制暴”，在拟想的对敌人的惩治中得到极大的快感。与此同时，表面上英勇无畏的小型战斗组，实际上陷入了对任何形式的孤独都异常恐惧的深渊，他们渴望团体的温暖，寻求彼此的忠诚，开始思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伦理与战争的人道性问题，以暴制暴与心灵救赎的价值系统开始置换，生命伦理与人类理性的价值观开始复苏，人性主义开始回归正途。

综上，美国的战争片作为一种文化观念的程式出现时，是以其强大的符号系统与意义指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众文化包围环境中的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其渗透的反战观念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将人们从虚幻的战争想象中推回真实的世界，并且提供了一个可供人们认识世界、审视战争、参与文化互动的广阔空间，给予我们极大的提示与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