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谈论当代诗歌的民间文化地理
——关于《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①所引发的话题

张清华

“这是起始于柏格森还是更早的时候? 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 刻板的、 非辩证和静止的东西； 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的、辩证的……19 世纪沉湎于历史。”(米歇尔·福柯： 《地理学中的问题》， 转引自爱德华·W·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 王文斌译， 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 第15 页)

大约2004 年初， 笔者应《上海文学》 当时的副主编杨斌华先生的邀请， 为其筹划一个诗歌专栏。 考虑到那时适逢新世纪之初， 民间诗歌运动大有波澜再起之势， 各地出现了众多依托网站或民刊的民间性诗歌群落， 且在文化与美学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与丰富性， 我以为有必要对这些群落的样貌有一个粗线条的勾勒和初步的反映， 遂取题“当代诗歌的民间版图”， 为其选择了二十余个活跃于当时的民间诗歌群落予以介绍， 内容包括其活动简史、 主要成员的新作， 同时每期配发一个随笔式的简评。 该栏目持续两年后， 因基本达到目的而告终结。

之后在2006 年初， 时为春风文艺出版社社长的韩忠良先生当面邀约， 要我将该栏目发表的内容结集出版。 我考虑到如果要成书， 简单化的汇编处理， 其文献意义不大， 因为一则内容不全， 未能详细介绍民刊活动历史， 各主要成员的代表作， 以及代表性言论与诗歌观念等； 二则收入的群落数量也有较大缺漏， 所以尚不能反映中国当代民间诗歌群落的全貌。 因此我主张重起炉灶， 在收集更多材料的基础上， 编一部更有代表性、 更全面和更有文献价值的书稿。

这无疑是给自己找了一个难题， 之后的工作可谓旷日持久，因为涉及大量的人员联络工作， 资料的收集与选择整理也极为复沓琐碎， 故一直到2008 年底， 大约经历三年时间， 期间还蒙张德明博士的协助——彼时他恰好随我做博士后研究， 才最终完成了书稿。 2009 年秋该书基本完成了编校， 其临时做好的“样书”甚至已经参加了当年的法兰克福书展， 正准备付梓之际， 却又因为一个意外而搁浅。 之后， 出版计划夭折， 历经数载的辛苦居然功亏一篑， 所导致的沮丧之情甚至使我产生了一种“选择性遗忘” 的病态心理， 将之作为一个“精神创伤” 而束之尘封， 不愿再提起。 拖至2014 年， 才忽有冲动要重新找一家出版社将之面世， 以慰众多与此书有关的诗人和朋友们的关注、 关爱之意。

以上就是《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 一书的诞生小史。 之所以要花费笔墨来交待这个历史， 是希图说明“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 这一学术话题的一个背景简史， 因为近年来已逐渐有很多同行和友人在谈论此类话题， 或从事相关研究， 笔者在此提及此书的前因后果， 亦非属临时起意， 而是有一个年深日久的来龙去脉。

我们为什么要谈论“当代诗歌的民间文化地理” 的问题?这显然还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命题。 其实， 早在2010 年该书未出版之前， 笔者就已将其序言稍加修改发表在《文艺研究》 上了， 文章取题为《当代诗歌中的地方美学与地域意识形态——从文化地理视角的观察》 (张清华： 《当代诗歌中的地方美学与地域意识形态——从文化地理视角的观察》， 《文艺研究》 2010年第10 期)。 该文就为什么要从文化地理的角度谈论当代诗歌，当代诗歌的地域文化特征的历史流变， 当代诗歌中的“地域意识形态” 的特质， 以及在文化地理属性影响和规定下的地域美学等问题， 都做了梳理。 如今看来， 这些梳理仍然有效， 但“为什么要谈论这一话题”， 仍是我必须回答的。

正如我在文前所引的福柯的质询与追问， 我们谈论该话题的起点，其实针对的是一个时间的“神话”和“政治”(参阅彼得·奥斯本： 《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 王志宏译， 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 唐晓渡： 《时间神话的终结》， 《文艺争鸣》1995 年第1 期)。 “沉湎历史” 的其实何止19 世纪? 20 世纪才真正堪称是登峰造极。 而且关键的是， 一切还都遵从了一个“进步论” 的价值模具， 以此来铸造一切历史的叙述， 连文学的历史也不得不与社会历史一样， 被构造为由资产阶级文学， 到无产阶级文学的进化。 即使不是从政治的角度， 按照另一套“先锋派” 的话语体系来评估和描述， 也仍是一种时间构造的叙事，正如英国人彼得·奥斯本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 “ ‘现代性’ 和‘后现代性’、 ‘现代主义’ 和‘后现代主义’ 以及‘先锋’ 都是历史的范畴， 它们是在理解历史整体的水平上建构而成的”，或者说， 它们是一种将“历史总体化” 的方式和结果， 是一种“与这些时间化相关联的……历史认识论”， 因而也是一种“特定的时间的政治”。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与保守主义、传统主义和反动一样——侵入了时间的政治的领域。” (彼得·奥斯本： 《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 王志宏译， 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 第3—4 页) 奥斯本一针见血地揭示了“现代性” 作为一种“价值虚构”， 所体现的西方社会的文化霸权与统治力量， 也指出了这种评判方式对于现代人类的深刻影响， 包括对于文学、 文学史观、 文学创作的不容置疑的价值规定性。

很显然， 从空间与地理的角度谈论文学， 与从时间和历史的角度谈论是不一样的。 前者通常并不企图在多个文学现象或文本间建立“历史的” 逻辑关系， 即甲影响或派生了乙， 或者反之乙“发展” 了甲， 实现了甲的变革云云， 所有文本之间并不具备时间序列上的必然联系。 中国古代的“文学总体性” 的建立，其最早的模型是孔夫子对《诗经》 的删定， 其格局显然不曾看重时间因素的重要性， 虽然其产生的时间可能横亘数百年的差距； 相反是正面展开了其空间的“地理构造”， 如“十五国风”的编排， 其实就体现了一种文学分布的“地域意识形态”。 很显然， 每一国风的内容与风格都是有所侧重和差异的， 会体现其风俗与文化的不同， 音调与语言的微妙差别。 所谓“恶郑声， 郑声淫” 之类， 自然也是对地域性的强调和凸显方式。 其“修辞的总体性” 当然是十分广阔而浩大的， 是一个几近无限丰富的效果， 但却未曾有一个“文学史” 的想象在其中， 与某种格局的时间模型几无干系。

其后历代的文学经典或诗歌总集， 多是以孔夫子为范例的。南朝梁太子萧统所编的《昭明文选》， 其同代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 南齐钟嵘所编的《诗品》， 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直至清人沈德潜编纂的《唐诗别裁集》， 以及吴楚材、 吴调侯所编的《古文观止》 等等， 都是“以人为本” 或以风格品级为界的选择， 即便以文出的朝代为序， 也不曾在时间链条上建立太多联系性； 即便有， 也是强调了 “复古” 的合法性， 而从不以“进步论” 来观之， 更不会以某种固化的历史逻辑来予以阐释。这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的。

进步论起自何时? 当然是起自近代中国人“睁了眼睛看世界” 之时， 是拜西方人近代以来的时间观与历史观所赐。 这当然没有错， 进步论赋予了中国人基本的现代观念， 开启了近代中国启蒙主义的历史进程， 但也给中国人的思维种下了根深蒂固的观念， 就是用“时间价值” 的眼光看待衡量一切， 包括文学和诗。 然而殊不知， 作为一种“时间政治” 的进步历史观， 恰恰又是来自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知识的获得。 正如黑格尔所说， “世界的新与旧， 新世界这个名称之所以发生， 是因为美洲和澳洲都是在晚近才给我们知道的。” (黑格尔： 《历史哲学》，王造时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版， 第83 页) 现代性在西方的自觉， 实际上是空间意义上的地理大发现的产物。 无独有偶， 近代中国人的现代性观念的生成， 也是由于林则徐的《四洲志》 和魏源的《海国图志》 等近代地理学著作的出现——在《山海经》 这样的古代“神话地理学” 基础上，当然不可能产生出“进步论” 价值与现代历史观。 某种意义上，是先有了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的新视野之后， 中国人才意识到， 我们的国家并非是亘古不变的“天下” 的“中央之国”， 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更先进和更合理的文明。 因此才会出现了严复的《原强》 中所表达的那种“宗天演之术， 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 的社会进化论思想， 以及邹容的《革命军》 中所说的“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 世界之公理也” 的革命逻辑。 很显然， 无论是进步论还是革命理论， 其真正来源都是近代中国人在地理学上的自觉。

这也就可以反过来进行反思： 为什么我们从现代的地理学上得以启蒙， 却以单一时间维度的价值观屏蔽了空间意义上的地理观? 而且还病态地坚持了一种简单化的观点， 即将来一定好于现在， 现在一定胜于过去。 在文学史中必定要建立一个从“低级向高级” 的成长逻辑， 或者改头换面， 由政治的模型， 改装为技术的或美学的模型， 即“新” 一定胜于“旧”， “现代” 一定好于“传统”。 综观1970 年代末以来的当代诗歌， 我们确乎是以这样一个逻辑来建立文化与审美价值逻辑的， “新的就是好的” 逐渐成为了所有人的共识， 从“朦胧诗” 到“新生代”， 从“90 年代诗歌” 到“新世纪”， 这个轨迹确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代诗歌的进步道路。 我个人也从不反对这样一个价值逻辑，因为曾几何时当代诗歌为了从意识形态的藩篱中解放出来， 曾有多少人付出了多少血的代价， 这个进步论的历史模型是不可以轻易怀疑和动摇的。 但另一方面， 我们又必须看到， 一维的和简单化的时间构造， 也同样会遮蔽历史本身的丰富性， 遮蔽和压抑每一时期诗歌生长的可能性。 假如我们一味被时间意义上的变革逻辑所攫持， 也会发现我们的诗歌本身其实已经“走到了尽头”，有了一种山穷水尽的感觉， 曾经有效和充满反叛意义的先锋写作在上述逻辑的促动和逼迫下， 已变成了仅具有标志意义的“极端写作”， 虽然有人声称可以“先锋到死”， 但再往前走似乎已经没有路了。

显然， 从写作的角度看， 进步论造成了一个价值陷阱， 即一个并不总是有效的逻辑， 因为异端并不总是有意义的， 原先代表变革与希望的先锋写作在今天差不多已“异化” 为另外一种东西， 即除非维持“非诗” 和“反诗” 化的策略便无法保持其“先锋性”， 这样的写作如果成为常态， 便成为了一个问题； 与此相反的另一种趋势， 是不得不蜕变为一种“中产阶级趣味”的复制与仿造品， 两者都走向了先锋艺术的反面， 也如哈贝马斯所说， 现代主义与先锋派已经走到了尽头， 耗尽了现代性本身的推力。 关于这样一个演化和蜕变的线索， 笔者已在《先锋的终结与幻化——关于近三十年文学演变的一个视角》 一文中做了较详细的梳理， 这里不拟展开。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对于写作本身的价值陷阱作出反思， 需要借助另一个价值维度， 这个维度便是非时间性的“文化地理” ——引领写作者更重视自己的空间背景， 或者至少可以少一些“时间焦虑”， 多一些万古不变的看法。 在我们的新诗百年节点来临之际， 在经历了走马灯式的兵荒马乱的变革之后， 多一些静水流深的开掘和潜滋暗长的化育，或许是更有意义的。

再者， 从研究者与诗歌批评的角度看也同样值得反思。 某种意义上， 与写作者一样， 当代诗歌的研究与批评之被现代性价值逻辑所推动甚至绑架， 与现代主义的时间政治之间， 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在刘勰那里， “时运交移， 质文代变”， 虽然也隐约包含了一个“时代” 观， 但只是标明他对于文学与诗歌的观照是因时而变的， 并没有为时运交移设定价值上的抑扬依据。“新时期” 以来， 尽管我们为重建现代性价值不懈奋斗， 挣脱了政治学意义上的进步论的价值陷阱， 但不知不觉也重新设定了另一个困境——因为“现代性” 与“先锋” 也同样是一种“时间政治”。 基于此， 研究者已习惯于用过于简单的方式， 用那些在文学史上“刻下痕迹” 的现象来构造一个文学史的框架， 而对于诗歌运动内部的复杂性以及并置意义上的众多文本现象则视而不见， 或失去了处理能力。 尤其对于其艺术上的复杂性， 更是缺少悉心的辨识与有说服力的分析。 所见文学史和诗歌史式的描述， 大抵近似， 就是这一简单化处置方式与逻辑的表现。

有没有可能构建一个“非单一进步论视角的” 当代诗歌史，或者不依赖于单一时间叙事的当代诗歌史呢? 我以为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努力的。 或者即便一时没有， 那么替代性的方式也会具有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 便是一种探索， 一种建构的尝试， 其中时间的谱系感并非全然缺席， 但更重要的则是一种共时性的展开， 相比时间构造的和进步论逻辑的诗歌史文本， 它可能更有利于呈现当代诗歌的复杂性与共生性的特征， 更有利于读者观赏文本的丰富性， 而不是随之将之简单化地判断和予以“知识化” 的认知。 虽然这种总体性的努力还并不完整， 但至少， 它是一种建立对照性和反思性文本的尝试。

这种反思在我看来， 还有一种强烈的“隐喻性”。 民间诗歌地理构想的提出， 就像1990 年代初期陈思和的“民间性” 或“民间文化” 这些概念的提出一样， 是有其清晰的针对性的， 它是对于某种中心论观念与种种权力固化秩序的反抗的隐喻。 这个隐喻的意义究竟有多大， 每个人可能会有自己的判断， 但在今天看来， 它之于当代中国社会的三种文化元素——即权力文化、 知识分子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构造与互动关系的巧妙指涉， 对于1990 年代初期精英写作的合法性的重建， 给出了必不可少的和关键性的支持。 很明显， “民间” 的意义从来都不限于其自身，而是政治与知识分子都从未放弃的合法依托， 因此这个隐喻有可能是政治意义上的， 有可能是文化意义上的， 只有在最低限度上才是文本意义上的。 在1990 年代初期到中期的历史情境中， 民间其实就意味着对于权力固化秩序的反抗， 意味着对于精英文学思想与潮流的一种合法护卫与道义援助。

另一方面， 在笔者看来， 现代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则， 即在时间派生的价值之外， 同时还应有一个“民主化的价值标尺”， 这个价值类似于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天才的民主化”，它有天赋的合理性， 当然也意味着一种蜕变和丧失。 即从先锋文学运动、 从现代派到后现代主义的一种转折， 就像梵高， 或是某位现代主义的大师， 由最初的无限孤独到最后生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美学风格”， 成为一种消费品一样。 丹尼尔·贝尔把这个过程描述为先锋文学的没落， 和“中产阶级趣味” 的弥漫。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谈论“先锋的终结与幻化” 的话题， 主要逻辑也是从他的观点生发出来的： 对于先锋艺术的接受与认同， 也意味着其思想价值与反抗意义的最终丧失——它变成一种中产阶级客厅里的观赏物与消费品， 而不再是一种孤独的艺术创造。 这就是由先锋艺术到中产趣味的一个必然降解。 在我看来， 某些为了保持其先锋性的写作者， 不得不将写作转化为一种“极端文本”， 变为德里达所说的“文学行动”， 即单纯靠文本已经没有价值， 而必须要靠同时存在的一种“行动”， 才会建立其意义关系， 尤其是靠人格范型的分裂性、 自我贬谪意味等， 来维持其讽喻意义。 这自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民间的隐喻性显然十分丰富， 我们在这里主要是强调其对制度性的反思和反抗因素， 来加以肯定的。

最后一点， 是“诗歌民间文化地理” 的本体性意义。 各位刚才的谈论非常重要， 西川兄所警惕的“伪地方性”， 或是欧阳江河先生谈到的“被全球化惯坏的地方性”， 或者“被地方性装饰过的一种所谓的全球化” 等等， 我们确实要设置这样一些反思的前提， 但在此前提之下， 还是需要做本体性的研究。 在今天， 地方性问题我个人认为还是存在的——哪怕是有局限的、 被扭曲或者放大了的地方性。 比如北京的写作整体上与广东的写作， 确乎是有较大差异的——我们在理解个体性的同时， 也不可能完全回避“地方性的总体性” 这样一个问题， 尽管当我们谈论时必须要有限制性的前提。 广东作为“世界工厂” 的那种极端性， 其两极分化导致的那种作为底层人物或打工角色的写作，“天高皇帝远” 式的那些形形色色的实验写作， 还有他们无限具体与丰富的地域场景， 与北京作为首都的敏感的文化氛围， 强大的信息与观念资源等所支配的写作之间， 都是很不一样的； 还有上海的写作和大西南的写作， 那几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杭州所生存的诗歌群落， 包括像“北回归线” 群体的那种纤细、 唯美与颓废的写作， 同西部的某种地域性的存在也一定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这些东西无限夸大， 但是我觉得对这些现象的认真研究和梳理也还是有必要的。 一旦这些“非时间性”的特征被我们所注意和自觉， 我们原来的文本判断中便会出现一些新的维度， 关于当代诗歌以及整个新诗的经典化的工作也会出现新的视点与看法， 原有的谱系与标准便会产生一定的改变， 更多的有意义和有意思的文本便会被挖掘出来。 一句话， 整个新诗与当代诗歌的历史与经典的构成， 便会有新的景观。

以上便是我对于“诗歌民间文化地理” 这一话题的一些浅见。 地理维度当然也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 但它可以补足时间维度所带来的弊病和欠缺， 可以给我们的研究提供新的视点和动力， 也会大大减少我们的价值困境与美学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