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左宗棠

文_张宏杰（北京海淀）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举人出身。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围攻长沙，左宗棠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后又入曾国藩幕。1861年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同治元年（1862）升闽浙总督。太平天国平定，封一等恪靖伯。后历任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军机大臣。1885年病故于福州，赠太傅，谥文襄。

左宗棠在出山入幕之初，就曾“立誓不以钱自污”。在辅佐数任湖南巡抚的过程中，左宗棠掌握着巨大财源， “抚幕八年，筹兵筹饷，办厘减漕，一切财政无不经心，无不经手”。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之后，他的薪饷更为优厚。但是他坚持每年只寄二百两回家。同治元年，他在家书中这样解释原因：“念家中拮据，未尝不思多寄；然时局方艰，军中欠饷七个月有奇，吾不忍多寄也。境遇以清苦淡泊为妙，不在多钱也。”

军中收入所余，他都慷慨地捐助地方慈善等事业。左宗棠在同治二年家信中说：“吾在军中自奉极俭，所得养廉银，除寄家二百金外，悉以捐赈。”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左宗棠独特的家庭教育理念。咸丰十年四月初四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他与左宗棠聊天，左宗棠说“凡人贵从吃苦中来”“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这也是曾国藩一贯的思想，所以他评价此语为“见道之语”。 曾左二人都从自身成长经验总结出，大富之家并非一个人良好的成长环境，所以他们都主张不给家里寄过多银钱。

治理地方期间，左宗棠从不收属下的贵重礼品，只收价值菲薄之物。胡雪岩从上海给远在甘肃的左宗棠寄送金座珊瑚顶、大参等贵重礼物，左宗棠只留下了一点食物，其余物品全部退回，并且回赠了一些甘肃的土产。

在治理地方的过程中，左宗棠非常重视对下属的廉政教育。他将清初名臣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陈宏谋的《在官法戒录》分发给官吏，“俾其知所儆畏”。他还于同治十一年（1872 年）在兰州精心选编了陈氏的施政文书、汪氏的《称职在勤》以及清朝专论吏治的文章共 18 篇，编成《学治要言》一书。

左宗棠还不厌其烦地在对属员的批答中进行训谕。比如他在批复临潼县知县伊允侦禀接印视事情形的批札中说：

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体察，久之无不晓之事，无不通之情。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如慈母抚幼子，寒暖饥饱，不待幼子啼笑，般般却在慈母心中，有时自己寒暖饥饱翻不觉得。如此用心，可谓真心矣。有一等人，其平日作人好，居心好，一旦做官，便不见好。甚或信任官亲幕友门丁差役，不但人说不好，即自己亦觉做得不好。……今以百姓之事交付官亲幕友门丁差役，若辈本非官，官既非真，心安得真耶？

做地方大员期间，左宗棠也没忘了对自己的家人严格要求。他在给儿子孝威的信中写道：“吾家积代寒素，至吾身上膺乎国家重寄，忝窃至此，尝用为惧。一则先世艰甘太甚，吾虽勤瘁半生，而身所享受，常有先世所不逮者，惧累叶余庆，将自吾而止也。尔曹学业未成，遽忝科目，人以世家子弟相待，规益之言少入于耳，易长矜夸之气，惧流俗纨绔之气，将自此而开也。”他要求儿子在官属中不可摆少爷排场：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可沾染官场气习、少爷排场。一切以简约为主。署中大厨房只准改两灶，一煮饭，一熬菜。厨子一，打杂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人。

左宗棠不愿“营田宅以为子孙计”，因为没经自己同意改建房屋而痛责儿子孝威：

“家中加盖后栋已觉劳费，见又改作轿厅，合买地基及工科等费，又须六百余两。孝宽竟不秉命，妄自举动，托言尔伯父所命。无论旧屋改作非宜，且当此西事未宁、廉项将竭之时，兴此可已不已之工，但求观美，不顾事理，殊非我意料所及。据称欲为我作六十生辰，似亦古人洗腆之义，但不知孝宽果能一日仰承亲训，默体亲心否？养口体不如养心志，况数千里外张筵受祝，亦忆及黄沙远塞、长征未归之苦况否?贫寒家儿忽染脑满肠肥习气，令人笑骂，惹我恼恨。”

正因为“不想遗子孙以银钱”，所以左宗棠在督抚生涯中，廉俸所余大都“随手散去”，捐给了地方慈善或者其他公用开支。同治八年，湘阴水灾，左宗棠捐银一万两：“今岁湖南水灾至重，灾异叠见，吾捐廉万两，并不入奏。

“回思道光二十八九年，柳庄散米散药，情景如昨，彼时吾以寒士为此，人以为义可也。今养廉岁得二万两，区区之赈，为德于乡，亦何足云。有道及此者，谨谢之。”光绪三年，陕甘等地大旱，左宗棠带头捐给陕西一万两，甘肃庆阳三千两。光绪五年，左宗棠的老部下刘典去世，家中老幼无以为养。左宗棠拿出六千两薪俸，为刘典治丧并接济他的家人：“克翁……至其身后一切费用……共六千两，均由我廉项划给，不动公款，恐累克翁清德。”

这类资助纪录，在左宗棠家书中随手皆是，不妨再录几条：“丁果臣先生两次书来，并寄示《秩老易学》《篁屯遗事)，意欲索三百金为刻书之赀。此老志节甚高，读书有得，不尚声称，不求荣利，实亦当时所仅见。到老穷窘可念，当划廉银畀之。”

“下策公车多苦寒之士，又值道途不靖，车马难雇，思之恻然。吾当二次不第时，策蹇归来，尚值清乎无事之际，而饥渴窘迫、劳顿疲乏之状，至今每绍一忆及，如在目前……再以千金交儿分赠同乡寒士为归途川费，或搭轮船，或俟秋间车马价钱再作归计，均听其便。”

“贺仲肃居官清洁，身后萧条，应致赙二百两交其世兄。”

“周文荆来营，询其在长沙开小碓行，失本欠债至二三百千，而所分家产仅田一石数斗，子女又多，无以为生。此子老实可怜，具其先世谨厚有余，应有以恤之。大约除此间结盘川外，应由家中付银百两与之。”

“吾同年唐慈该讳萱庆，身后两子俱故，不知有孙否，可详询以告。又有同年全季亭讳有成，家贫而持介节。寒饿所迫，遂以早殒，数予亦相继亡。闻袁克卿说，其家仅剩一寡媳、一孤孙，不能存活，竟至流为乞丐，可伤之至……由家中取银百两恤其孤寡……切切。”

左宗棠任总督多年，遗产只有两万五千两。在家书当中，左宗棠这样谈及自己身后的分家计划：

“吾积世寒素，近乃称巨室，虽屡申儆不可沾染世宦积习，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节之势。我廉金不以肥家，有馀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大约廉余拟作五分，以一为爵田，余作四分，均给尔辈，每分不得过五千两也。爵田以授宗子袭爵者，凡公用于此取之。”

和曾国藩一样，左宗棠为人治学均深受倔强自强的湖南文化性格和经世致用的近世湖南学风影响。

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经世思想传统在湖湘文化中表现特别突出。湖湘文化培育出来的强悍性格，“所表现的内涵是积极的人生观，是强烈的权威感，是高度的成就需要”。受这种学风熏陶的曾左身上皆有一种胸怀天下、不以个人得失为念的大气。左宗棠虽然屡试不第，但并不以个人境遇为忧，而是时时为将来有功于天下做准备：“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曾国藩也认为，立志之时，不必谋及个人利益：“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着，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人生日用、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这两个人身上都有理学家气质，所以曾左二人一生，都很少以物质条件为念，精神专注于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