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民俗文化传承路径创新研究
——以广东江门地区为例

宋旭民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文化的根基在农业，农业的根本在农村，钟敬文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隶属于中国文化的民俗文化先天性地具有乡村性，民俗学研究必须重视农村的情况。［1］69－70然而，随着中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那些植根于农村的民俗文化便难以避免式微的趋势。为此，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之新就在于“以人为核心”，“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民俗文化与城镇化的融合，关键就是要“记得住乡愁”。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则可视为对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补充，乡村民俗文化在城镇化冲击下如何传承发展应是这一战略实施的一个方面。

近年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民俗文化并非与城镇化对立，民俗文化根源于中华民族文化，它的传承与发展可以防止城镇对城市文化的简单复制，从而为城镇化提供永续发展的动力。赵君香提出城镇化进程中要通过保护民俗实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2］刘爱华阐述了民俗文化保护对现代社会的反哺作用；［3］赵颖指出，在城市化进程中民俗活动是社会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4］

而针对保护，不少学者从宏观上提出建议。张勃提出建构新兴节庆活动的建议；［5］潘文焰、仲富兰从“生产性保护”的视角，提出了构建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护系统及策略；［6］李枝秀提出，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乡愁符号”的保护与传承思路；［7］孙宽宁、徐继存提出把民俗复兴内容融入日常生活的策略；［8］秦红增、曹晗从生产、生活、网络等方面谈乡村新文化空间的建构。［9］

也有学者结合个案进行分析。杨军就广西传统村落提出文化保护的新路径，但路径侧重于乡村建设和环境保护，未着眼于乡村民俗活动；［10］蒋明智、王爱仪在东莞大井头女子龙舞文化的研究中，指出它是在传统民俗基础上，结合内部与外部因素而形成的传统发明，提出了民俗文化传承的新思路，但这种对原有民俗作较大改变的发明个案，其可复制性似乎不大；［11］丁智才基于城镇化进程中缸瓦窑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不足提出保护措施，但这些措施尚待实践的验证；［12］叶庆亮结合海南农村民俗文化的重建，提出若干措施，但措施侧重于从外部需要提出，缺少对内部需求的研究。［13］

其实，经过多年的实践，已有不少乡村的民俗文化在城镇化浪潮的冲击中摸索出一些适合自身需求的发展道路，这些道路既突出人的核心地位，也有效留住了乡愁符号，这些道路的宝贵之处在于，它已经过实践检验是行之有效的，其中有不少创新之处。笔者试图对几处乡村民俗文化的融合发展进行考察，并归纳出可行路径，为其他区域的民俗文化保护提供借鉴。

笔者选取了广东江门地区的3个乡镇（街道）作为考察点。广东江门位于珠三角西部，其城市化虽不及珠三角腹地那么高，但历年的城市化率都高出全国数个百分点，近年也有明显加快的迹象。3个考察点中，蓬江区潮连由镇改街，已然纳入城区发展组成部分；江海区礼乐也由镇改街，毗邻城区，与城市的关系非常密切；开平泮村所在的水口镇为水陆交通要点，经济位居江门全市镇级前列，城镇化已初露端倪。而三地都有在本地较知名的民俗活动，潮连洪圣诞、礼乐龙舟、泮村灯会分别入选市、省、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别由信仰主导、地缘主导、血缘主导，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洪圣诞是潮连当地最重要的民俗活动。据民国版《潮连乡志》记载，该神在明万历年间由当地举人卢鷘在安徽蒙城任职时请回，由镇内各大宗族合力修建神庙，自此每年二月奉神像巡游。巡游以4日为期，在全镇各宗族村落内巡游，周边广州、中山等地也有信客来参拜，其过程包括投灯、巡游、迓圣、水陆爆、夜色等内容，其热闹境况“俨然第二之新年也”。［14］344－35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洪圣诞曾一度中止，洪圣庙被用作农副厂厂房。1985年重修洪圣公园，洪圣殿及洪圣菩萨神像等得以一一修复，重新成为当地民众的信仰场所。当时只有龙狮等仪仗队出巡，神像并未出巡。1993年，借潮连大桥奠基之机，举办第一届民俗文化艺术节，洪圣菩萨神像首次出巡；1996年，潮连大桥通车，洪圣菩萨再次出巡，并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投灯，之后每隔两年就在洪圣诞之日举办投灯，筹得的善款均以百万计。2009年，举办第三届民俗文化艺术节，此次的巡游基本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规模，自此洪圣诞的系列活动得以常态化。这是一个典型的以信仰为主导的地方民俗。

龙舟竞渡是礼乐当地的特色民俗活动，按传统分成8个坊，每个坊出一条传统大龙舟。8个坊历经行政区划变迁，现已分属不同的村委会，但仍然以龙舟为中心，保持8坊扒龙舟的习俗，再加上长达140公里的竞渡赛程，构成不同于别处的以龙为尊、以舟划片、以赛练人的龙舟文化，构成独特的“龙舟型社区”。［15］由于被定性为群众性体育活动，礼乐龙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没有停止。这是一个典型的以地缘主导的地方民俗。

开平泮村全为邝姓居民，该村的灯会逢正月十三举办，包括扎灯、冲灯、送灯、起灯、舞灯、打灯等环节，所奉的3盏花灯分别代表侯王陈平、二王龙母、三王陈振三位菩萨。灯会由邝姓宗族组织，直接参与人员近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停办，1985年复办，一直持续至今，于2007年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一个典型的以血缘主导的地方民俗。

这些民俗在面对城镇化冲击时，都呈现出较强的生长能力。本文主要从参与人员变化、内容变化、时间变化、空间变化四个方面考察民俗文化对城镇化冲击的应对及其成功经验，并归纳出传承的创新路径。

二、路径一：激发民俗传承的“潜在群体”

（一）潮连洪圣诞——信仰维系，逐渐扩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洪圣诞的参与人员皆为全乡各宗族族人。1985年重办洪圣诞时，以香港潮连商会牵头，所费资金基本由其所出。随着国内经济发展，本地企业逐步成为资助主力，现时的洪圣诞由潮连商会牵头举办，商会成员以本地企业主为主，也有一些外来企业主。而参与者已不限岛内原住民，还有周边包括江门市区、广州、中山、顺德等地的居民，但原住民仍然是主体。这一变化显示，洪圣信仰在本地有非常稳固的群众基础，而且因城镇化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周边地区人员参与，使之影响力不断扩大。

（二）礼乐龙舟——村落维系，适度调整

礼乐龙舟一直以传统的坊划分人员，经过历代行政区划调整，人们心目中的坊仍然不变，而一坊之内已可能隶属不同的村。如雄乡村分属忠联坊和南桥坊，新城里的1、4、7生产队属联捷坊，其余的属于忠联坊。原来隶属江门的文昌社区，现时虽属礼乐管辖，但至今没有参加龙舟比赛，因为它在历史上没有归入任何坊。

由于坊的划分稳固，而各坊的发展不均衡，导致出现一些坊人丁较少，难以凑够一条传统大龙（71人）人数的情况，初时曾有人到外地聘请外援冒充本地人，后来被禁止，每次比赛时，运动员需携带身份证，以验明正身。但由于不少人已在礼乐之外的江门城区定居，现时的检验则变通为身份证显示为江海区居民的均符合参赛条件（其他城区不符合）。一些人丁少的坊只能向别的坊借人，当地人也睁只眼闭只眼通融。另外，每年比赛，均有不少在江门城区工作的礼乐人请假回家扒龙舟，也成为当地一景。这些变化显示，城镇化逐渐消磨礼乐人顽固的“坊”的概念，参与人员范围有一定扩大。

（三）泮村灯人——宗族维系，适度开放

灯会作为邝姓宗族的传统活动，一直由邝姓族人组织参与，族内女性则禁止参与。复办之初，主要得力于海外乡亲的支持，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现时组织机构的成员大部分为当地工商业主，华侨基本退出舞台。新时期的灯会参与人员呈现四个变化：一是留在村内的男丁减少，加上受城市的女权意识影响，有不少年轻女性参与到活动中；二是作为工商业重镇，村内有比例很大的外来人口，有少数非邝姓人士出于自身目的，会向灯会捐款，并参与到灯会的组织机构；三是灯会的活动场所有相当部分已成为城市的公共活动空间，政府部门会出动人力协助维持秩序，但从不干涉其内部的运作管理；四是随着灯会影响力的提高，周边会有不少城市居民慕名前来观礼，一些村落为容纳观礼群众而改善提升村内设施。这些变化显示，这个封闭于宗族内的民俗活动因城镇化而适度开放。

（四）路径归纳：激发民俗传承的“潜在群体”

雷德菲尔德提出，作为小传统的乡土社会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不可避免地被大传统吞食与同化。其吞食与同化的最重要指标莫过于参与小传统活动的人员逐步减少。上述三地也面临着来自居于大传统位置的城市文明的压力，年轻一代越来越少参与到民俗文化活动中。但所幸的是，三地相当部分原住民仍然以“两栖”方式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生活，与乡村维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城镇化发展也为当地带来众多的外来人口，他们或深或浅地融合到当地生活之中。这两个群体正是参与地方民俗文化活动的“潜在群体”，三地通过各自的方式使这些居民与民俗文化之间形成利益共享关系，调动两个群体参与的积极性，以对抗来自大传统的压力。

一方面，是满足精神上的需求。E·霍布斯鲍姆指出，工业革命以来发明的传统具有的其中一个作用就是提高社会凝聚力。［16］5－6在城市化的冲击下，当地群体感到前所未有的分离压力，这些特色民俗文化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对抗分离压力的抓手。而在城市化中带来的外来人口，也需要通过一定方式融入当地，参与民俗文化活动正是最为便捷而取巧的途径。

另一方面，是满足物质上的需求。由于地处城市边缘，这些民俗文化非常容易地被当地的政府与文化学者发现，也有更多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对其进行宣传，使之成为愈显珍贵的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正逐步得到有效开发，并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经济效益，让当地居民受益。

两方面原因就使当地居民特别是“潜在群体”积极参与到民俗文化活动中，并与民俗文化结成利益共享关系——居民为民俗提供人员和物资保证，避免传承链的断裂，民俗为居民提供本地化的精神产品与物质利益，保证居民有足够的热情在城市生活之余参与其间。

三、路径二：强化民俗内容创新

（一）潮连洪圣诞——有选择性延续，结合潮流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洪圣诞包括投灯、巡游、迓圣、水陆爆、夜色等内容，现时的活动内容已有较大变化。在所有活动中，投灯被给予了最高重视，所投善款对潮连的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并于2015年专门成立潮连慈善会，负责善款的使用。对于巡游的态度最为微妙，最初是抵制，接着是小心翼翼试探，之后是打着文化旗号壮大。这种变化的关键原因是街道办认为洪圣诞可成为推动该区域文化建设的品牌活动。水陆爆、夜色等内容则消失，创新性地代之以曲艺专场表演、祈福宴、贺诞宴、摄影比赛、开笔礼、环岛绿道骑行。而且，还将这一系列活动整合成“民俗文化艺术节”。这些变化显示，在城市中心区之侧，传统民俗必须对民俗活动内容进行较大幅度的改变，以适应城市居民的口味需要。

（二）礼乐龙舟——传统活动延续，程序有所增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龙舟比赛，除了竞渡之外，还有升水（龙舟出水）、采青、贺庙、晒标、龙舟饭、龙舟戏。改革开放后的比赛，升水、采青、龙舟饭都较为完整地保留，但仪式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简单，如升水已没有繁琐的拜祭，也没有神职人员主持，采青时，运动员原要每人口含橄核，以禁止出声，营造庄严气氛，现时也没有了这个要求，但当有运动员的语言过多时，龙舟头会很严肃地加以制止。贺庙是在升水、采青或出大标之后都要进行的，每个坊的龙舟到所属的神庙贺庙，但现时这个内容已基本消失。相较而言，龙舟饭则因生活条件好转而得到加强，各坊在龙舟比赛前后会多次举办规模不一的龙舟饭，重点推出有特色的地方菜肴，外来人员、女性也可参与。这些变化显示，在城市化影响下，龙舟活动的娱神性与神圣性在降低，而龙舟饭所代表的娱人性与世俗性则逐渐加强。

（三）泮村灯会——程序严格保留，细节适度创新

整个灯会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传统的程序，即使是出巡的仪仗据说也是严格依照传统做法。但因应村落的变化，其内容仍然有不少变化。其一是三盏花灯巡游方案变化，由每盏灯把全境游一遍，改为每盏灯分片巡游。［17］其二是因为村落中有横七竖八的电线，起灯时3米多高的花灯必须竖着前行，巡游中便增加了频繁竖起放下的环节。其三是在巡游中适当加入时代元素，包括纸扎动画形象、“四世同堂”彩车等，巡游队员的服饰也能与时俱进。这些变化显示，在宗族的强大支撑下，灯会的城市化痕迹较其它民俗少，但仍然在细节上悄然发生诸多变化，使之能对接城市观众的需求。

（四）路径归纳：强化民俗内容创新

格尔茨提出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地方民俗活动的“特色内容”往往包含了大量的地方性知识。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现代性知识在乡村长驱直入，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甚至损伤着地方性知识。对此，学界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对现代性知识的不满，二是呼吁加强对地方性知识的保护，三是对现代性知识的肯定。而在三地的实践中，我们看到的是将两者融合，这应是对学界的新启发。这种实践主要表现为对“特色内容”的熟悉化和陌生化两方面。

一方面是熟悉化。所谓熟悉化，就是顺应城市人（也包括城市化了的本地居民）的审美需求与审美情趣，加入能引起其共鸣的现代元素。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重视人的城镇化，人的需求不应被忽视甚至无视。但很多学者往往强调了民俗文化的传统性，却忽视了对现代文明的吸纳正是当代大部分中国人（他们仍然留在乡镇，或是进入城市不久）的“刚性”需求，［18，19］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民俗文化的生命力必然大打折扣。在熟悉化方面，3个案例主要是增加体现现代文明的活动形式，如各种现代名目的聚餐、文娱活动，并冠以时髦的名称，而活动规格往往也按城市人的标准举办，邀请城市专业人士助阵。这样就能消除城市人对乡村固有的粗陋、不文明等偏见，使城市人能自然而然地融入活动之中，乡村人也会以之为傲。

另一方面是陌生化。赫尔曼·鲍辛格指出，民俗活动靠上层文化（城市文化）包装而成为淡而无味的翻版，这是其衰落的表现。［20］203笔者要补充的是，3个案例都表明，主办者已然意识到民俗文化中“特色内容”的重要性，着力进行不同于城市文化的陌生化挖掘，寻求着熟悉化与陌生化的平衡。这些“特色内容”正是当地居民对此民俗文化认同的信仰基础，可调动本地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同时，对于久受现代文明熏陶的城市人而言，既有与城市活动、现代潮流相区别的异质元素，又不与现代审美观和价值观相违背，让他们感受到“异域风情”般的魅力与刺激。这就能保证民俗文化最终不会沦为城市文化的拙劣模仿而变得可有可无。

通过熟悉化，使民俗文化更具亲和力和参与性；而陌生化则决定了民俗文化的独特性和存在价值。两者结合起来并保持动态平衡，使民俗文化有效化解城市化带来的冲击，使之与城市生活更具共生性，这或许正是民俗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四、路径三：适时调整民俗活动时间

（一）潮连洪圣诞——举办时间缩短与延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洪圣诞活动为期4天，主要是到全村宗祠接受参拜。现时的巡游时间已大为缩短，即使是规模最大的2009年巡游，也只用了1天时间。但整个活动举办的时间则延长，长达1周，举办者主要是是考虑在活动期间包含周六、周日，好让已过上城市生活的当地居民和周边城市居民有时间参与。这种时间上的缩短与延长，归根结底是内容变化的延伸，使整个民俗活动染上越来越浓的城市色彩。

（二）礼乐龙舟——举办节点调整

传统的礼乐龙舟竞渡在农历九月，原因有二，一是礼乐龙舟非常激烈，农历九月的天气较为适宜；二是礼乐为农业镇，中秋前后乡民们处于农闲，较有时间精力参与。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2012年，国家将端午节定为法定假期，镇内居民顺应这一变化，也将龙舟比赛改在端午举行。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龙舟竞渡并非每年举行，而只在丰年有余财时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举行龙舟竞渡仍然受农业收成因素的制约，但已较为稳定。至上世纪90年代，基本保持每年都举行。但参与人员中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不断下降，整体的体能水平也逐年下降，从2000年始，确定5年出一次“大标”，出“大标”时进行“马拉松比赛”，争夺可观奖金，之前还要对参赛运动员进行为期1个月的集训。平常年份则只是在小河道内进行小型比赛，没有奖金，运动员也只进行几天的训练。这些变化显示，城市的时间节律越来越深刻地改变具有农业思维的礼乐人，使龙舟竞渡有可能从镇域活动跃升为城市市民关注的活动。

（三）泮村灯会——举办周期改变

灯会原来的活动周期为年，但因为外出人员（包括出城、出国）的增多，不少人感到年年举办耗费金钱精力，组织者在2004年开大会投票，决定将周期延长为3年。自此，每到正月十三，各房派只进行小范围的拜祭和聚会活动，每3年进行的灯会则由整个宗族和各房派合力举办。另一个变化是，2014年当地举办邝姓宗亲恳亲大会，为营造节日气氛，专门办了一次灯会，但时间不在正月十三，巡游路线和仪式也较为简单。2012年则为参加江门市的旅游节，而组织了花灯及仪仗队到江门巡游。据说以后组织方也会因应一些特殊情况，破例举办灯会庆典。这些变化显示，这一民俗活动正由有规律、慢节奏的“农村模式”向不规律、快节奏的“城市模式”过渡。

（四）路径归纳：适时调整民俗活动时间

传统民俗源于农业社会，扎根于乡镇，其时间规律也是因应农业社会的要求而形成。城市化为乡村带来的则是工业社会的行为准则，其时间规律必然不同，正如奥维·洛夫格伦所言，它会形成“时间暴政”，“有越来越多的必须同步化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最后时限要达到，以及越来越多不允许重复的时间。”［21］29－31这无形中加大了传承民俗文化的难度。但是，奥维·洛夫格伦没有看到的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居民在城乡之间的“两栖”生活，他们也就成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连接桥梁。这样，就有可能消解城市的“时间暴政”，在逐步磨合中与乡村的时间规律达成一种默契。概括起来，3个案例的时间变化有以下共同做法：

1.因应各自的特点以及城市人的需求进行调整。或是加入“双休日”这一城市生活作息规律，或是将原来的活动举办时间调整至国家法定公众假期，或是为重要的城市活动而破例举办民俗仪式。这些调整虽然遇到一些阻力，但还是得以顺利推行，而推行之后则获得人们的普遍欢迎，提高人们的参与程度。

2.“关键时间”得以保留。所谓“关键时间”就是传统民俗的核心活动时间，3个案例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关键时间”，或是延续神灵巡游的时间安排，或是保证竞渡的时间长度。这一做法说明，当地人在改变的同时，也坚守住了民俗文化的关键要素，使之不被城市化消磨成面目模糊的娱乐活动。

3.以各种方式补偿损失。潮连洪圣诞的巡游时间虽然缩短了，但当地人加入其它内容，打造成民俗文化周。礼乐龙舟的举办时间虽然改变，但当地人以坚持每年举办活动来强化，在短时间内形成对新变化的认同。泮村把每年一次的灯会延长为3年一次，与此同时，族人又把60年一次的“摆大会”缩短为15年一次，让更多族人在有生之年看到灯会的盛况。这些补偿带有一定的创新性，减少了城镇化对乡村民俗文化的冲击，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形成新的平衡，利于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

五、路径四：重构民俗活动的“核心空间”

（一）潮连洪圣诞——适度复原与改变

一方面，当地借助华侨的力量修复了洪圣庙，并将周边几座庙宇、宗祠组合起来，建成“洪圣公园”，并在旁边修建了观赏景点。另一方面是恢复洪圣巡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巡游遍及全岛，体现洪圣菩萨在全岛的主神地位。1985年初次巡游时，仅仅是围绕洪圣公园的道路巡游一圈，规模很小，神像未参与巡游。之后逐渐扩大，2009年则是抬出神像，在全岛的主要道路巡游，成为之后巡游路线的重要参考。巡游空间的曲折变化，一是因为潮连隶属市区，受到的国家意志影响相对较大，只能借一些重要事件逐步试探政府对民俗活动可接受的底线；二是潮连的城市化发展，新开辟的城市道路代替原来的村落小道，成为民俗文化展示的主要场域，显示其逐渐向城市文化活动过渡的趋势。

（二）礼乐龙舟——逐渐缩小与转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礼乐龙舟的赛道长10公里，参赛龙舟需来回竞渡7轮，摘取14支标旗，赛程长达140多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竞渡的赛道不断缩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赛道缩短为2公里，全程20多公里。其原因有二，一是竞渡的赛道上建起了船厂，受这一工业因素影响，赛道减少了1—3公里；二是参与人员的体能水平下降。同时，原来河网密布的环境也因城市建设而有所改变，一些水道变窄，一些水道的桥梁变矮，使传统龙舟已不能在乡村各处自如行走，进而使贺庙环节消失。

另外，以往龙舟活动的核心点在神庙周边，而现时的核心点则在竞渡水道边的嘉宾观礼点——这里是获胜队伍接受奖励的地点。近年，礼乐正筹划在此修建永久性看台，并配备龙舟史馆、广场等城市性质的设施。这些变化显示，龙舟竞渡这一较依赖自然环境的民俗活动，虽然因城镇化而受到限制，但也在城市中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三）泮村灯会——基本复原与异化

传统的灯会，舞灯时花灯会拜祭宗祠、神庙、各村的神社等建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这些建筑几乎都毁灭殆尽，复办灯会时，全村只剩下1座十一世祖听泉祠（从它的位置来看，也确实是全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灯会便一直以之为举办中心。之后，各村逐渐恢复本村的门楼、社坛、宗祠等建筑，而侯王、二王、三王的神庙也终于在2012年前陆续复建。这样，经过20多年的努力，泮村原有的空间得以较好复原。

与此同时，其空间也在发生异化。一是宗祠在平时被用作老人活动中心，宗族的老人们每天都会到此打牌娱乐；二是神庙中的主神被信众边缘化，倒是庙中的财神数量明显增多，也更受信众追捧；三是灯会中人们更倾向于抬花灯拜工厂、店铺这些城市化产物，而对神社的热情变得淡漠。这些变化显示，民俗活动空间虽因宗族的支撑而复原，但仍然难以避免空间内受城市化影响而带来的异化。

（四）路径归纳：重构民俗活动的“核心空间”

秦红增指出，村落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基点，它是一个由诸多文化元素构成的有机系统，也有诸多因素影响到村落原有空间的重构。其中的集体互动因素，就需要加强公共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来促使重构发生。［22］252－265那么，在城镇化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得到空前的重视，这样的因素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民俗活动重构的重要支点。也就是说，民俗活动会逐步倾向于选择这些新构建的空间举办。在这样的重构选择中，并不会使民俗文化式微，反而使之逐步适应村民的需求，释放出新的活力。在3个案例中，民俗活动都存在着向新的公共空间转移的倾向，但值得关注的是，它们在转移的过程中，都注重与民俗文化的对接，使重构的“核心空间”更具意味，争取到参与成员的认同。

1.城镇化为“核心空间”的重构提供支撑。3个案例皆以城市的思维，或将庙宇、宗祠打造成“公园”，或修建展示设施，或在村落修建城市配套设施。这些做法既有利于保留和扩展民俗文化的活动空间，扭转其日益狭窄的局面；同时，也可改善村落的人居环境，吸引原住民停住外迁的脚步。可以说，城镇化为民俗文化的“核心空间”打造了一个时髦漂亮的外表的同时，又保留了一个传统而乡土的里子。

2.城镇化赋予“核心空间”以新的使命。潮连的“洪圣公园”已然成为展示潮连街道文化底蕴最重要的窗口，现时很多重要的文化活动都会选择在此举行。礼乐的永久性看台及其他配套设施可迎合城市人的审美观，让更多市民认识它、接纳它，成为传播龙舟文化的重要节点。泮村的神圣空间也在城市化冲击下发生悄然变化，村民受城市思潮的影响，更愿意将先辈的神圣空间变作追求世俗生活和祈求美好愿景的途径。这些新使命的形成预示着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也在生生不息地发展，不断丰富其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发明”有可能变成新传统，成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使这些民俗文化由民间流传的小传统华丽变身为官方承认的大传统。

六、结语

通过对3个民俗活动的考察分析，我们发现，它们借助城市化大潮，适度引入现代元素，将其纳入自身体系；但又对自身传统有清醒认识与坚定信念，在参与人员上争取“潜在群体”，在民俗内容上保留“特色内容”，在活动过程中突出“关键时间”，在活动空间上重构“核心空间”。当这些传统核心元素与现代元素有机结合起来，民俗文化便展现出较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得益者。由此看来，新型城镇化并非民俗文化的“天敌”，只要处理得当，寻找到恰当路径，当地的民俗文化完全可以良性地延续发展，在新时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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