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文本的遴选原则*

崔　颖

一、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范畴

二、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研究的历史脉络

早自元代至清朝，我国少数民族典籍就开始了对外传播之旅。王宏印概括地将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总结为：1.从单一型汉语到民语的翻译到更加具有综合性的民民翻译、民汉翻译，形成了一条累积性的日益扩大和加深加厚的翻译格局；2.从单纯的文本翻译到经过语言和字典的准备，才进行大规模的汉民翻译或多语种并举的翻译活动，体现出日益成熟的综合格局；3.从仅仅是翻译活动，到把翻译和创作结合起来，甚至在翻译中注入创造性元素，体现出民族之间文化和文学深层的沟通和文化资源利用态势。［3］65到了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翻译进入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视野，代表人物有于道泉，翻译了仓央嘉措情歌（道歌）；美国人洛克对纳西文化的翻译。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整理和翻译工作产生积极成果，如有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的《玛纳斯》文本的整理和汉译，《阿诗玛》文本的整理和英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整理和外译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据统计，我国已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12万种（部、件、册），公开出版的达5000余部，包括一大批有价值、有影响的古籍。［4］413－414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也被作为翻译学的重要领域予以专门的研究。2012年，在中华典籍研究会的指导下，广西民族大学举办了首届“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讨会”，此后又分别于2014年在大连民族学院（现已更名为大连民族大学）、2016年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了第二、三届研讨会，形成了以汪榕培指导下的由王维波领军的东北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团队、以王宏印为代表的南开学派、以李正栓为代表的河北学派和以韩家权为代表的广西学派。在这一系列会议和翻译团队的努力带动下，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及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民族典籍英译事业蒸蒸日上。现有的研究成果涉及了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语言文学、传播学、社会符号学、人类学等，探讨了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的现状、意义、策略、语篇体裁、文化语境等问题。尽管如此，截至目前，已经翻译的少数民族文化典籍涉及的民族还十分有限，主要局限于壮、蒙古、藏、维吾尔等较大民族，例如壮族的《布罗陀史诗》《苹果壮歌》，藏族的《萨格尔王》《藏族格言诗》，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55个少数民族中，大部分的少数民族（44个）的文化典籍仍然没有被英译研究所涉及，［5］这反映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翻译和对外传播工作还有诸多空白尚待填补，其中也尚无对翻译文本的遴选原则的详细论述。

三、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的“新时代”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飞快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家战略的提出，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舞台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之前，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了文化研究领域的话语权，而我们则处于弱势和从属地位，中国形象也主要由西方言论塑造。与过去不同的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越来越强，不会通过贬低其他国家的文化来寻求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世界就发出了关注中国文化、聆听中国故事的最强信号，“中国传统文化热”也已然在全球升温，中国已经在世界上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报告发出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伟大号召，指出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迈进了“新时代”。

翻译的作用在一个民族文化转型时期显得尤为重要，其功能没有任何其他学科可以替代，它与一个国家的现代性、一个民族的振兴息息相关。［6］VII翻译被认为“很可能是宇宙演化过程中迄今为止产生的最复杂的事件”，典籍英译尤为如此。因此，需要基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下，考察典籍英译主体与客体之间相关的诸多因素，这样才能对其全面、真实地了解。［7］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经历了“天朝上国”梦幻的破灭，一批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开始翻译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方面的著作，希望通过介绍西方文明来改造中国的落后局面，以严复、梁启超、鲁迅为代表。严复选择翻译《天演论》，并略去伦理而突显进化，以“达”而并非“雅”作为翻译策略，意在唤醒国人冲破封建蒙昧，接受进步思想。实践证明，他们的翻译路径是颇具时代意义的，在当时为国人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郭尚兴也指出，典籍翻译遵守宏观相契的原则：评述各家理论须与历史文化相契；翻译文本与所属学派、义理和当时的文化相契。［8］由此可见，翻译与语言的革新的论述要结合历史时代的要求，每个时期的翻译都要为它所处的时代服务。“新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翻译和对外传播也承担起了重新全面、准确地树立中华民族文化形象的使命。

四、翻译文本的遴选要顺应“新时代”的要求制定原则

翻译文本的遴选是典籍翻译的起点，直接决定了它的译本能否全面、准确地传达原著的思想内涵。我国典籍外译之初，由于译者大多是外国人，翻译文本的选择往往掌握在他们手中，一些译者在选择文本的时候，受到他们自身的意识形态、翻译目的、个人喜好等因素的影响，选择的典籍往往不能全面准确地代表“中国形象”。［9］而且，改革开放以前，国内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受到了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随着我国社会进步、科技的发展、国际交流的增多、互联网的利用使翻译文本的选择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可以集人力、物力做出最优的判断，选出最好、最准确地再现原文文采的文本。翻译文本的选择则是关乎我们想要向世界传播那些中华民族文化，树立何种“中国形象”的根本问题。这与“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是紧密相连的。因此，笔者认为“新时代”的译者和翻译团队在规划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的路径时，出发点应落在翻译文本的甄选上，并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首先，应遵循“普遍性”的标准。少数民族文化典籍是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是民族发展的“百科全书”，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因此，在其翻译文本的选择上，笔者认为应首先从宏观角度考虑该文本是否具有普遍的研究意义。从翻译目的理论的层面上说，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构成了翻译的必要性。翻译的目的在于冲破语言与文化的隔阂，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可以说：翻译是因“异”而起，旨在“相通”。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文本的选择既要满足“中国文化热”的需求，传播“异域”的特点，更要把握“相通”的原则。只有翻译在世界学术领域具有普遍研究意义的文本，才能“立己达人”，翻译的社会价值才会最大化。以满族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为例。该史诗是我国满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淀着满族先民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审美理想，记录了满族先民的开拓史。但《乌布西奔妈妈》的产生、传承和内容也具有东北亚地缘特点。首先，创作并传承的东海女真人世居乌苏里江以东、日本海西海岸的海滨地带（今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史诗的洞穴遗址位于俄罗斯境内的中国东北古代先民的文化遗存之一，颇具史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多学科价值，故深受俄罗斯和西方学界的重视。［10］IV随着《乌布西奔妈妈》文本的公布及其英译本的出版，必将有助于推动东北亚民族学、民间文学等学科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开展。《乌布西奔妈妈》中还蕴含着萨满文化的内涵，具有突出的萨满文化原生态特征。萨满文化作为世界普遍的原始宗教信仰，早在18世纪就受到了各国民族学家、宗教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心理学家的重视，俄国、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国家还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发行相关学术刊物对其进行研究。由此可见，《乌布西奔妈妈》的翻译具有普遍的学术研究价值，译本不但将我国满族历史文化介绍给了世界，还有助于增进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与合作，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的构建做出贡献。

其次，应遵循“针对性”的标准。从微观角度看，翻译活动的执行主体是译者。译者在选择翻译文本的时候，既要考虑文本的翻译价值，也要考虑自身的研究专长与兴趣所在，所谓“术业有专攻”。本文所说的“针对性”的原则就是强调译者的专业研究领域与翻译文本包括的文化领域要对应或者有浓厚的学术兴趣；换言之，译者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翻译文本所涉及领域的文化研究活动。只有译者具备了针对文本源语言的文化素养，才能产生高水平的译本。传播学家施拉姆说：“一个人依附脑中已有的看法处理外来信息，并且决定派这个信息的用场时，通常总是用来加强他脑中已有的印象，稍加调整，或把原来不明白的地方弄明白。”［11］65西方传教士翻译儒家典籍时的“基督教化”和一些汉学家翻译中国典籍的“西方哲学化”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样的翻译方法使源语文化丧失了自身特点，依附于译入语文化，显然是不成功的，不利于树立“新时代”中国的文化形象。究其原因，就是译者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没有针对自身研究专长，也没有针对文本进行相关文化领域深入的学术研究。相反，美国人类学家马克·本德尔教授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贡献良多，堪称成功案例的典范，彝族“梅葛”之花能在世界文学“百花园”里争奇斗艳，他功不可没。马克教授的英译著作有彝族叙事长诗《赛玻嫫》《苗族史诗》《达斡尔族民间故事选》《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婚俗志》、彝族史诗《梅葛》《彝族当代诗歌中的大自然》等。许多国外学者和游客就是通过他的译文和撰文才了解了中国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习俗，进而来到中国感受其魅力的。马克教授本人热爱中国文化，在中国云南教学和研究期间，多次采访壮族宗师黄先璠，获得许多宝贵的口述史料。为了了解少数民族风格及其文学，他在民族地区考察、体验生活、询问民风民俗，这些田野调查都是他翻译和传播中国民族文化的成功之道，也使马克教授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具备了“针对性”的特点。让我们欣慰的是，2015年11月，马克教授应大连民族学院王维波教授的邀请来到大连，并与该团队达成长期学术合作的协议，双方将进行定期互访，并计划联合翻译我国东北少数民族典籍作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少数民族典籍英译作品，这无疑将大大提升我国东北少数民族在世界的知名度和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再次，应采取“打造精品”的原则。王宏印在第三届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上曾提出要注意少数民族典籍起步、形成与传播较晚的事实与特点。因此，我们应该优先考虑文本相对成熟和完善的少数民族文化典籍，打造精品工程。因为典籍主要为学术和研究服务，文本质量是关键。不容忽略的事实是，一些被翻译到海外的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译者（大多为外国人）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删减，不能保证文献的完整性。例如，Arthur Waley翻译的《蒙古秘史》删掉了98节，几乎占全书的35%。还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例如李正栓曾指出，塔文库1997年出版的《萨迦格言》的“政治目的和宗教目的大于文学目的。”［12］这样的典籍对外传播显然不能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在我国，三大少数民族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都是20万行以上的鸿篇巨制，无论从诗学、美学还是史学价值上都可以与《荷马史诗》相媲美。对于这样宝贵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我们更要倾全力打造精品，树立良好的民族文化形象。以《玛纳斯》为例，它不仅是柯尔克孜族的百科全书，而且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而登上世界文学、文化舞台，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到目前为止，笔者了解到《玛纳斯》的英译本大大小小有10本左右，但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玛纳斯》第一部四卷本的英译本是目前所了解到的规模最大的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的英译本。［13］5对于向世界推介流传在我国的史诗唱本来说，无疑具有重大意义。这一外译成果就是在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之下，将其列入国家重大项目给予支持的情况下完成的。该译本转自汉译本，但汉译本的权威性很高，由精通汉语的本民族学者翻译，因而依据的文本原文比较可靠。相信这样的精品必定会在世界引来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

最后，笔者认为应采取“契合时机”的原则。在“一带一路”国家政策的影响下，世界各国都把眼光投向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处在“一带一路”的沿线，是对外交流的桥头堡位置，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我国政府深入实施“丝路书香”工程，在外向型民族地区挑选优秀的出版物面向周边国家翻译出版。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工作者也要抓住契机，利用与沿路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越南、哈萨克斯坦等国的“人缘相亲、文缘相通”的共通性，让少数民族文化典籍走向周边国家，进而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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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经过漫长的历史融合，共同发展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典籍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在中国社会进入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新时代”的条件下，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翻译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对外传播的重要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文本的遴选原则关系到能否讲好中国故事，“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因而典籍翻译工作者只有遵循一定的文本遴选标准和原则，才能去伪存真，取中华文化之精华，向世界展示一个丰富饱满的中国文化形象。

参考文献：

［1］吴肃民.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概论［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2］王宏印.中华民族文化典籍与翻译研究［C］//王宏印，朱义华.典籍翻译研究（第八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3］王宏印.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概要［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6.

［4］包和平，李晓菲等.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学概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5］荣立宇.中国民族典籍英译研究三十五年（1979－2014）［J］.民族翻译，2015（3）.

［6］罗选民.翻译与中国的现代性［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7］王宏.当代语境下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C］//王宏印，朱义华.典籍翻译研究（第八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8］郭尚兴.论中国传统哲学整体性观照下术语英译的意义相契性［J］.中国文化研究，2015（4）.

［9］李征.中国典籍翻译与中国形象——文本、译者与策略的选择［J］.长春大学学报，2013（9）.

［10］吴松林.乌布西奔妈妈［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2.

［11］宣韦伯.传媒·信息与人：传学概论［M］.于也鲁，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

［12］李正栓，彭彤.藏族格言诗文本及译本研究述评［J］.河北学刊，2014（11）.

［13］梁真惠.玛纳斯翻译传播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