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方式的变化与变动中的乡村秩序*
——以柏林弯社区文化实践为例

余　珍　冯钰伟

一、问题的提出

有关社会文化变迁对地方社会带来的影响已经成为人类学界广为谈论的话题。事实上，社会文化的变迁、外来文化的介入发生在历朝历代，并非为现代社会所特有。只是近年来表现尤为明显，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社会变迁破坏了原有的社会与宇宙秩序。［1］229国家与地方互动的增多、农业社区几千年的传统结构随着工业文明的进入而被打破与重组。而随着乡村社区人口大范围的流动，社区内主要劳动力结构及社会结构势必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本文的研究对象柏林弯社区，隶属于四川省通江县花溪乡走马村的二社。是一个以张姓宗族聚族而居的自然村。农业和养殖业为柏林弯社区的主要收入来源。［2］社会经济生态发展严重滞后，使得柏林弯社区一度成为巴州区的特困农村社区。［3］138近年来，与处在工业文明冲击下的其他农村社会一样，柏林弯社区“生于斯、死于斯”的生活常态被打破，社会生活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3］17外出务工导致了地方大量的年富力强的劳动力外流到都市，老人、妇女和儿童成为社区主要的力量，整个社区呈现“空壳化”状态。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社区的社会结构是不完整的，抑或是暂时不完整的。［4］137而“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5］。从笔者数次的调查来看，柏林弯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凋敝、没落的社会边缘社区，而是选择了利用返乡精英带来的外来项目和外部力量这一资源管道，通过具体的行动向外界展示了自己充满生命力、富有生机的社区图景和文化生活。①相关项目在柏林弯社区的展开具体有：2005年，当地村民利用张浩良在柏林弯社区投入的资金，修建了引水渠，解决了村民的用水问题。2008年，在小母牛项目组织的资助下，柏林弯社区成立了互助小组，管理社区的日常事务。在发展市场项目组织的资助下成立了腰鼓队和山歌组，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2009年，张浩良带领村民主持修建族谱，并于2010年完成。2010年，在香港社区伙伴的资助下，当地修建了垃圾池，并建立了社区的排污系统。2011年，山歌组和腰鼓队的成员首次参加在成都举办的社区艺术节，并与外界展开交流。2012年至今，社区开展本土资源调查，并开始了生态农业的尝试，挖掘地方文化资源。

在柏林弯社区的文化实践主要是通过地方精英、社区居民和外来NGO援助组织这几种力量的内外结合而实现的。2005年，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②张浩良成立的NGO组织，该组织的宗旨为：研究和改善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增强贫困群体的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事业的协调发展。会长张浩良③张浩良原为柏林弯社区村民，后在扶贫办工作。和家人组织成立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通过在平昌、通江等地做援助活动。具体参见后文的“返乡精英的人生历程”一节。回到柏林弯社区，并将小母牛项目组织④小母牛项目组织是在美国注册、成立的NGO组织，1989年在成都成立办事处。主要致力于救助全球贫困与饥饿，以减少贫困、改善生计为发展目标。、香港社区伙伴⑤“香港社区伙伴”是在香港注册成立的NGO组织，它主要致力于协助社区以完整的观念思考农业、生计与自然和社会的联系。在柏林弯社区投入的主要为生计及社区艺术方面的项目。等外界组织带入社区。柏林弯社区的村民借助这些外力，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展开了相应的文化实践，现主要就柏林弯社区的村民在经济领域展开的行动进行研究，探讨实践与结构的能动与约束关系。以期对农村发展研究提供一个参考文本。

本文基于文化实践的角度，把受到内在传统和当今社会各种力量作用下的柏林弯社区作为一个研究单位。通过动态展现柏林弯社区在生态农业、本土资源调查和本土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分析在社会转型期中，社区在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后，如何调整自己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对这一调适过程和可以持续的机制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解读。［6］这有助于我们看到各种力量如何在具体的场域中相互作用，并对我们的社会是如何被建构的有更好的理解。笔者认为，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揭示我国乡村社会文化实践的内在动力和运行法则，为我国其他农村地区的乡村治理提供一个参考。［7］

二、返乡精英与村民的经济逻辑

（一）返乡精英的人生历程

传统精英在改革后重新浮现，是我国收缩社会控制力度的必然结果。［7］在柏林弯社区文化实践的过程中，返乡精英张浩良充当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张浩良原为柏林弯社区村民，其父读过几年私塾，并在1950年被选为村小组组长参加村里的土改工作，后又继任两个社的会计。1958年任乡政府的会计，主要负责两个村的会计辅导和管理工作。在担任会计的期间，因揭露了村支部书记及干部私分粮食的事而招致了他们的报复，仕途从此遭受影响。张浩良的父亲一生坎坷，无论从教、从政都没有升迁，一直留在故土。在乡土文化的天地里，半生乡土半作书。在当地，无论红白喜事、乡村应酬以及对联和诗歌的编写使他成为活跃在村里的重要人物，他本人也因为有了一份文化的自慰感和对道义的承载感，对这些事情乐此不疲。其父的人生经历对张浩良影响极深。受父亲的影响，张浩良从小便很喜欢读书。也喜欢钻研中草药，懂得基本的医术。1977年国家改革招生制度，张浩良考进了四川林校。1980年毕业后分配到通江县边陲的林场，由于他工作能力出色，1984年成为了林场的副场长。后被调到扶贫办公室工作。1998年，张浩良到美国培训，他将自己的家乡与国外作对比后，看到了家乡的差距。“发达国家旅游业也发达，从不在自己生存的土地上滥捕杀伐生灵。”［8］99这为他以后在村庄治理与开发方面打开了思路。

从事林业和扶贫工作30多年的经历，使张浩良认识到现在的农村社会不足以让村民安身立命。传统道德约束力量的削弱、自然环境与土地资源的破坏、文化观念的落后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贫困的根源所在。2004年，张浩良发起成立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这一NGO组织，张浩良为董事长，其子张熙明为研究会会长，儿媳张雪梅为研究会的主任。①张浩良发动成立的NGO组织。他欲通过研究和改善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增强贫困群体的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事业的协调发展。从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会歌和制定的行为规范可以看出他的思想。［9］

会歌：扶贫济困，共克时艰。公民，是我们尊重的高端；富民，是我们坚守的前沿。今朝汗水洒下地，明天硕果挂满山。保护生态，美化家园。惠民，是我们坚定的志愿；公正，是我们无声的誓言。踏遍千山和万岭，引来春风百花艳。倡导文明，更新观念。教育，是我们工作的起点；健康，是我们永恒的期盼。美德高风新气象，人寿年丰笑声欢。

行为规范：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仁爱友善，互动守信；学研言行，道义责任；人文智慧，自然至尊。

客观的物质、社会和历史结构以及行动者的惯习结构是研究行动者文化实践过程必须要同时关注的两个因素。［10］349离开了对影响行动者进行文化实践的社会环境的了解，对他们在具体的文化实践过程中的理解以及把握势必也是单薄的。从后文的张浩良在柏林弯社区所展开的具体文化实践可看出，在幼年时和集地方返乡精英、NGO力量和政府力量为一身的多重身份如何对张浩良展开具体产生影响的。

（二）返乡精英与村民之间的互相探底

张浩良最早选择的是地理位置较为边缘的贫困村做扶贫项目。他认为，虽然取得的效果很好，但是由于过于边缘化，项目成果不易扩散。同时，考虑到往返贫困村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较多，以及边缘地区的山高路陡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威胁使得其调整了思路。柏林弯社区的地理环境相对于较为边缘的地方更易进入，资源和时间也可以更有效的利用，这是张浩良选择柏林弯社区首要原因。其次，张浩良认为，关注柏林弯社区是因为它有一定的人脉基础和文化资源。据张浩良讲，在柏林弯社区有两个会拉二胡的人，即张御和与张贵良。张御和在辈分上高于张贵良，二人因为互送二胡弦而联系紧密。基于这样的基础，张浩良便欲通过张贵良和张御和的互动方式为契机，鼓励以此来传达和联系村民的感情，增强社区的凝聚力。柏林弯社区有着丰富的山歌资源和唱山歌的传统也是张浩良选择它的另一原因。选择柏林弯社区的第三个原因是最为重要的，即它是张浩良的故乡。张浩良坦言：“你要是1949年以前离开故土的人，回去看到村里那些横七竖八的小房子也不是滋味。老掉牙的堰沟和那些残存的土地，随处可见的牲畜圈舍以及遍地的污水和垃圾。别人能通过这些外在的环境判别这个村子的人家，有某种文化的缺失和断裂，环境和生活痛苦指数很高。”但是由于他长期离家，对柏林弯的情况已经缺乏了解。2005年，张浩良的项目获得了福特汽车环保奖，他便利用10万元的奖金分别做了两个项目。其中的5万元被投到了柏林弯社区做饮水项目。投入这一项目的背后是张浩良对柏林弯社区的一种试探。柏林弯社区的村民充分利用5万元做了饮水系统，达到了张浩良预期的目的，这也是张浩良源源不断地把资源带入柏林弯社区的起点。

第二个项目的投入则是发展市场的项目。主要是通过投放果树苗的方式，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据村民张富良讲，“在项目刚进入时，有些人因为对张浩良不了解，不知道是做什么的，认为他做的是歪门邪道的事情。我们就是在旁边看看他要做出什么事，看看他来柏林弯做什么”。随着项目的开展以及成果的显著，村民们开始由观望的态度到慢慢地对张浩良产生信心。“双方都在磨合，互相探底。目标相同了，双方才会有互相接受的可能性，我是这样的，村民也是这样的。”张浩良对这一点很清楚。随着一个个项目的实施和进行，张浩良及村民的成就感和自信心也随之增强。在乡土社会成长的经历使得张浩良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村民所拒斥的和所需要的是什么。市场经济决定了传统士绅地位的下降，资源取而代之。他引进果树、带来资源让村民看到希望。通过互相的探底、磨合，二者才开始合作。他认为，村民之所以选择与他成为伙伴的另一原因，主要是因为项目的公开化和透明化，这也正是政府所欠缺的。

张浩良进入柏林弯社区缘于他深信在当地能够获得自己所需的利益。即柏林弯社区比他最早选择的贫困村具有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和交通上的便利性。此外，柏林弯社区有着氛围良好的人文基础，柏林弯社区丰富的山歌资源以及会拉二胡的资源人都为张浩良在柏林弯社区展开实践提供了条件。事实上，最终使得张浩良在柏林弯社区展开文化实践的最主要原因是柏林弯社区饮水项目的完成达到了张浩良的预期，使他获得了信心。而柏林弯社区的村民对张浩良的态度也发生着由开始的怀疑到尝试再到信任的转变。发生这种改变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张浩良带来的资源解决了社区内的生计问题，使村民看到其中的“利益”，并愿意采取行动获得利益。其次，张浩良集政府力量、地方文人和NGO力量为一身的多重角色，对其在柏林弯社区的实践的展开均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

（三）自组织机制的建立与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柏林弯社区，张浩良成立的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充当了一种沟通内外的力量，一方面从外界组织争取到资源并引入社区，另一方面又带领社区制定适合地方社会的发展规划，将内外的力量连接起来推动社区的良性发展。首先从村容村貌治理开始做起，并通过香港社区伙伴在社区内修建专门的排污泄洪区，缓解了山洪的危害。为了激发村民参与公共建设的热情，在小母牛项目组织的资助下于2008年成立了互助小组，形成当地自组织机制，管理村民的日常事务。村民成了主要的组织和建设力量，为柏林弯社区的建设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机制。通过几年的发展，互助组在社区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社区内的大小事务、发展规划及其具体执行都是在互助组的组织下进行的。互助组配合小母牛项目组织和发展市场项目的资助，改建猪牛圈舍60眼，共计320平方米；种植无公害蔬菜12亩；种植无公害粮油49.5亩；修建公路1.3公里。到2009年6月，共投放17万元用于村落的建设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中，修建沼气21口，改圈改厕21户，改厨15户，改圈面积共计336平方米，修建生态厕所1处，卫生站1所，图书室3处，购买电脑一台，修建公路500米。栽种各种果树1600株，面积共21亩。栽种无公害蔬菜8亩，用于自食。2009年6月后，在发展市场项目的资助下，互助组花了1500元用以投放5000尾鱼苗，实验养殖，拓宽柏林弯的发展途径。①以上数据来自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的相关电子资料。2010年，柏林弯社区争取到香港社区伙伴资助的20万元，用于改善村落的基础设施，包括修建排污泄洪渠，蓄水池及垃圾池。

三、生计经济的实践与本土经济的发展

（一）生态农业的尝试与外出务工者的探索

1.生态农业的尝试

农耕文化造就了社区经久不衰的智慧，而近年来化肥、农药的使用，以及外来物种的进入使得柏林弯社区逐渐失去了农业的自主位置，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外界和市场。为找回社区在农业方面的自信，张浩良受到在泰国学习的启发，鼓励社区村民发展生态农业，倡导村民健康生活。在互助组的倡议下，柏林弯社区提出了“生态家园，和谐村庄”的建设目标。本着“一控（控制或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二排（污水无害化，管理垃圾排放）三生态（保护自然生态，培育人居生态，发展生态经济）四促（促进安全、健康、互助和文化）五自（自愿参与、自我组织、自主实施、自我管理、自担风险）六和谐（社会和谐、经济和谐、生态和谐、家庭和谐、邻里和谐、社区和谐）”的宗旨，对社区进行了整体规划。涉及到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柏林弯希望走生态经济之路，规模种植果树和茶叶，并且形成养殖鱼、种水稻与旱地的生态农业链。

由于对生态农业的不了解，起初村民都不愿意尝试。因为与香港社区伙伴“发展生态村庄，倡导健康生活”的理念相符，张浩良便从香港社区伙伴那里争取到一定的培训资源。通过培训村民，试图让他们开始了解和接纳生态农业。但是这一效果并不明显，社区内很少有村民愿意带头尝试。鉴于此，互助组找到社区内思想上比较“先进”的八户农户，通过协商，将他们定位为生态示范农户，并给他们投入香港社区伙伴提供的培训和指导。社区所做的相关尝试包括保护水资源、建设排污工程、发展生态养殖及堆肥等。张浩良之子张熙明认为，发展生态农业应当坚持自愿而非推动式原则。现在柏林弯社区的工作方法是通过对生态种植和生态养殖做记录，以求与发展生态农业之前的农业作对比。在对比中让农户自己发现好处后并将其展示出来，让其他农户明白生态农业的益处，进而带动更多的人发展生态农业。同时，这也是当地发展生态示范农户的主要目的。

据调查，在柏林弯社区的生态示范农户中，刘长茂的变化是最显著的。这之前，村民刘长茂很少参与社区内活动，对社区事务也表示“不感兴趣”。但是对生态农业的尝试却显得非常积极，他的生态农业循环模式主要是发展混合农业，即散养本地生态鸡于种植的茶园和果园之中。在果园和茶园中，他还养殖了蚯蚓，既可被土鸡食用，又可松土。而土鸡在园中排的粪便亦可以培肥地力。在访问中，刘长茂表示，“唱山歌和跳舞都搞不来，种地耕田还可以。之前搞不懂张浩良是做什么的，现在是搞明白了，就愿意做来试试，试了之后才晓得生态农业也是真的好”。

刘长茂的生态农业循环模式（混农）特色，即生态家园，本土经济，资源与能力系统规划，茶果鸡鱼混农模式，建立种养生态资源循环系统家庭农园；在发展过程中边学习、边行动、边思考、边改进；在遇到的困难与挑战时，包括劳动力不足、资金不足、社会评头品足时仍旧持之以恒。他认为自己发展混合生态农业的主要特征为：多品种发展本土生态资源，作业时间合理，不相互挤占；果园内构成开放式或内生式生态及生物资源良性循环系统；可以搭建社区体验式学习、实践、分享交流平台。

张浩良在与香港社区伙伴的谈话中提到，虽然生态示范农户有了效果，但是与预期的还有差距。另外，柏林弯社区在生态农业方面的技术支持比较少，发展生态农业的理念在村民中也不明晰，许多村民对为何发展生态农业而非跟随主流市场经济农业抱有疑问。这一谈话的原因，主要在于向香港社区伙伴争取资源，请外来生态农业的专家对农户进行培训，以解决在发展生态农业中遇到的问题。事实上，香港社区伙伴很快便请来了相关的培训者对社区做生态农业方面的培训。同时，为引导和鼓励生态示范户与其他农户进行生态农业方面的分享，张浩良组织社区生态示范农户到郫县安龙村去做交流与学习，以增强他们对生态农业的认识，提高他们的参与热情。在生态示范农户中，村民张继良之前对生态农业曾持有怀疑态度。在一次大会上他提出：“没用农药和化肥产量怎么上的去嘛。”而安龙村学习归来后，他对生态农业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并且开始尝试扦插本地作物“臭黄荆”。在笔者从田野点回来的路上，恰逢张继良与花溪乡上的司机吵架，原因便是花溪乡的司机质疑生态农业，而其质疑的原因与之前张继良对生态农业的看法是相似的。从张继良这一转变来看，通过对外交流与学习、对生态农业相关知识的培训及实践在生态农业的推广中无疑具有很大的作用。张浩良在引导当地发展生态农业中，对此是深知这一点的。

生态农业理念在普通村民心中的灌输初见成效，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了生态农业方面的尝试。无论笔者在柏林弯社区哪个家里吃饭，村民皆会满脸自豪，“这是生态的，没有农药和化肥，吃着放心”。可见，经过几年的努力，村民从对生态种植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态度发生了从排斥到尝试，再到接受的转变。尽管这种转变的过程是漫长的。

行动者的“趋利性”是行动者利用资本在场域内展开行动的动力。［10］245刘长茂作为生态示范户发展生态农业源于他深信发展生态农业是“好”的事情，可以给自己带来一定的收益。这背后自然有他出于经济理性的计算。在发展生态农业之前，刘长茂作为一个并不积极投身于社区事务的村民，表现了对张浩良带来的各种资源及社区事务的淡漠。而随着生态农业在柏林弯社区的开展，及张浩良在发展生态农业方面争取到的资源均符合刘长茂的“需求”，这一需求便使他进入到生态农业的领域，并利用自己的智慧在该领域内采取行动，以不断地扩大自己在其中所拥有的资本，提高自己在社区内的地位，改变着自身的结构。

同时，张继良对生态农业的最初排斥，源于他长期从事农耕的经历而形成的思维模式。他的经验告诉自己，只有使用农药和化肥，农作物才会增产。而行动者的思维模式在其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被不断更新和形塑。以生态示范户的角色到安龙村学习交流的经历开启了他对生态农业的新认识，认识到了发展生态农业的可行性。这也是他对生态农业的态度发生很大变化的主要原因。

2.外出务工者的探索

随着社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开始起步并有了较好的发展。出现了社区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发展农业的趋势。其中，返乡青年王堃人自1996年外出务工后很少回家。此次回来距上次已经有两年之久。王堃人和妻子决定回社区发展源于两个月的回家探亲，发现家乡的环境、交通和生活方式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刚回到社区他便发现，社区内的蔬菜种植和家禽、家畜养殖过于分散和小规模化，造成了吃不完、卖不掉的局面。因此，他倡导各家各户规模种植蔬菜和养殖家禽来增收。他可作为中介负责收购村民的蔬菜和家禽并自行运输到巴中市售卖。这一倡议并没有得到其他村民的响应。为此，他抱怨村民小农思想比较严重，不敢承担风险且难以有效沟通。他初步打算先说服几户做示范，进而带动其他人家。关于发展生态农业，他认为化肥、农药还是可以少量的使用，否则效益就不好。他的这一想法被村民知道后，立即引起了反对意见。张浩良认为，对于外出务工者返乡发展采取鼓励态度是必要的，然而对生态农业的理念是没有商讨的余地。

张浩良在他们刚刚回到柏林弯社区时就充分的利用和抓住他们，将王堃人固定为连接社区内外的司机解决其生计问题，对广东籍的王堃人之妻固定为社区的讲解员，主要负责进入柏林弯社区进行考察、投资和学习交流的外来团队的接待工作。张浩良通过把王堃人作为社区外出务工返乡的示范户，以建立社区的传承机制，保障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此外，互助组让每一户动员自己的家人回到社区，并允诺为每一个返乡者提供一个平台。面对外出务工者的生存现状的不乐观，他们将社区未来的规划以及社区工作的方法做了宣传规划。为了让返乡务工者有更好的发展，张浩良和周围三个县的几位老师为务工者做返乡计划的培训。王堃人对家乡的建设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社区要发展生态村庄具有可行性。但是困难在于村子里没有年轻人，老一辈想做，但是由于客观原因许多事情是做不来的”。事实上，年轻人作为老年人和学生之间的连接，在柏林弯社区的确是薄弱的一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村子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在外务工，部分年轻人已经在外落户。除了个别村民在花溪乡落户外，其他的人均去了更远的地方定居，其回来的可能性很小。此外，王堃人表示，虽然尚未回来的务工者亦不乏抱有挣钱后在城市发展的意愿，但是看到家乡的变化之后，更多的外出务工者迟早会回来。

外出务工者作为一个群体，因为有着相似的经历和相似的心理，因而很有可能产生相似的实践。因此，以王堃人在柏林弯社区的发展来吸引外出务工者返乡，或许是解决当地社会结构断代的方法之一。通过沟通与培训，使王堃人对生态农业和健康饮食的理念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后，鼓励其发展本土经济的做法未必不可行。但是，单一依靠王堃人能否使更多的外出者返乡，仍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张浩良认为，一方面通过外出务工者返乡发展的带头作用，另一方面借助于节日的筹办，将社区现有的精神面貌更好地展现给诸如王堃人这样的务工者或许会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既可以培养年轻人对村落的认同感，同时也可以吸引他们主动参与到社区活动的学习中来。

从以上可以看出，外出务工者王堃人返乡的原因，表面上来看是由于他看到了社区的变化，认为在社区发展农业有很好的前景。这种“趋利”的心理导致其采取行动，带着自己的妻子回家乡发展。而对于刚刚回到社区内的王堃人而言，因为长期离开柏林弯，近年来未参与社区的日常事务，对社区的了解也比较少，在社区事务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但是，“场域是一个动态空间，各个进入场域的行动者根据自己占有的位置和拥有的资本，采取相应的策略，从而建构场域的结构”［10］242。即行动者在场域内的位置是通过有策略的行动可以得到改变的。王堃人作为一个刚刚加入进来的新成员为改变他在社区内的地位，势必会采取相应的策略对原有的社会结构进行挑战，对社区发展农业的建议便是他为改变这种支配性地位而做的努力。而村民作为原有结构的利益者，他们自然会反对，以维护现有的秩序。

（二）文化自觉与选择：本土经济的发展

费孝通笔下的传统乡土社会是人们可以安身立命的。而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乡村社会必须要与市场对话，才能发展。张浩良认为，仅仅靠粮食生产不足以让村民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富裕的生活。对张浩良来说，民俗生态旅游可能是一个选择，他认为这是一个可持续的生计发展方式。

一个良性的生态环境和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可供游客观赏和参与的旅游资源是发展民俗生态旅游必不可少的条件。为更好地了解和认识社区资源，建立社区的联系，当地在张浩良的带领下开始了社区本土调查。主要有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的工作人员、社区骨干农户、项目示范户以及花溪乡中心校的中学生、走马村小学师生共33人参与调查活动。通过社区本土调查，将社区村民和学生带入自然，带入身边的关系。调查主要涉及社区的动植物资源、溪流及历史文化资源。

此外，香港社区伙伴带来发展生态农业及饮食、手工作坊的视频放给村民看，以供参考和学习。在播放的视频中，有关制作紫苏酱的短片引起了村民们的讨论。柏林弯本地有紫苏生长，不少村民看过视频后想要尝试做紫苏酱。播放结束后，以妇女为主的村民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表现出对制作紫苏酱的兴趣。张浩良认为，柏林弯社区可以挖掘本土资源，制作自己的产品，在满足了自给自足后，亦可以在上面刻上自己的标志销售，发展本土经济。从现场反应来看，村民们对此很感兴趣。事实上，这一提议之所以能够得到村民的响应与过去几年展开的本土调查不无关系。通过本土调查，柏林弯社区已经挖掘了许多可供利用的本土食材和香料。鉴于此，张浩良提议的在柏林弯社区挖掘本土的健康食材，发展本土经济的愿望是极有可能实现的。

社区想开设一个卖本土产品的商店。而社区内目前现成的本地产品主要有白酒、醪糟和酿酒。村民认识到发展本土经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许多物种的搜集和配备便需要很长的时间。本土资源的调查与本土经济的发展，是柏林弯社区的村民对新的生活的追求，而这一追求也是源于在柏林弯社区展开的一系列的文化实践活动的产物。同时，这一追求又促使柏林弯社区的村民展开新的实践，并建构着柏林弯社区新的变化。

四、结论

关于乡土中国文化困境的百年论说最为突出的两派就是以晏阳初为代表的“治病派”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自治派”。［11］柏林弯社区作为一个多重力量进入的农村社会，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非常值得关注。地方精英返乡和外援力量的进入，推动了柏林弯社区的文化实践并使社区村民的文化认同和社区身份得到了重新的确立和增强，被激活的文化符号使得社区再度建构了自己的文化镜像。因此，当地文化实践的尝试既是外援力量的推动，但更重要的是文化自觉的表现，亦是当下生存需要的地方力量行动的使然。从柏林弯社区在经济领域的实践可知，它在多重力量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地选择调适着自身的实践逻辑，表现出了既非完全的“自治”，也非完全的“他治”。［12］14－30柏林弯社区的村民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借用外援力量，根据自己的条件主动去适应社会，通过行动来获得社区的生命力、组织力、凝聚力的举措，为社区营造了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情景。

对柏林弯社区经济实践的过程研究，动态地呈现了文化实践中结构与实践的约束与能动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文化结构如何在行动者的实践中被建构的，这一被建构后的结构又如何在新的社会结构中作为“文化”对接下来的实践产生影响。笔者认为，通过动态的文化实践，可以清晰把握住当下农村社会运作的内在动力和行动法则，对我们探索今日农村社会的出路有一定的指引作用，这也是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研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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