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的认同抑或隔离：中外民俗体育性别参与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西班牙斗牛舞与水族斗角舞的田野考察

孙群群，白晋湘，张小林，万 义

（1.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体育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0；2.吉首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同为斗牛舞，一项为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舞蹈文化，一项为西班牙国本土的“国舞”，它们在不同地域与文化意境中进行独自演绎，二者是否在某种性别行为上有着特定的联系？

水族斗角舞，亦称斗牛舞，水语称dǒu qui或dǒu ɑɑɑ，即“斗贵”或“都刀”，有时也叫“贵都刀”，汉译为“水牛打角”，意即斗牛、斗角。斗角舞表现为以牛角道具代牛，在芦笙节奏下2人持道具作2牛顶角相斗状[1]。据相关文献资料记载，水族斗角舞是由“公牛”、舞伴组成，音乐是以芦笙节奏为基调，随着芦笙手奏出的音乐进行翩翩起舞，斗角舞的“公牛”是由2个年轻的小伙组成，一人头戴形似牛头、带有牛角的斗笠，一人身批具有水族特色的马尾绣图案的花绸布，以遮盖舞者的背部，以此充当公牛。舞伴是5位男扮女装的“姑娘”（这里的“姑娘”是受传统封建思想束缚的影响，觉得女士跳斗角舞有侮辱祖宗之嫌，因此以“男扮女装”之说，但据有关老人口述得知，以前斗角舞根本没有舞伴之说，后面的舞伴也是现代民间艺术家将其创新结合芦笙音乐而创造出的富有特有的视觉、听觉的映像，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口味）[2]，头戴用3根白鸡毛、1根野鸡毛和竹篾编成的帽子，腰拴用白鸡毛做的花裙子。5位“姑娘”随着芦笙音乐的节奏跳插秧、薅秧、收割、庆丰收等动作，极具水族传统的稻作农耕文化特色[1]。斗角舞是水族特有的民俗活动之一，水族每年的传统节日以及祭祀、婚嫁等场合中都会出现2牛相斗的斗牛表演，它是水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水歌、赛马一并列位水族特色民俗文化活动，近些年逐渐受到体育界、民俗文化界、舞蹈艺术界等领域专家学者广泛关注。西班牙斗牛舞是西班牙“国舞”，相传起源于法国，盛行于西班牙，据相关文献记载：斗牛、起源于宗教祭祀活动，13世纪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世开始将祭祀活动转变于表演，以供皇室贵族观赏，斗牛表演分为公牛、斗牛士、器具（斗篷、服装）等……斗牛表演展示了男子汉魅力，凸显了血性与勇猛……斗牛士不得女士扮演[2]。

由此可知，水族斗角舞在传统的表演上还是以男士表演为主，无女士参与，就算出现了“姑娘”，但是受封建思影响，女士也是上不了“正席”（这里是根据水族当地特有的民俗风俗习惯而著称，一般是正式场合，例如：祭祀、祭祖、村寨重大的传统节日活动）[3]。而西班牙斗牛舞也是受父权主义及传统封建思想影响，表演的斗牛士也都是矫健强壮的男士担任。因此得出了一个结论：中西传统斗牛舞，不管在何种地域，都受男权主义和封建社会思想的束缚，参与者都是男性。这就会给我们一个特定的思维惯性，斗角舞一般都是男性的专属运动，但现实却并非如此。笔者查阅了近些年来文献资料并通过实地考察，发现水族地区斗角舞的女性慢慢地也融入了这项富有男权主义色彩的运动，在主要的角色中也初有倪端。而由西班牙斗牛赛“进化”而来的斗牛舞也都是由女士为主（或男士和女士共同完成），吴景勤在其《马德里纪行》一文中提出：据说几百年来,西班牙法律一直禁止女性斗牛,因为斗牛毕竟是一种不是牛死就是人伤甚至人亡的危险职业。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体育事业的发展,西班牙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卷人斗牛活动,参加妇女斗牛俱乐部、妇女斗牛训练班等[3]。这一系列女性参与斗角舞的性别转变引起了笔者的思考，为何在不同场域中出现的斗角舞会在近现代会出现女性“加盟”？而在当代社会中发展更加猛烈？中外斗角舞女性的出现，是男权主义的迫让或女权运动的胜利？斗角舞女性的出现是否与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失衡有关？女性参与斗角舞是迫于政策工具？围绕这一系列的疑问，笔者在知网等学术网址以“斗角舞”“斗牛舞”“工具理性”等为关键词，查阅30多篇文献资料，并结合相关专著和斗角舞视频等资料，对西班斗牛舞和水族斗角舞进行了相关考察分析，并力图在社会性别理论和社会人类学等相关理论的支撑下展开探讨。

1 社会行为参与的话语解构：工具与性别二维视角

人类的社会行为参与是基于一定的目的，而且必须赋予一定的意义价值所在，它不是一种个体属性表现，而是以一种群体意义表达[4]。康德曾说：人的“自由终极价值”应当为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端表达。马克思·韦伯在康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性诠释，即目的视角的工具合理性行为和价值视角的价值合理性行为[5]。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1922）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里描述岛上居民在储存食物时并不是防以后期食用，而是在于炫耀，这表露出了人类经济交往中不仅蕴含着浅层的工具理性，更流露出了深层的价值理性，而价值理性难以在工具理性面前得以简单的表达[6]。塔尔科特·帕森斯（1937）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行动理论，其是由目标、情景与规范组成[7]。法国的皮埃尔·布迪厄（1970）将社会权利这一工具理性进行升华（即合法化），并提出了符号权力中工具理性行为“误识”和“合谋”的内在缘由和社会机制[8]。万义（2014）从“自由终极价值”到“工具与价值”二端再到“社会权利符号中的工具理性行为”……这一切无疑为我国体育参与行为的研究体系提够了理论支撑[9]。

从哲学视角看体育，是当今众多体育学者以及哲学学者比较热衷的一个研究视角，国内就涌现出一批丰硕成果：胡小明（2002）在《竞技运动文化属性的皈依——从工具到玩具》中倡导：中国体育在新时期从政治旋涡回归文化主流的趋势看，竞技运动文化发展应“从工具到玩具”[10]。夏成前（2008）从生产工具与体育工具2个层面阐述了二者间的关系，指出在不同的地区当地人可以因地制宜，自制体育工具，以至于用来娱乐与健身[11]。万义（2014）在对湘西3村女性体育参与的工具理性进行揭露后，提出了3村女性的体育参与应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进行回归，并将符号权利支配关系的误识与合谋这一理论逻辑在3村女性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9]。杨海晨（2015）从演武活动的历史渊源进行研究，指出了该活动是广西南丹地区地方性知识，它的出现符合工具理性的人类社会行为“作为集体记忆的传统行为”，对研究“体育的多元起源”理论体系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价值[12]。叶金育（2016）从体育产业与财税政策工具的直接内在逻辑进行研究，指出了全方位、多渠道对政策工具内部与外部进行有机组合配置，体育产业才会出现更好未来[13]。凌占一（2016）从人的角度进行入笔，对美国体育教师评价工具进行理论研究，得出对体育教师的评价应从多维度指标进行全方位设计，要确立教育性评价的取向,更要设计完整、系统的指标体系[14]。周红妹(2017)运用政策工具视角,分析2010年以来的政府体育产业发展思路，为地方重新制定相应的体育政策提供一定的实施建议与意见[15]。湛冰（2017）认为美国老年体育政策工具是美国政府促进老年体育健康、持续、快速发展而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通过借鉴Rothwell和Zegveld的政策工具分类相关研究，指出美国老人现阶段为了保持健康还是与老年体育政策工具分不开，也指出了美国老年政策工具出现的忽略地域性和个体差异性的特点，为我国老年体育政策工具相关制定提供参考[16]。万义（2014）等学者指出，目前国内对于体育参与行为的研究只停留的在自上而下的工具行研究，忽略了人性的田野研究范式，但是从近5年的相关研究来看，国内对体育参与行为的研究逐渐从自上而下的研究范式、研究物态（局外人的视角）转向自下而上的人性研究（局内人的视角）与自上而下相等的局面，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田野调查的“局内”体验注重体育参与行为的个案实证、注重人类社会行为与社会建构内在规律的探索，正在引起国内学者与专家的重视，对我国的体育参与行为体系的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9]。

社会性别理论是20世纪60-70年代女权运动后的产物，它指出人是由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组成的，一为与生俱来，一为后天社会文化所影响，社会化导致了男性与女性在社会性别行为、社会性别角色、社会性别制度上的社会差异化，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男性与女性的社会地位与角色[17-18]。由于受社会地域性文化影响（宗教、民族文化），两性在参与社会活动会出现性别差异（多指排异女性），这一性别理论也引起了国内众多专家学者对两性体育参与关注，邱亚君（2012）认为，影响中国女性体育行为的重要因素是受我国特定的文化所局限[19]。张选惠（2012）从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探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女性参与的困境，提出了建议，为未来女性传统体育和谐发展提出对策[20]。夏青（2014）指出随着我国女性解放运动后，女性运动逐渐兴起，女性体育历经原始蒙昧、封闭异化、社会觉醒到自我解放的4个过程，阐述了社会主流文化、男权文化性别与女性体育文化的深层次关系[21]。周财有（2016）从生理机能、文化建构和社会分工3方面厘清了女性体育边缘化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消解文化对身体的建构、赋予女性更多的话语权的基础均衡社会分工,从而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体育世界[22]。夏思永（2014）指出随着社会进步，少数民族地区女性体育参与行为有所改善，但受本民族文化及习俗惯性，女性体育参与行为依然不容乐观，不过，在大多数专家学者聚焦于女性体育参与行为研究的同时，国内也逐渐出现一条新的研究范式——性别认同或隔离的研究（两性体育参与行为同质研究）[23]。万义（2014）在对湘西3村女性体育参与行为进行研究时，指出，受性别观念和政府鼓励影响，男性体育项目也出现了女性参与（即融合）[9]。周卉（2012）在对朝鲜族女性体育参与行为进行研究时，发现朝鲜族女性已经在男子摔跤等项目有所表现[24]。吴林隐（2017）在对会鼓与打扁担2项民俗体育活动两性参与进行时发现，出现了性别隔离“后台传统”与前台性别“融合现代”的现象（即后台自身日常精神寄托需要的宗教需求以及前台的非遗和表演娱乐项目需要）。社会性别理论的出现带动了女性体育参与的解放，笔者发现，目前国内社会性别的体育参与研究无疑等同于“女性体育参与研究”，有研究对性别隔离与融合的问题只进行了宏观的二分、线性分析，少有深入挖掘隔离与融合的更复杂状况及其作用原理[25]。

综上所述，纵观国内学者就休闲与民俗体育社会参与行为的研究范式，认为出现2种研究范式：第1种研究范式是基于体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来思索体育参与行为的价值回归是基于工具理性，还是回归于体育参与行为的价值理性？这一研究范式又出现了自上而下（注重物态工具性）与自下而上（注重人态价值性）的研究态势；第2种研究范式从社会性别理论探讨体育参与行为的变化，这一研究范式多从女性运动出发，阐述女性体育参与者在历史长河中所遭遇的不公，而却忽略了男性在如今休闲与民俗体育参与行为的尴尬。再者，国内大多是采用单一性、线性的研究思路进行国内民族体育活动参与的个案或者对比研究。对于从休闲与民俗体育活动社会参与和性别参与的2种研究范式“组装”式的研究范式较少，无疑，笔者试着探讨西班牙与我国水族斗牛舞在人的参与工具性与性别差异性上进行双向内在逻辑研究，形成三位一体（场域-性别-工具）的研究框架，试找出中外同项民俗体育活动内在运动机制的相关规律，为类似中外同项研究或异项研究提够一定的研究范式参考。

2 场域与工具的逻辑演绎：历史进程中斗角舞性别参与的变化研究

不同的文化场域所演绎的斗角舞所蕴育的文化内涵也各不相同，笔者试着以人类学视角摸索出斗角舞在本土地方性知识文化和外域文化中不同历史时期两性参与所表达的特定内涵。

水族斗角舞，又名水族两牛相斗舞，据当地史书记载，明朝洪武年间，或更早些时，水族祖先充军或逃荒来到贵州荔波、都匀、三都等地，与当地苗、瑶、布依等族人们相邻而居，因为水族属于外来迁徙民族，没有自己的水牛，于是在看到当地苗族表演斗牛赛时想出以道具代牛进行舞蹈来庆祝丰收的喜悦，祭祀上苍，感恩上苍。当时水族斗角舞，是由体型彪悍的男士头顶带有牛角的斗笠，伴随着5位男性舞伴奏起芦笙高低起伏的声调而进行舞蹈，动作多为描述水族人们日常在田间劳作的农耕动作，在庆祝丰收之时族群们对自我文化的认同，同时也起到了集体记忆的回归与延续。这时的斗角舞受封建思想和男权主义影响，女人没有地位，这种男权领地的祭祀活动是禁止女性参与的。在对水族斗角舞的访谈中也验证了这一性别隔离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得到解放，深居在黔桂边境的都柳江、龙江上游一带的水族人们也开始过上独立自主的日子，那时的斗牛赛开始转变为斗牛舞在秋收或者重要节庆活动进行表演，这时的斗牛舞不在局限于宗教祭祀时的娱神活动，而是转变于祭祀与娱人娱己相并的民间活动，各个水族村寨在特定时间举行比赛，进行族群文化交流，此时的斗牛赛也转变成为了斗牛舞，在比赛中增添了不少艺术气息，但在性别参与上还是遵循了传统的斗牛赛，只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也出现了观看的“男人婆”（女性观众）。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经济不断地发展，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也逐渐受到国家的重视，各种民俗文化抢救式挖掘、整理、申报，各种非遗申报运动也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全国各地掀起新一轮文化非遗申报运动，水族斗角舞作为水族对外宣传的一颗“活化石”，自然而然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宣扬，水族传统节日，如卯节、端节也在政府的包装下显得更加富有现代趣味，斗角舞作为端节上必备舞蹈，在现代非遗表演和乡村旅游演绎利益的驱使下，也慢慢走进了大型文艺表演活动之中，而此时的斗角舞表演在性别上却发生很大的改变，舞伴不在局限于男性，而是演艺公司请来的专业芦笙表演者，男女性皆有。所以，现在都是政府和文化公司组织的，就在2012年，都匀市举办了“中天城投杯2012‘多彩贵州’舞蹈大赛黔南赛区选拔赛”，水族的芦笙斗角舞荣获优秀奖，这些都是政府和演艺公司合作的结果，其实，对于斗角舞在非遗时代的性别参与出现女性加盟的现象，不能仅从演艺公司在政府工具政策下进行被迫性别融合而觉得有伤于水族传统斗角舞的传统文化内涵，在对非政府政策工具下村寨女性族人参与斗角舞来讲应当归于受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后的女性权益得到保障以及女性维权意识不断提高这一逻辑进行客观分析，但这也只能从某一侧面进行定向解释，因为在所调查的几个还保留着斗角舞表演的传统水族村寨里也只有几个村寨有女性加盟，而这几个村寨也恰恰是特色旅游村寨，如果从女性维权意识加强这一特定逻辑进行分析，那为什么不是特色旅游村寨的水族村寨没有女性参加？甚至都不再进行斗角舞表演？至此，笔者给出了虽然不是演艺公司与政府进行强强联合搞非遗活动表演而进行性别融合，但是在特色旅游村寨的利益追逐下，迫于现代都市人审美的多元性、和谐性，当地女性加盟斗角舞表演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纵观水族斗角舞历史发展源远流长，在场域-工具-性别三维一体总体的框架下，笔者总结出水族斗角舞历经了宗教祭祀场域—价值理性时代（女性隔离），娱神娱人场域—价值理性过渡工具理性时代（女性徘徊），特定非遗表演娱人场域—工具理性时代（男女和谐）的历史进程。

查阅相关书籍和文献，并访谈了研究西班牙斗牛文化的专家学者，并亲自前往西班牙进行实地考察，结合当地有关从事斗牛文化研究专家的口述历史，经过相关理论系统逻辑思维加工，得出了西班牙斗牛舞也经过如此的一个类似过程。

古代西班牙斗牛也是起源于宗教祭祀，但是真正将斗牛祭祀活动演变到斗牛表演其实有2种版本的传说，一是开始于13世纪西班牙阿方索十世国王，二是起源18世纪中叶，此时的活动场域已在贵族名门或者王室特设的斗牛场里进行，古罗马斗牛场是当时最大的斗牛场，斗牛士一律由年满16岁以上的英勇男士担任，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西班牙斗牛厂里开始出现了女士担任斗牛士，不过后来遭到了禁止，但是最近十几年，西班牙各大斗牛场又陆续出现女性担任斗牛士的场面。由西班牙斗牛赛演变而来的斗牛舞也就是在20世纪初期左右慢慢地传遍于西欧多国，表演场域也从斗牛场慢慢走上了表演的舞台，性别参与也逐渐由传统的男性演变为两性的舞蹈[26]。

对于西班牙斗牛舞的历史演变，笔者归纳也经历了4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第1阶段为古代斗牛赛，此时的斗牛赛的体育参与目的主要偏向于价值理性，男性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活动场域主要局限于宗教祭祀之范围，文化内涵也偏向于原始的祭祀祖先等。

到了13世纪左右，斗牛赛从传统的祭拜祖先或宗教崇拜的活动场域转移到了专门以供封建贵族（或平民以上级阶层人员）消遣观赏的斗牛场里，该阶段还是男性的斗牛专属之地，但是观看的观众出现了贵族女性，文化内涵也由此前偏向价值理性的宗教信仰祭祀的纯原始性转向以娱乐观赏的斗牛赛表演，行为目的可以概括为奴隶制制度下的王室贵族们的工具压迫。

20世纪初期左右，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西班牙斗牛赛文化也开始慢慢地被各国文化使者引进了各自的国家，这时的西班牙斗牛赛可以分为国内和国外进行逻辑分析，国内还是以斗牛赛为主，而这个时候活动场域也不再受王室贵族们的权利工具压迫，而局限于特定的斗牛场，此时的斗牛赛活动场域遍布西班牙全国各个专门的斗牛场（斗兽场）内，性别参与也首次出现了尤须女性参与的特殊历史局面，这种现象笔者将它的文化内涵解释为此时女性对自由权利的渴望的萌芽，但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西班牙女性参与斗牛赛的权利一直被传统男权主义所压迫，时而遭到禁止，时而又出现尤须的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尴尬局面，女性最终确定可以参与斗牛赛的时间还是在女权运动之后，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左右，女性对自由权利的正义呼唤是当时女性斗牛者的价值理性正当追求；而此时的国外却将斗牛赛进行创新加工后演绎成了具有艺术表演性质的斗牛舞，活动场域也从斗牛场（斗兽场）迁移到了更具高贵的艺术殿堂舞厅（舞池）里，性别参与也从男性独霸地位转型为男女共舞的和谐氛围，上层社会王室贵族的社交之需成为当时西欧各国流行西班牙斗牛舞的文化内涵之一，而通过斗牛舞这一身体运动的动态体育工具来到达自己的特殊社会交往成为他们的独有的体育行为参与目的。

第4阶段为当代西班牙斗牛赛，当代西班牙斗牛赛也将分为国内和国外进行阐述，国内西班牙斗牛还是以斗牛赛为主，也有少许的进行艺术加工后的斗牛舞，舞蹈在动作、内涵上比较贴近于当地传统文化内涵，如今的西班牙斗牛赛在活动场域还是局限于特定的斗牛表演场，更多的文化内涵偏向于现代游客的审美需要，而在性别参与上，颠覆传统的男士霸权之地，女士充当斗牛士已经成为西班牙国内斗牛场之常态，这一方面是受到女权运动后女性对体育参与权的争取，另一方面，当地政府为了博得更多游客对于女性斗牛的好奇之需，而在政策工具下对女性斗牛士采取的一种“合谋”，这一“合谋”既符合当地政府对外扩大旅游宣传，也为当地女性多了一份经济收入。而此时由西班牙斗牛赛演变而来的斗牛舞却在国外出现了更加“火爆”的局面，西班牙斗牛舞不仅被列入了体育舞蹈之列，在世界各地传播，它更以一种健身运动项目感染着世界各国人民，国外西班牙斗牛舞活动场域由于受当时西欧传统王室舞蹈影响，其在传播到世界各地后还是保存了室内舞池的特性，但又不局限于当时西欧的王室舞池，私人健身会所、高校舞蹈室、舞蹈培训活动室都已经成为了当代国外西班牙斗牛舞的活动场域，甚至现在许多宽广的广场、操场等地也都已经成为其活动的场域，在性别参与上，女性参与度明显高于男性，就以西班牙斗牛舞在中国的传播为例，在每年的体育舞蹈大赛上斗牛舞的比赛运动员多以女性为主，而在各个高校体育舞蹈专业性别参与上，女性也占了多数，社会上各个舞蹈培训中心的舞蹈学员也多以女性为主，就连广场上跳斗牛舞的也基本是女性。这能否与地方性知识进行逻辑解释？中国自古以来男性展示阳刚一面，雄浑、霸气是体现男性阳刚之气，按理，西班牙斗牛舞也是展示斗牛士与牛搏斗之英勇一面，与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有着“共性”，却为何又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一面？笔者经过查阅相关资料似乎能够找到一点合理的解释，中国虽然已经改革开放40年，但是在老一辈的传统封建思想里，男性跳舞就是不务正业，没有出息，毫无前途可言，而原本就是男人的斗牛舞蹈（原始文化内涵），在女权运动的助力下，逐渐拿下了斗牛舞的统帅地位，再加上在国内相关部门给斗牛舞“正名”没有得到落实，以至于出现男士跳斗牛舞便落得一脸尴尬窘境的现象。在文化内涵方面，当代国外西班牙斗牛舞主要还是以健身健美、强身健体、培养艺术情操为主，但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到来，斗牛舞产业也成为了当代从事斗牛舞培训者的一大商机，每年世界性、全国性、省级地方性的比赛、培训、商业表演已经成为斗牛舞培训者获得经济收入的重要手段，因此也出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合谋”共存状态。

3 工具的认同抑或隔离：斗角舞的理性回归思考

通过对西班牙斗牛舞和水族斗角舞的历史演变分析，从社会性别理论与体育行为参与理论审视中西斗角舞文化的局内生态运行机制与局外人为干预逻辑，发现中西斗角舞都经过了男性“霸权”期（女性隔离），此时的体育参与行为主要集中于原始宗教祭祀的纯价值理性区域；男性“中庸”期（出现女性参与），此时参与目的还是集中于正义的价值理性呼唤，是女性对体育参与活动性别歧视的正义挑战得到了初步胜利；女性工具期（女性全面参与），此时的体育参与行为受女权的胜利而爆发，政策部门利用女性的参与的“奇特”性迎合新时代现代人的审美口味，政府利用政策工具，在非遗表演传承的“号召”下，给女性参与以合法合理的保障，既带动了当地经济收入，也使她们能够“光明正大”地出现于公共场合，此为“合作共赢”之策，对于政府和女性同胞何乐而不为？而在女性工具期水族斗角舞现阶段表现的不是特别“过火”，在一些特色乡村旅游的水寨这种女性参与较多，而在一些较为传统、比较原生态的水族村落，斗角舞还是保守者传统的男性“霸权主义”，然而西班牙斗牛舞在女性工具期内，出现了西班牙国内斗牛士角色转变，此举相关研究有是为增加西班牙斗牛士旅游热度、吸引游客之说，还有研究认为女权运动胜利后，女性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女性参与社会活动机会增多。[28]而西班牙斗牛舞在国外却出现了“艺术”性的华丽转变，登上了西欧王室贵族的舞池中，后传播于世界众多国家，但在传播中女性跳斗牛舞的性别特性逐渐被“美化”，以至于跳斗牛舞以及传授斗牛舞的大多以女性为主，西班牙斗牛舞传遍于世界各地后出现了有别于西班牙本土斗牛赛的斗牛舞产业，传播的过程中带来了西班牙斗牛的可贵体育精神，带动了全民健身，同时也成为了一帮热爱斗牛舞人士的谋生工具。

4 结 语

其实，对于中西斗角舞出现的女性角色转换，我们是否应当以自然进化规律以视之？戈夫曼“拟剧理论”（Dramaturgical Theory）中有一对“前台”与“后台”的概念似乎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戈夫曼视人生、社会为舞台，社会成员为舞台上的表演者，每个人都关心自己如何在世人面前展示能被人接受的形象，因此，前台是让观众看到并从中获得特定意义的表演场合，后台则是为前台表演做准备，掩饰在前台不能表演的东西的场合[27]。这一特定“前台”与“后台”理论虽然与本文内涵大不相同，但是从工具—性别—场域三位一体特定的逻辑意义下去“嫁接”戈老的戏剧舞台塑型“模具”，也许会发现新的“生机”。在中西斗角舞活动中，“前台”面对的是观众，女性是“炫示”的工具，在特定的非遗表演场域中，政府或企业利用这一“前台”工具进行“文化再创”，以获得相应的特定“名片效应”，推动当地的旅游以及传统文化传承。“后台”是指保留了传统文化内涵的宗教祭祀场域，男性是符合正统意义上的活动主体，在“后台”独有的祭祀文化信仰下，族群的日常精神思想生活得以“满足”与“寄予”，为特定时期的族群文化内涵建设、共同文化记忆和稳定社会持续和谐发展都起着一定的价值理性意义。因此，应持乐观的心态对待，既要对民俗体育文化的原始文化内涵建设进行特定历史意义的“后台”空间场域保留，亦要抱有开放的“前台”非遗表演场域的“再创文化仪式”。当然，在进行“再创文化仪式”的现代艺术审美创新过程中，必须保留原汁原味的文化内涵底蕴，切勿为了迎合一时的“头爆经济”而急功近利的进行文化改造，或为了决策层的政绩功效而放弃传统文化意蕴的传承。

创新发展是斗角舞唯一的出路，不死板地进行“守旧主义”去复辟斗角舞的传统文化霸权内涵，也不进行“划清界限”的现代西方文化伦理复制，而是利用好“前台”与“后台”的关系，创新“前台”现代社会的审美及内心需求，实现经济价值，让女性参与其中，既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求，也符合世界时代发展的“平等、自由”人类主题，在特定的非遗表演场域里，给予其特殊的“合理”性，让“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协同发展，进而产生经济价值来“反哺”“后台”的良性发展。作为“后台”应该留守“传统文化”的“特定内涵”，切记不可进行工具理性“文化再创造”，而是要进行价值理性的原生态“纯真”修复，当然这里进行的价值理性保护，并不是原封不动地进行“保留”，而是在不改变其内涵的基础上进行现代手段的传承与保留。这种“前台”与“后台”的双赢模式既是斗角舞的理性回归选择，其实也是现阶段我国民俗体育文化所面对的共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