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二里头文化的铜圆形器

贺 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铜圆形器是二里头文化中一类比较特殊的铜质遗物，发现数量不多，且集中出土于二里头遗址，自发现以来，学界对它们的类型[1]、工艺[2]、来源[3]及功能[4]等问题都有所涉及，然而大多仅仅是在相关研究中偶被提及，或未做深入讨论，或没给出详细依据。笔者认为，此类器物虽小，但它们是东亚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重要物证之一，对研究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古代工艺美术史及早期王权国家的形成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故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对二里头文化铜圆形器的类型、功能、来源等问题略陈己见，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类型划分

由于涉及到对铜圆形器内涵认识的不同，不同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对其具体数量的认定略有差异。目前认识比较明确的是《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公布的3件[5]（图一，1、3、4）。另有1件铜圆泡形器1975YLVIKM3∶9（图一，2），有学者因其形制及装饰方法与其他3件比较接近[1]而列入其中。还有学者统计的是5件[6]，经比对，除上述4件之外，还应包含了二里头遗址ⅣT22③∶12。为便于直观分析，现将这5件铜圆形器的基本信息整理如表一。

从表一来看，二里头遗址1975YLVKM4∶2、1975YLVIKM3∶16、1975YLVIKM3∶17 这 3件器物共性最大，如平面呈圆形，直径在10～20厘米之间，较薄，且都装饰有绿松石。1975YLVIKM3∶9虽因其中部隆起呈圆弧面而被称为圆泡形器，但从大小、平面形态、装饰及共存关系来看，确与其他3件铜圆形器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故本文也一并讨论。而ⅣT22③∶12初名为“圆片”，尺寸极小，可能是镶嵌物[5]328，显然与本文所讨论的对象并非同类项，因而其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之内。

表一 二里头文化铜“圆形器”基本信息统计表

陈国梁依据剖面的差异，将这4件铜圆形器分为A、B两型，其中A型剖面为直、微弧或折线，包括1975YLVKM∶2、1975YLVIKM3∶16、1975YLVIKM3∶17；B型剖面呈弧形，包括 1975YLVIKM3∶9[1]。笔者则依据大小、绿松石装饰的复杂程度及技法等标准，将它们划分如下。

A型 1件。形制较大，直径大于15厘米，装饰复杂。1975YLVKM4∶2（图一，1），扁平圆形，已残且稍有变形。直径17厘米，厚0.5厘米。周边镶嵌有61块大小相同、排列均匀的长方形绿松石片，形似钟表刻度；中间镶嵌有两圈十字形绿松石片，外周较大，内周较小，每周13个，交错排列。正面至少蒙有六层粗细不同的四种布，背面也有布纹痕。

B型 3件。形制较小，直径在10～15厘米之间，装饰简单。依据绿松石的具体装饰技法，可分为两个亚型。

图一 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圆形器

Ba型 2件。镶嵌绿松石。1975YLVIKM3∶16（图一，3），圆形，直径11.6厘米，厚0.1厘米。四周镶嵌有绿松石片。两侧边有对称的4个圆形小孔，其中3个孔背面留有残钉痕和木质痕。1975YLVIKM3∶9（图一，2），圆形，直径13.3厘米，厚度约1厘米。中部隆起呈圆弧面，沿边镶嵌绿松石片，边缘有对称小圆孔2个。

Bb型 1件。1975YLVIKM3∶17（图一，4），已残，直径10.3厘米，厚0.2～0.3厘米。由两片铜片粘合而成，中间夹有绿松石片，背面有木质痕。

二、功能浅析

对于铜圆形器的功用，当前学界主要有两种认识：一是认为部分可能是或者就是铜镜，可称之为“铜镜说”。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博物馆洛阳分馆的宣传图录中将 1975YLVIKM3∶16称为铜镜[9]，胡博在《齐家与二里头——远距离文化互动的讨论》一文中将1975YLVKM4∶2和1975YLVIKM3∶9称为“二里头铜镜”[10]。二是认为属于礼仪用器，可称之为“礼器说”。陈国梁将二里头文化的铜器分为容器、乐器、武器、工具和其他礼仪用器等几类，铜圆形器即划在其他礼仪用器中。所谓其他礼仪用器，意在强调是相对于铜容器和乐器等铜礼器而言的，因它们的具体功能不明，故单独分类[1]134—141。遗憾的是，上述认识的提出都没有给出明确依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禁要问，此类器物的真实功用是什么？上述哪一种观点更加符合历史真实？因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辨析。

先言“铜镜说”。对于此说学界早有异议。有学者认为1975YLVIKM3∶16实为一圆形薄片，两面平直且无钮，不应该是铜镜[11]。另有学者指出，铜镜有五个基本要素：形制、镜钮、钮座、主区纹饰及镜缘，以此为标准，圆盘状铜器（1975YLVKM4∶2）除了镜钮无法通过X光显示之外，其他四要素齐备，且其纹饰风格与已确认最早的齐家文化铜镜、较晚的商代铜镜纹饰的布局具有相似性，但由于缺少一些信息，是否为铜镜尚难以断定；1975YLVIKM3∶16则与铜镜差距较大，难以判定为铜镜[4]。

实际上，讨论“铜镜说”是否合理，一个有效可行的方法就是将铜圆形器与铜镜（特别是早期铜镜）进行对比分析。具体看来，B型铜圆形器虽基本为圆形，但皆无镜钮、钮座及主区纹饰，这显然不符合铜镜的基本特征。此外，B型还有一些具体特征为铜镜所不具备，如绿松石装饰，Ba型侧边对称的圆形小孔。无疑B型铜圆形器并非铜镜。A型铜圆形器则较为复杂。该器物锈蚀严重，通过X光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中部有一个略呈圆形的区域，但是否为铜镜的钮座尚有疑问，且看不出任何与钮相关的痕迹。同时，其周缘呈齿轮状，所谓的边缘纹饰疑为镶嵌在齿内的绿松石片[12]。当然，该器物与铜镜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差异，如后者（以齐家文化和商代铜镜为代表）的直径一般在10厘米以下，而前者的直径可达到17厘米。此外，依据绿松石片使用数量及布局上的独特性，冯时先生认为A型铜圆形器印证了《尚书·尧典》的历法体系[13]。因而A型铜圆形器“铜镜说”目前也尚难成立。

再论“礼器说”。从目前材料来看，此说具有合理性，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其一，从出土背景来看，铜圆形器皆出自二里头文化等级较高的墓葬之中，与之共出的有大量礼器。如B型三件都出自二里头遗址1975YLVIKM3[5]241—242。该墓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中型墓，南北长2.3米，东西宽1.26米，墓底东、西、北有二层台，墓底北部铺有厚达5厘米的朱砂，随葬器物多达24件，包括铜爵、陶盉、铜钺、铜戈、玉戈、玉璧戚、圆陶片等礼器，因此铜圆形器也应为彰显墓主人身份与权力的礼器。其二，从出土位置来分析，A型和B型分别出自二里头遗址Ⅴ区和Ⅵ区，分别距离一号宫殿建筑约400米和550米[14]。Ⅴ区和Ⅵ区都处在二里头遗址的核心区，铜圆形器仅见于这些区域，暗示着其等级之高，绝非普通居民所能使用。其三，从类比的角度而言，铜圆形器与二里头文化所见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具有同质性。这种同质性突出的表现为二者皆为铜片与绿松石的组合物，皆使用绿松石镶嵌技术，都出自于等级较高的墓葬之中，同时多有可用于穿系的小孔，且在表面发现有丝织品的痕迹。所以，分析后者的功能对理解前者的功能将有所启示。有研究认为，二里头文化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具有显示统治者等级与威严及将其作为特殊仪式工具来使用的功能[15]。以此推知，铜圆形器的功能应与其类似。

铜圆形器既为礼器，那么它们具体的使用方式如何呢？这或可从它们各自具体的出土背景及形态特征来进一步推测一二。

图二 二里头遗址兽面纹玉柄形器

A型铜圆形器出土于一处被盗的土坑之中，与之共出者仅有一件兽面纹玉柄形器（图二），它为我们诠释前者的具体使用方式提供了线索。此件兽面纹玉柄形器的外形似四棱鞭，分六节，每节粗细不同，饰有相同的兽面纹和花瓣纹，且组配均匀[5]256。在当前二里头文化所见到的玉柄形器中，装饰有如此复杂且精致的兽面纹者仅此一件。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萨满式的文明，动物是协助古代宗教人物（巫师）沟通天地的助手[16]，因而似乎可以将随葬兽面纹玉柄形器的墓主理解为一位巫师。同时，由于A型铜圆形器形制较大，保存较为完好，器物表面不见圆形小孔，当无法系挂使用，故可能为某类宗教人物在进行某些仪式性活动时所持用的法器。

B型铜圆形器的使用方式则可能不同。Ba型两件铜圆形器的表面都发现有对称的圆形小孔，Bb型的一件虽未发现圆形小孔，但其边缘残缺，或可推测其表面原有类似的圆形小孔。而1975YLVIKM3∶16孔背面留有残钉痕和木质痕，1975VIKM3∶17背面也有木质痕，应是被固定在某种木质材料上。就萨满教来说，萨满服饰上常有系挂铜镜的文化现象，铜镜系挂的位置不一，大小不同，数量极多[17]，因此，与萨满服饰上系挂的铜镜类似，B型铜圆形器也不排除为服饰上系挂之物的可能性。

三、来源蠡测

铜圆形器皆为铜质圆片与绿松石组合而成。在二里头遗址中，目前已发现了大型铸铜作坊、绿松石作坊遗址及数量众多的青铜器，这意味着二里头文化先民完全具备制作此类器物的能力。它们为本地制作应无疑问。然而考古材料显示，二里头文化之前的中原地区目前不见与铜圆形器类似的器物，在中原地区找不到此类器物来源的明确线索。中原地区是考古工作开展最早、最为成熟的地区，因此不能用考古工作不足来解释。那么，二里头文化先民铸造铜圆形器的灵感源自何方？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中的圆形牌饰可能为西来因素[18]，此说有理，但并未具体论证。由于铜圆形器存在不同类型，故对它们来源问题的探讨也应该建立在分类的基础之上。

A型铜圆形器的来源问题较为复杂，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讨论。从文化因素来看，至少可将其解构为三类：甲类是绿松石镶嵌技术；乙类是“十”字形纹饰；丙类是“齿轮状边缘”（图三，1）。从当前材料与相关研究来看，这些因素应该有着不同的源头。其中，关于甲类因素的来源，有研究指出，源自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镶嵌工艺经过龙山时代发展为镶嵌和粘嵌俱备的复合工艺，为二里头文化绿松石嵌饰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海岱地区在绿松石使用和技术上的传统是二里头文化绿松石牌饰的技术来源之一[19]。此说有道理，故本文不再论述，在此着重讨论其他两类因素。

乙类因素是用绿松石片在器物中部镶嵌成两周共26个形制基本一致的“十”字形图案。有学者认为十字是公元前第二千纪早期巴克特利亚青铜封印上最盛行的纹饰，同时强调类似的十字母题出现于南土库曼地区时代更早的其他材质的器物上（图三，5、6），由此指出乙类因素与中亚十字母题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10]。从理论上看，远距离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是普遍存在的，但在尚未弄清具体传播途径与方式的前提下，将这一因素的来源假定于中亚地区，这一认识仍尚待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探索乙类因素的来源不能忽视中国境内的相关考古材料，因为类似的十字形母题在中国诸多史前文化中同样常见，如青海柳湾马家窑文化彩陶上的十字形彩绘符号（图三，7、8），还有一些器物上的十字形符号呈环绕式布局（图三，9），它们在形制及布局方式上均与乙类因素接近。

图三 A型铜圆形器文化因素分析

至于丙类因素，A型铜圆形器（1610～1560 BC[20]）与新疆哈密地区天山北路墓地（1900～1300 BC[21]）铜齿轮形器[12]（图三，4）在整体特征上较为接近，如二者中部都有一圆形区域，主区都有放射性纹饰等，但由于后者的详细信息暂未披露，前者是否与其存在联系尚无法做出具体判断。另外，其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陶寺文化晚期的铜齿轮形器[22]（图三，2）在齿状边缘的细部特征上比较接近，若综合考虑地缘、文化背景等因素，前者受后者直接影响的可能性较大。近来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也发现有铜齿轮形器，且数量较多[23]，其中一件（图三，3）与陶寺遗址所出铜齿轮形器基本一致。研究表明，石峁遗址的地理位置非常关键，处于北方地区沿黄河南下进入中原地区的中介地带，皇城台铜器及石范的发现为冶金术自北方传入中原的观点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并为探索早期冶金术在中国的传播路线提供了关键的连接点[24]。因而，丙类因素的来源则有可能追溯至北方地区。

B型铜圆形器在形制与纹饰上并不复杂，其来源问题也稍显简单。从当前材料来看，类似的器物在我国西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多有发现。比如，在四坝文化（1950～1500 BC）干骨崖墓地发现的一件“铜圆牌”（图四，1），其呈片状圆饼形，正面中心部位微微弧鼓，背面略微内凹，周边一圈较为平整，上下对称位置各有一穿系，直径4.25厘米，孔径0.3厘米，厚0.25厘米[25]。这件器物除了在形制上略小且未装饰绿松石之外，与B型铜圆形器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再如，新疆哈密地区天山北路墓地290余座墓葬出土铜牌饰150余件，分方形和圆形两类。其中圆形牌饰数量最多，共计100余件，直径以4～6厘米者为大宗，少数直径或大或小[18]20，目前见于报道者有两件（图四，2、3）。另外还有属于天山北路墓地第一期的铜泡形饰（图四，4）。它们皆为圆形，背部无钮，且外缘有两个小孔，这些特征与B型铜圆形器基本一致。更为关键的是，干骨崖墓地所出铜圆牌及天山北路墓地的铜泡形饰的年代基本上要早于B型铜圆形器（1610～1520 BC[20]），因此，可将B型铜圆形器的来源区域假定在我国西北地区。但究竟是西北地区哪种考古学文化通过何种途径与方式对其产生影响，则尚待新资料的公布与进一步的研究。

四、结 论

图四 B型铜圆形器分析

综上所述，二里头文化的4件铜圆形器共性较强。依据大小、装饰技法等标准，可划分为A、B两型。它们与早期铜镜存在较大差异，不属于早期铜镜的范畴，而应是一类彰显墓主人身份地位的特殊礼器。不同类型的铜圆形器在具体使用方式上有所差别。A型可能为某类宗教人物在进行某些仪式性活动时所持用的法器；B型或可能固定在某种木质材料上，或为先民服饰上的系挂之物。铜圆形器并非中原地区固有的文化传统，其中A型包含了多种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分别可能受到东方、西方与北方的影响；B型铜圆形器的来源问题相对简单，当前可将其来源区域假定在我国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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