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证禅师碑考释*

赵献超 张德卿 丁大涛

（1.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北京 100871；2.登封市文物管理局，河南 登封 4524703；3.郑州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河南 郑州 450006）

今河南省登封市嵩岳寺山门内西侧，矗立有刻于唐代宗大历四年（769）的《唐故大德大证禅师碑》（以下简称“大证禅师碑”）一通（图一）。该碑是嵩岳寺内的重要附属文物，为青石质，首身一石。碑首高84厘米，正反面均雕饰二龙相交，圭形额内阴刻篆书“唐故大德大证禅师碑”3行9字（图二）。碑身高194厘米，宽96.5厘米，厚26厘米，立于高64厘米的碑座上，赑屃座局部残缺。碑正面阴刻楷书25行，满行52字，字高3.2厘米，间距3.6厘米，字间有格线，碑文现已大面积剥蚀（封二）。碑阴素平无字。笔者结合文献资料对碑文进行校订，并对碑文相关内容进行考释。

一、碑文校订

该碑《说嵩》[1]《中州金石记》[2]《嵩阳石刻集记》[3]等皆有著录，但未录碑文。《文苑英华》[4]《全唐文》[5]《金石萃编》[6]31—33中保留有碑文，但均存在部分错误。现结合上述文献校订该碑碑文如下（碑文前数字表示行数，阙字用符号“□”表示，对碑文的相关校释置于圆括号中加“按”字，标点为作者所加）：

图一 大证禅师碑

1.大唐东京大敬爱寺故大德大证禅师碑铭并序

2.金紫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平章事、太清太微宫使、崇玄弘文馆大学士、上柱国、齐国公王缙撰（按：“弘”字在上文所引清代文献中皆作“宏”字，今据碑文改回“弘”字）

3.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集贤殿学士、副知院事、上柱国、会稽县开国公徐浩书

4.醴泉涌而蠲疾，宝炬然而破暗；莲花无染而独净，夜光不系而自得。其惟上智乎？夫上智之身，曲随世界；上智之心，密游圣境。或宿植德

5.本，乘愿复来（按：《文苑英华》于“乘”前多一“大”字）；或意生人间，用弘开示。非慧见□，孰能知之？（按：此处《全唐文》作“非慧见孰能知之”，根据碑文“慧”与“孰”字之间缺二字的现状，可知全唐文有漏字，今据《金石萃编》改）大德号昙真，姓边，陈留开封人也。厥初为孩，禀知特异；亦既有识，用晦如愚。家

6.有耕桑未尝问，乡有学校未尝顾，则曰：“处丰屋何如方丈？驰良马何如振锡？组耀世，不如被褐；金玉满堂，不如虚白。食珍者岂睹饭来

7.香积？听乐者岂闻梵唱云何？”战既胜矣，出门绝迹；潜嵩少间，专于读诵。年至二十，遂适太原。受声闻戒，习根本律。性甚聪敏，博涉经论，时

8.同学者，仰之为师。久而叹曰：“大圣要道，存乎解脱。不入其门，非佛之子。”乃损落枝叶，澄清泉源，诣长老大照，醒迷解缚。开心地如毛头，扫

9.意尘于色界。从此日益，唯师能知；于四威仪之中，无一刹那有怠。不住以至于大寂，无作以至于恒用。我止无所（按：《文苑英华》作“我正无所”），虚空未为广；我照能遍，

10.日月未为明。震雷破山，闻不闻等；烈风拔树，见不见等。是身无主，与四大合；方寸无生，于一切离（按：此处《全唐文》《文苑英华》均作“是身无主，与四大假合；方寸无生，与一切离相”，《金石萃编》作“是主无主，与四大假合，方寸无生，与一切离相”。据碑本无“假”“相”二字，此处应为“是身无主，与四大合；方寸无生，于一切离”）。犹以为未出心量，弥勤深入（按：《文苑英华》作“未出心景，弥勒深入”）。大照既没，

11.又寻广德大师。一见而拱手，再见而分座。问之于了，答之以默；俱诣等妙，吻合自他。梵网（按：《全唐文》《文苑英华》作“衲”字，《金石萃编》作“纲”字，据碑文应为“网”字，《梵网》作为经名和下文的《楞伽》相对）之行，楞伽之心，密契久矣。广德又谢，学徒嗷嗷，

12.相顾靡依，来求于我。嗣续前教，皆以实归（按：《文苑英华》作“嗣续前后，皆以宝归”）。出宅诸子，俾称所乘；渡河三兽，自止于分。天宝季年，禄山作逆，陷我洛阳，乱兵蜂螫，大德澹然，

13.独在本处。天龙潜卫于左右，豺狼仰瞻而赞叹。施财献供，终朝盈门。于善恶等以慈，于苦厄合以忍（按：此处《全唐文》作“于苦厄人以忍”，“人”应仅为某字的上半部，据碑文推测为“合”字）。言说不寻（按：《文苑英华》作“言说不得”），无畏故也；动静皆如，自在

14.故也；度众无边，大愿力也；依报无量，迈种福也。夫修行之有宗旨，如水木之有本源。始自达摩，传付慧可，可传僧璨，璨传道信，信传弘忍，

图二 大证禅师碑碑首

15.忍传大通，大通传大照，大照传广德，广德传大师，一一授手（按：《文苑英华》作“一一授手”，《全唐文》作“一一授香”），一一摩顶，相承如嫡，密付法印。唯圣智所证，非思议能测也。大德既舍眷属，

16.窃为沙弥。身不顾名，志在成道；声称浸远，归依如林（按：《全唐文》《文苑英华》均作“归向如林”）。天宝八年，缁侣领袖举以上闻（按：“以”与“上”字间原空五字，下文遇“上”字亦于其前空五字），乃蒙正度，初隶东都卫国寺，旋为敬爱

17.寺，请充大德。迁彼与住此，有缘非无因。地杂人天之会，法如云雨之施。众有尘劳之悟，寺盈河润之福。今学与其进，当学起其信。善诱不

18.倦，得师则喜。利往者导之以捷，睹奥者辨之以正；深在定者戒于贪，悟所觉者使之远。视彼来学，如庵摩勒果；冀其出世，如优昙钵花。齐

19.我者稀（按：《金石萃编》作“齐我知稀”），故我贵矣。宝应二年正月十四日，趺坐如生，薪尽火灭，年六十，夏四十（按：《文苑英华》《金石萃编》作“夏十四”，这里的“夏”指的是夏安居，或称“坐夏”或“结夏”，源自印度，在唐宋时期成为禅宗丛林道场每年一度的安居制度。据碑文大证禅师二十岁“受声闻戒”，至六十岁圆寂，则其出家时间应为四十年）。哀缠门人，悲及尘众。树为之变色，兽为之失声。栋折航沉（按：《全唐文》作“沈”），

20.佛土萧索。其年九月，葬于嵩岳寺之北阜。大历二年，有司奏谥，上闻恻然，乃赐号曰大证禅师。缙尝官于登封（按：《文苑英华》《全唐文》作“缙尝官登封”，《金石萃编》作“缙尝官于登封”），因学于大照，

21.又与广德素为知友。大德弟子正顺，即十哲之一也，视缙犹父，心用感焉。以诸因缘，为之强述。铭曰：

22.上德不德，兴慈运悲（按：《文苑英华》《金石萃编》作“兴慈连悲”）。现于浊界，俯为人师。以我无思，破彼尽思。尔方厌俗，我则随时。

23.由多分别，妄生垢净。根不缘尘（按：《文苑英华》作“根不缘尘”，《全唐文》作“根不缘废”），象岂染镜？法不可著，空即是病。无得之得，绝圣而圣。

24.文字非文字，言语非言语。云何以解脱？云何而语汝？随宜说方便，究竟非我与。舍利依嵩山，寂寥松柏所。

25.大历四年岁次己酉□月二十四日，检校僧敬爱寺谈振，圣善寺僧义辩，安定刘英模勒，河南屈集巨镌。

二、碑文解读与考释

1.碑文解读

据碑文，大证禅师俗姓边，名昙真，开封人，生于武周长安四年（704）。自幼立志向佛，少年时就学于嵩山一带，20岁于太原出家，初修习律学，且在太原一带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认为“大圣要道，存乎解脱。不入其门，非佛之子”，而“诣长老大照”，立志学禅。大照禅师即普寂，据李邕撰《大照禅师塔铭》，大照禅师“讳普寂，俗冯氏，长乐信都人也。……神龙中，孝和皇帝诏曰：‘大通禅师（大通禅师圆寂于神龙二年）……形虽已谢，教乃恒传。其弟子僧普寂，夙参梵侣，早簉法筵，得彼髻珠，获兹心宝。但释迦流通之分，终寄于阿难；禅师开示之门，爰资于普寂。宜令统领徒众，宣扬教迹，俾夫聋俗，咸悟法音。’……（开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有弥留，怡然坐灭于都兴唐寺，享寿八十九”[7]。自神龙二年（706）之后，至开元二十七年（739），大照禅师普寂一直为北禅领袖，从碑文“醒迷解缚，开心地如毛头，扫意尘于色界”，可知大照禅师是昙真禅学的入门导师。普寂圆寂后，昙真又就学于广德，广德谢世后，昙真作为北禅领袖统领众多禅众，其门徒如佛经中火宅中诸子和渡河之三兽一样，皆得济度。

碑文称：“天宝八年，缁侣领袖举以上闻，乃蒙正度，初隶东都卫国寺，旋为敬爱寺，请充大德。”昙真于天宝八年（749）得蒙正度，初修行于东都卫国寺，后居敬爱寺。《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鸿胪寺”条：“凡天下寺观三纲，及京都大德，皆取其道德高妙、为众所推者补充，申尚书祠部。”[8]“大德”的推选由鸿胪寺主持，入选者要“道德高妙、为众所推”，且推举后要由尚书省祠部审核。被授予“大德”称号，表明昙真正式成为被唐代官方认可的僧官。此后昙真普施法雨，善诱群迷：“利往者导之以捷，睹奥者辨之以正；深在定者戒于贪，悟所觉者使之远。”

“安史之乱”期间（755—763），洛阳陷落，“乱兵蜂螫，大德澹然，独在本处”，昙真因其道行获得叛军的尊敬，其所在寺院的财物供养不断，被称赞是以忍辱对待苦难，用慈悲等视善恶。

宝应二年（763），昙真坐化，当年九月葬于嵩岳寺北山。大历二年（767）被赐号“大证禅师”，其后二年即大历四年（769），信徒为其镌立此碑。

该碑撰文者王缙（700—781），与其兄王维俱以文翰著名。据《旧唐书·王缙传》，王缙科举及第后，累任侍御史、兵部员外郎等官，“安史之乱”时“选为太原少尹，与李光弼同守太原，功效谋略，众所推先，加宪部侍郎、兼本官。……广德二年（764），拜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宫使、弘文崇贤馆大学士，……加上柱国。……大历三年（768），……授门下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9]。故碑文称王缙为“金紫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平章事、太清太微宫使、崇玄弘文馆大学士、上柱国、齐国公”。王缙的“齐国公”称号见《旧唐书·代宗本纪》“大历三年八月”条[10]。王缙素奉佛教，迷信因果，碑文称其曾在登封为官，“因学于大照，又与广德素为知友”，而大证禅师的弟子正顺“即十哲之一也，视缙犹父”，这样的关系使得王缙对神秀的弟子普寂（大照禅师）至其法嗣广德再至昙真（大证禅师）一系即下文所论“禅宗北支”的发展给予特别的支持，故在碑文中列出自菩提达摩经神秀至大证禅师的法脉传承。

该碑书丹者徐浩（703—783）为唐代著名书法家，据《旧唐书·徐浩传》：“浩少举明经，工草隶，以文学为张说所器重。……肃宗即位，召拜中书舍人，时天下事殷，诏令多出于浩。浩属词赡给，又工楷隶，肃宗悦其能，加兼尚书右丞。玄宗传位诰册，皆浩为之，参两宫文翰，宠遇罕与为比。……代宗征拜中书舍人、集贤殿学士，寻迁工部侍郎、岭南节度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又为吏部侍郎、集贤殿学士。”[11]《新唐书·徐浩传》称代宗时封其为“会稽县公”[12]，碑文中徐浩的署名官职除“副知院事”与“上柱国”外，与两唐书所记相合。徐浩于玄宗、肃宗、代宗三朝长期任职于中央，近在畿辅的嵩洛地区是其墨宝的主要发现地，如《陈尚仙墓志》[13]《张庭珪墓志》[14]《崔贲墓志》和《崔藏之墓志》[15]等，以及位于今嵩岳书院内的《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16]。大证禅师碑为徐浩66岁所作，是研究徐浩书法艺术特色与风格嬗变的重要实物资料[17]。

2.敬爱寺与嵩岳寺

本碑题名“大唐东京大敬爱寺故大德大证禅师碑铭”，据《唐会要·议释教下》中“敬爱寺”条，敬爱寺在洛阳怀仁坊，“显庆二年，孝敬在春宫为高宗武太后立之，以敬爱寺为名，制度与西明寺同，天授二年改为佛授记寺，其后又改为敬爱寺”[18]。敬爱寺是当时的太子李弘为高宗李治及武则天所立。西明寺是唐长安城内的大型寺院，据文献记载，该寺“面三百五十步，周围数里，左右通衢，腹背廛落。青槐列其外，渌水亘其间，……凡有十院，屋四千余间，庄严之盛，虽梁之同泰、魏之永宁所不能及也”[19]。敬爱寺制度与西明寺相同，可以据此想见其在洛阳城内的地位与规模。

作为规模宏大的皇家寺院，唐、五代时期敬爱寺内曾有一大批高僧大德，见于史籍者有：威承禅师于天宝八年（749）“以敕度居东都敬爱寺”[20]；“东都敬爱寺故开法临檀大德”法玩禅师“以贞元六年（790）秋八月十三日寂灭于东都敬爱寺，越十九日，门弟子等奉全身建塔于嵩山少林寺之西偏”[21]；活跃于唐武宗会昌灭法前后的从谏禅师“及来洛，遂止敬爱寺，年德并成，缁黄所宗”[22]；虚受禅师“后唐同光初，住京左街敬爱寺，赐紫”[23]。人文圣山的历史地位[24]，再加上近在东都畿辅的区位优势，使得嵩山成为唐代部分高僧修行传道的重要地点，如圆寂后葬于少林寺的法玩禅师“或居嵩高，或住洛邑，道俗师仰，遐迩攸归”[21]，“初隶东都卫国寺，旋为敬爱寺，请充大德”的大证禅师死后“葬于嵩岳寺之北阜”也应属于这种情况。王昶在《金石萃编》中依据大证禅师碑在嵩岳寺后而认为“大抵敬爱寺址当时与嵩岳为邻矣”[6]33无疑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主观推测，嵩山地区是东京敬爱寺高僧修行传道的重要地点，而不曾有过与洛阳敬爱寺重名的寺院。

大证禅师碑原位于今嵩岳寺塔院西北山坡上，当地人俗称该处为“倒碑洼”，地理坐标北纬34°30'11.55"，东经113°0'54.74"，1986年移至现址。碑文称大证禅师“葬于嵩岳寺之北阜”，那么嵩岳寺的寺院北界应在大证禅师碑的发现地倒碑洼之南，这为寻找唐代嵩岳寺的寺院范围提供了一定的线索。

3.禅宗北支

禅宗自谓教外别传，直传佛祖心印，秘密相传，至二十七祖般若多罗传法于菩提达摩，是为中国禅宗初祖。达摩传法于慧可，此即二祖，慧可传法于三祖僧璨，僧璨传法于四祖道信，道信传法于五祖弘忍。弘忍门徒众多，其中的两位慧能和神秀开南北二宗，形成所谓“南能北秀”的局面。《五灯会元》称慧能为六祖，称神秀为北宗禅师，列“五祖大满禅师旁出法嗣”[25]之下，大概其作者普济作为南方僧人以慧能的南禅为禅宗正脉。久视元年（700），武则天迎“九江道俗恋之如父母，三河士女仰之犹山岳”[26]的神秀禅师入京，“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27]，神秀一脉由此获得皇权的承认与扶植，“神秀所传禅法，随之上升为官禅，……直到安史之乱前的约五十年中，一直在禅思潮中占据着统治地位”[28]。神龙二年（706），神秀坐化，唐中宗令其徒普寂“统领徒众，宣扬教迹”，李邕盛赞普寂“入佛之智，赫然为万法之宗主”[7]。普寂作为唐中宗钦定的禅法正宗嫡传，不仅在两京地区是众所敬仰的领袖，在全国禅众中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旧唐书》称“及神秀卒，天下好释者咸师事之。……（普寂）始于都城传教，二十余年，人皆仰之”[29]。

《宋高僧传》载：“（神）秀同学（慧）能禅师与之德行相埒，互得发扬无私于道也。尝奏天后请追能赴都……又自作尺牍，序帝意征之”[30]，可见慧能与神秀时期，南北二宗能“互得发扬无私于道”，不似后世的争端纷起。这种情况至天宝年间而有所改变，慧能的传法弟子神会于天宝初入洛阳大行禅法，使得南禅拥有日益广大的群众基础。再加上神会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的表现，使得以神会为代表的南宗赢得中央政权的支持与扶植。《宋高僧传》记，“安史之乱”后，“郭子仪帅兵平殄，……用右仆射裴冕权计，大府各置戒坛度僧，僧税缗谓之香水钱，聚是以助军须。初洛都先陷，会越在草莽，时庐奕为贼所戮，群议乃请会主其坛度。……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31]。汤用彤先生曾指出，以神会为代表的南方禅众的多方经营不仅造成了北宗的衰落，而且“争端由是多矣”[32]。

这种争端在当时一方面主要体现在南北宗的正统之争，这种相争由于南宗最终取得胜利并使法脉得以延续而为后人所熟知，如裴休所撰《圭峰禅师碑铭》称：“忍为五祖，又传融为牛头宗。忍传能为六祖，又传秀为北宗。能传会为荷泽宗，菏泽于宗为七祖。”[33]又如《禅门师资承袭图》称：“德宗皇帝贞元十二年，敕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门宗旨，搜求传法傍正。遂有敕下，立菏泽大师为第七祖。”[34]另一方面，就是北宗内部也有法脉传嗣的争讼：神秀法嗣中，义福和普寂是影响最大的两位，《大智禅师碑铭》称“大通之传付者河东普寂与禅师（即大智禅师义福）二人，即东山继德七代于兹矣”[35]，尚将义福与普寂并列，李邕撰《嵩岳寺碑》则直称“达摩菩萨传法于可，可付于璨，璨受于信，信恣于忍，忍遗于秀，秀钟于今和上寂”[36]，以自达摩经神秀至普寂为正统。也有文献称少林寺法如禅师为“定门之首，传灯妙理”[37]，或称“（达摩）传可，可传粲，粲传信，信传忍，忍传如”[38]，推法如为接传于弘忍的六祖；而会善寺的净藏禅师，受学于道安十余年，道安坐化后，至慧能处“亲承五载，能遂印可付法，传灯指而北归。……可、粲、信、忍，宗旨密传，七祖流通，起自中岳”[39]，净藏学贯南北，在嵩岳地区，铭为禅宗“七祖”。

而大证禅师碑称禅宗“始自达摩，传付慧可，可传僧璨，璨传道信，信传弘忍，忍传大通，大通传大照，大照传广德，广德传大师，一一授手，一一摩顶，相承如嫡，密付法印”，可视为王缙以其宰相的身份（“中书门下平章事”），借助皇室权威，试图确定菩提达摩创始的禅宗自五祖弘忍，由六祖神秀（大通）至七祖普寂（大照），经八祖广德至九祖昙真（大证）的法脉传承。这种传承世系尽管不被后来兴旺起来的南宗禅系所接受，但是本则碑铭资料一方面可以弥补传世文献中禅宗北宗自普寂之后传承情况之不足，另一方面则可以此管窥“安史之乱”之后禅宗内部争夺正统地位、社会认可和官方扶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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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严挺之.大智禅师碑铭［M］//董诰.全唐文：卷280.北京：中华书局，1983：2843.

［36］李邕.嵩岳寺碑［M］//董诰.全唐文：卷263.北京：中华书局，1983：2673—2675.

［37］裴漼.少林寺碑［M］//董诰.全唐文：卷279.北京：中华书局，1983：2835.

［38］佚名.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M］//董诰.全唐文：唐文拾遗：卷67.北京：中华书局，1983：11123.

［39］佚名.嵩山会善寺故大德净藏禅师身塔铭［M］//董诰.全唐文：卷997.北京：中华书局，1983：1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