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河湾盆地神泉寺遗址研究*

卫 奇 张畅耕 胡 平

（1.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2.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 大同 037000；3.大同市博物馆，山西 大同 037004）

神泉寺遗址分布在泥河湾盆地山西省阳高县神泉寺村东侧寺沟二水库塔儿梁（图一），地理坐标为40°01′23″N，113°52′43″E，位于许家窑－侯家窑遗址74093地点SW41°12公里处。

神泉寺遗址是卫奇1988年组织调查时由虎头梁村考古技工王明堂发现的，后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石金鸣调查也发现了这个地点。文化遗物埋藏在桑干河的支沟基座阶地的堆积中，基座为阳原群的河湖相沉积。遗址分布面积大约100平方米，文化层厚约3.2米，由含大量大大小小玄武岩角砾的粉砂组成。

遗址中石制品非常丰富，其中绝大多数为石英断块和碎屑。1990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陈哲英对这个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大量石制品和哺乳动物骨牙化石（图二）。2002年，杜水生和陈哲英提取400多件石制品进行观察，记述了石核6件，包括Ⅰ型3件、Ⅱ型（砸击石核）1件、Ⅲ型2件；石片50件，至少包括Ⅰ1型15件和Ⅰ2型27件；器物39件；其他为断块和Ⅱ型石片[1]。

一、地貌与地层概况

图一 神泉寺遗址地理位置图

图二 1990年出土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

神泉寺遗址位于大同火山群区域的神泉寺火山锥附近。这一带是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貌学专业的教学实习基地，王乃樑、欧阳青、曹家欣、杨景春、周慧祥、王颖和田昭一等曾经在这里做过多年的地貌与第四纪地质考察，培养了学生，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大同火山区域较大，从山西大同市大同县倍加皂向东延伸到河北阳原县小石庄，东西绵亘43公里，其中兀立着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20座第四纪较晚时期火山锥，神泉寺火山锥是最西的一个。实际上，火山岩分布区域向东一直分布在河北省阳原县石宝庄和泥河湾盆地外围的山西省天镇县南高崖乡东黑石村。神泉寺一带阳原群河湖相堆积穿插火山岩流玄武岩，在地层剖面露头上明显可以看到两个玄武岩夹层，在鹅毛疙瘩火山锥附近的桑干河河谷，巨厚的玄武岩形成深邃峡谷。

研究表明，大同火山活动在“大同湖”存在时期，大约结束在十来万年前。杨景春根据肿骨鹿化石的发现首先揭露“泥河湾层”包含中更新统，后来贾兰坡等根据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哺乳动物群认定还包括上新统。在阳原县毛道沟村“泥河湾层”靠近顶部蕴藏大量蚬（Corbiculasp.）壳化石，相当新鲜，14C测年提供的数值是41400±1500B.P.，如果其测年正确，那么在大约4万年前，至少泥河湾盆地东北部的阳原县东井集一带仍然被“大同湖”水占据[2]。据史书记载，数百年前在泥河湾盆地西部还有较大面积的残留湖存在。

泥河湾盆地北部洪积扇发育，因物质补给的原因，地形在东西方向呈波浪起伏。在神泉寺一带，桑干河及其支流的阶地只有三级，即相当于岑家湾台地的最高阶地与较高阶地和较低阶地。神泉寺遗址位于相当于较高阶地的堆积层中，其年龄骨化石14C测定提供的数值是11720±150B.P.。

图三 陈哲英发掘探坑的地层结构（左图）和遗物采集（右图）

神泉寺遗址分布在泉水旁，泉水来自玄武岩和“泥河湾层”之间的含水层，属于洪积扇前缘承压水，流量大，水质好。神泉寺遗址文化层由被侵蚀破坏的最高阶地河湖相沉积和火山玄武岩角砾构成（图三左图）。其文化层发掘布方相当困难，逐层剥露发掘几乎无法进行，但利用流水冲洗搜集其文化遗物，多快好省，效果非常好（图三右图）。

遗址中动物骨牙化石非常丰富，但相当破碎，有许多骨片带人工切割痕迹。经初步鉴定，化石种类有拟鼠兔（Ochotonoiessp.）、狼（Canissp.）、象 类（Elephantids）、野 马（Equus przewalskyi）、野驴（E.hemionus）、披毛犀（Coelodonta antiquitatis）、原始牛（Bos primigenius.）等。

二、石制品分析

本文记述的是1987年神泉寺遗址发现时采集的石制品88件。

类型 石核12件，分别为Ⅰ3型（单台面多片疤）2件、Ⅱ2型（双台面多片疤）4件和Ⅲ型（多台面多片疤）6件；石片18件，分别为Ⅰ1-2型（自然台面部分人工背面）1件、Ⅰ1-3型（自然台面人工背面）2件、Ⅰ2-2型（人工台面部分人工背面）7件、Ⅰ2-3型（人工台面人工背面）8件；修理品45件，包括精制品（修理规整的有一定造型制品）23件和粗制品（略加修理无一定造型制品）22件；断块（具有非打片或修饰的人工痕迹的石块）13件（表一）。

石料 石制品岩性为石英51件、燧石21件、角页岩7件、石英砂岩4件、玛瑙3件、蛋白石1件和水晶1件。石料成分组合与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基本一致。

磨蚀与风化 石制品磨蚀程度Ⅰ级（轻微）的86件，Ⅱ级（较轻微）的2件；风化程度为Ⅰ级（轻微）的2件，Ⅱ级（较轻微）的33件，Ⅲ级（中等）的37件，Ⅳ级（较严重）的14件，Ⅴ级（严重）的2件。标本的磨蚀和风化特征显示，遗址属于原地埋藏，石制品基本未经自然作用磨损，但绝大多数暴露时间较长，有相当数量标本经历严重和比较严重的风化。

大小 石制品小型（定性三指撮；定量≥20，＜50mm）的76件，微型（定性双指捏；定量＜20mm）的4件，中型（定性手掌握；定量≥50，＜100mm）的8件，大型（定性单手抓；定量≥100，＜200mm）的和巨型（定性双手拎；定量≥200mm）的未见（图四）。

表一 石制品分类及数量统计一览表

神泉寺遗址的石制品绝大多数为小型，占86.4%。

石制品大小坐标分布图中如果植入大量碎屑，则可直观显示遗物少有流水冲动的分选，表明遗址属于原地埋藏。

形态 石制品宽薄型（宽度／长度×100≥61.8，厚度／宽度×100＜61.8）的63件，宽厚型（宽度／长度×100≥61.8，厚度／宽度×100≥61.8）的16件，窄薄型（宽度／长度×100＜61.8，厚度／宽度×100＜61.8）的5件，窄厚型（宽度／长度×100＜61.8，厚度／宽度×100≥61.8）的4件（图五）。

图四 石制品大小坐标分布图

图五 石制品形态坐标分布图

神泉寺遗址石制品的形态宽薄型的占71.6%，宽厚型的占18.2%，窄薄型的占5.7%，窄厚型的占4.5%。

重量 88件石制品总重量1721.2克，分布范围为1.2（81号断块）～102克（73号Ⅲ型石核），平均每件重量19.6克。12件石核总重量546克，分布范围为7.7（06号Ⅱ2型石核）～102（73号Ⅲ型石核）克，平均每件重量45.5克；45件修理品总重量752.5克，分布范围为2.6（32号精制品）～58.3（13号精制品）克，平均每件重量16.7克；18件完整石片总重量247.4克，分布范围为1.7（26号Ⅰ2-3型石片）～66.9（Ⅰ2-2型石片）克，平均每件重量13.7克。

石核 12件，几乎均为小型和宽厚型，每件至少有2个作业面，片疤显示最后的剥片成功率一般不算高，有的剥片不成功，但有的剥片相当成功（表二）。06号Ⅲ型石核似有砸击特征。

石片 18件，均为完整石片，包括Ⅰ1-2石片1件、Ⅰ1-3石片2件、Ⅰ2-2石片7件和Ⅰ2-3型石片8件。均为硬锤直接打击石片，未见砸击制品和似石叶（blade）状薄长石片。石片台面面状（包括平面和糙面）者17件，其中包括单面状15件和双面状2件，还有破坏刃状的1件。石片台面呈正扇形和倒三角形以及菱形的有9件，占其半数，显示选择石核台面角状部位剥片的思维结构。台面呈扇面形的有2件，未必显示在石核台面一个部位的连续推进剥片。台面角分布范围在94°～126°。台面前后距分布范围在3～11mm，大多小于10mm。背面片疤单向的7件，双向的8件，多向的3件，其中单片疤的1件，双片疤的2件，多片疤的15件。尾端大多为刃状和斜截面状（表三）。

修理品 45件，包括精制品23件，粗制品22件，原型均为石片，大多为单向背面修理的边刃器物，也有少量可以归于传统器物的尖状器和石钻（表四，图六）。

表二 石核观测表

表三 完整石片观测表

三、讨 论

本文是一篇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报告，虽然时间来得晚了一些，但其材料的科学实证性并未减色。本文属于非传统形式报告，也许能够为将来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和发掘报告的规范拓宽思路。

神泉寺遗址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水文环境至今依然存在，泥河湾盆地虎头梁遗址的各个地点也都是这样。生态环境指示神泉寺遗址形成的时期不仅适宜动物生存，也适合人类生活。巨厚的文化层，丰富的石制品，大量的食草类动物遗骸，表明人类在这里曾经有过较长时期的狩猎和制作食物活动。同时，也向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提示，寻找旧石器遗址须了解其水文环境，因为旧石器遗址必然分布在泉水旁或河湖边，对于较早时期的遗

址虽然水文环境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化，但通过地层岩相仍然可以摸索到对于水的依存，这就是旧石器遗址为什么发现于冲沟两边的地层里，在相对新构造运动变化不大的地区，现代的沟谷与过去的冲沟大体上是一致的。

表四 精制品观测表

图六 精制品

图七 泥河湾盆地桑干河河谷考古地貌示意图

神泉寺遗址，其年龄14C测年提供的数值是11720±150 B.P.，但是在该遗址里未发现同期泥河湾盆地盛行的细石器，其石制品组合面貌恰似邻近的许家窑遗址。依据文化相推测，神泉寺遗址与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可能存在直接的承袭关系，甚至可大胆设想，在“大同湖”大面积消失后，“许家窑人”的后裔继续在这里生活过。

神泉寺遗址所在的地貌部位相当于泥河湾盆地桑干河流域较高一级阶地，它与虎头梁遗址所在的较低一级阶地和南磨遗址所在的最高一级阶地属于同一时代。由此可见，桑干河阶地的纵剖面在上游和下游存在时间位相差，也就是说，同一级阶地，下游段古老，上游段年轻。目前，山区阶地的顺序，人们习惯于从下往上排列，这样虽然看起来解决了阶地的时差问题，但阶地纵向却容易新老混为一谈，因此，按照形成时间的先后排列是较为顺当和合理的[3]（图七）。

神泉寺遗址在不久前遭受当地村民挖龙骨的破坏，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21世纪，不能不令人深感痛惜。由此看来，文物保护工作任重道远，专业考古人员的发掘可以管制，但老百姓的破坏却难以限制，自然的破坏更是无法遏制。实际上，积极鼓励专业人员对暴露的遗址进行小规模勘探性试掘（例如4m2）应该是最有效的文物保护举措，因为记录在案总比人为破坏或自然消失好。

致谢：文稿撰写中熊建国、陈哲英和刘锡清等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1］杜水生，陈哲英.山西阳高神泉寺遗址石制品的初步研究［J］.人类学学报，2002，21（1）：50—58.

［2］袁宝印，夏正楷，牛平山.泥河湾裂谷与古人类［M］.北京：地质出版社，2011，132—207.

［3］卫奇.泥河湾盆地考证［J］.文物春秋，2016（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