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身孺子终不悔

2018-12-11 11:34解移生
湖北教育·综合资讯 2018年9期
关键词:黑板讲台老师

解移生

三十年前,那个头扎羊角小辫、身材瘦削的小姑娘,留在发黄的相片里,如今却已步入中老年的队伍。三十年前,作为老师第一次走进学校,却被当成学生的笑话,如今已成为永远的回忆。

眨眼间,许身教育已是三十年。

这三十年,是用脚丈量三尺讲台的三十年,从讲台这头到那头,青丝走成白发;这三十年,是用手描绘方寸黑板的三十年,从黑板左边到右边,留下的文字恒河沙数;这三十年,是用心教育学生文化的三十年,从课本扉页到末页,一点点知识在学生脑海里生根发芽,懵懂的少年成长为激情飞扬青年;这三十年,也是用情感染学生成长的三十年,从言教到身教,一个个人生哲理在学生思想上茁壮成长,幼稚的孩童转身为浪遏飞舟弄潮儿。

三十年前,那个头扎羊角小辫、身材瘦削的小姑娘,留在发黄的相片里,如今却已步入中老年的队伍。三十年前,作为老师第一次走进学校,却被当成学生的笑话,如今已成为永远的回忆。

选择教师,是无意的归宿。当年初中毕业,为解决家庭负担过重,成绩优异的我选择报读中专。第一志愿是卫校,当一名护士,结果却阴差阳错地进了师范。得知师范毕业后出来是在农村当一名小学老师时,我哭闹着不肯去:自己还是孩子,又要整天与孩子打交道?执拗的父亲用朴素的语言教育我:“教书总比做农活轻松。别人想去去不了,你考上却不想去”。也是这个道理,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如果哪个家庭有孩子考上中专之类的学校,将是一场盛大的喜事,比“婚嫁”还风光,放电影、请客吃饭已是那时的“标配”,因为意味着跳出农门吃上“皇粮”,是一名国家工作人员。

虽然不服命运的捉弄,但必须接受现实的安排。选择师范求学,思想难以转弯。真正让我转变观念和想法是在师范二年级,我遇到了又一位好老师——陈老师。她是我的《教育学》老师,也是我同学的母亲。潜意识中认为《教育学》是枯燥乏味的科目,可是在陈老师的课堂上学习却是一种享受:深奥的理论在她的讲述中印入脑海,枯燥的知识在她飞扬的粉笔尘中愉快接受,专业的术语在她的考试中成为优秀的分数。感觉她不是在上课,而是在充满激情地演讲,能紧紧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愉悦中接受知识。从那时起,我就暗暗下定决心,以她为榜样做一名好老师。也是从那时起,我用起了百般的努力,除课堂上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外,课外时间又陶醉于学校的琴房、图书馆等地方。

教学之路并不平坦。乡村教师奇缺,毕业后本来只能教小学的我站在了初中的讲台上。面对着年龄比我小不了多少,身高却比我还高的学生,如何让学生接受我的教育与管理是我的首选课题。

记忆中永远忘记不了站上讲台的第一课,走进教室,打开早已看了千万遍的教案,在黑板上郑重写下了《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突然下面传来了一个男生的声音:“老师写的字比我写的还差”。声音不大,但却清晰地传递到我的鼓膜,我明显感觉脸颊在泛红。不能让学生的气焰占上风,初出茅庐的我忘记了身高劣势,本能地转过身,望着那个身材高大的男生说:“那你上来写写看”。本想用这一招吓唬下他,没想到那个学生毫不胆怯地走上讲台,拿起粉笔。霎时,黑板左右两边出现了对比鲜明的两种字形,谁胜谁负一清二楚。此时更有几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学生鼓起掌来。挑衅?找茬?没容我过多反思,不争气的泪水及时流出,我跑出了教室。原以为教书就是将知识准确传授给学生,或说将课堂交流演绎出精彩,就是一位好老师,谁知俗语中“字是门楼书是屋”在我身上得到了印证。虽然跑出教室,但不能永远离开讲台,“难堪”还需面对。于是,上课时在黑板上的板书我更注重框架结构了,甚至把教案书写当成练字的延伸,还不忘课余时间临摹字帖。一学期后,我的字成为学生模仿的“字帖”。一年后,全镇中小学教师“三字一话”比赛,钢笔字、粉笔字、普通话的一、二等奖获奖名单分别出现了我的名字。

也曾记得,学习鲁迅先生作品《孔乙己》,那句“大约孔乙己的确已经死了”成了课堂上讨论的热点与难点。不将时代背景、人情世故等联系起来学习,这句话就是一病句。盡管教学参考书对此早有解释,然而在教学资源稀少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更多课文中的更多不同的知识、不同的观点形成了更多学生心中的“为什么”。面对学生千奇百怪的问题,我感到知识的不足已成为教学的短板。为巩固自己站立初中讲台的地位,我报读了中文本科函授。在接下来五年的学习中,我再次感受到知识的力量。那五年,是我最苦的时候,当别人沉浸在假期休养中时,我却背起行李顶烈日冒严寒外出求学;那五年,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时时与鲁迅、巴金等文学大师对话、与专家教授交流;那五年,是我教学长进的黄金时期,新的教学方法、教学艺术不断被我运用于实践。渐渐地,我感觉课堂上要讲的东西太多了,往往一个问题还没有探讨完毕,下课铃声就响了;渐渐地,我感觉自己俨然成为一位“老”教师了,偶尔出现的“拦路虎”也能被我“三拳两脚”对付出去。

用爱播撒学生心田,教师不能是“教书匠”,应该是“灵魂的工程师”。深入理解其含义并身体力行实施,是在我工作几年后。

那年,我第一次当班主任,并且是毕业班班主任。开学第一天,一个女生找到我:“老师,贺朝春这学期不读了。”“贺朝春?不就是那个玲珑乖巧、成绩优秀的姑娘吗?为什么?”“她父亲说家庭困难、负担重,并且她是女孩子,读再多的书也没用。她一气之下跟着舅舅昨天去武汉打工了”。

职责告诉我不能让贺朝春辍学。虽然以教师的身份参与过多次走访,但全程仅是陪同。平生第一次以班主任身份走上了家访的路程,没有老师陪同,仅有那名学生带路。10余里路,1个半小时,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被我用脚征服。贺朝春家位于一座砖瓦窑旁,两间用茅草和杂树搭起的棚子,三张床,再无其他摆设,连一条板凳也没有见到。刚刚下过雨,没有一处可以落脚。

艰难的对话拉开了。“我也是一个女孩,但我感谢我的父亲让我读书,使我有了今天的工作。”我用自己的事例证实“女孩读书无用论”的错误,“你肯定不愿意孩子今后过着与你一样的生活。在贫穷的家庭,只有读书才是改变命运的机会”。一小时的交流,老人从拒绝到动摇。“你想法让贺朝春返校读书,学费的事我想办法”。承诺促进变化,贺朝春的联系方式终于到我手中。离开贺朝春家时,天已微微泛黑。

电话接通贺朝春的那一刻,我听到了话筒里传来的哽咽声:“老师,我想读书,我想念朝夕相伴的同学”。“同学们也很想念你。你明天必须回来,我和同学们等着你”。三天,贺朝春还没返校。我再次单枪匹马踏入那个极度贫寒的家,原来辞职回家的贺朝春在父亲责怪没挣到钱反而折路费的情况下僵持着。“如果你只看眼前,将荒废的是孩子一生。只要她读书考上大学,你那点路费还是有的。她的路费我替她给了,贺朝春今天跟我到学校去”。说完,我掏出50元钱,强行背起了贺朝春的书包。贺朝春在我的努力与坚持下,中考以全校总分第三名的成绩进入一中,现在已经是某企业的管理人员。

往事如烟,时光飞逝。三尺讲台,是放飞学生希冀与梦想的阵地,也是教师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舞台。三十年弹指一挥,记不清有多少件被我以“太小,穿不下”为借口的衣服披在了学生的身上。三十年汗水与泪水,练就了课堂上“口若悬河”,多少学生从我手中走出情景模糊而又清晰。三十年,逝去的是青春,留下的是坚持与坚守,不变的是初心!

(作者单位:大冶市灵乡镇初级中学)

责任编辑/周小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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