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区市高质量发展指数测度模型及结果分析

2018-12-12 10:06赵德友邱玲徐委乔
市场研究 2018年11期
关键词:省区市高质量区域

◇赵德友邱 玲徐委乔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有着深刻阐述,他指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也应是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供给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强,产品和服务质量高。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这种需求又能反过来引领供给体系和结构的变化,供给变革又不断催生新的需求。从投入产出看,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分配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并且充分反映各自按市场评价的贡献。从宏观经济循环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通畅,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比较合理,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不出现大的起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的七大战略之一,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举措,并对区域协调发展进行了具体部署。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即区域经济要向高质量转变。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今后区域经济发展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的需要,而不仅仅是满足实现温饱和小康的需要。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提高供给质量,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要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区域经济是粗放发展,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大,生态破坏严重。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就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更多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来实现发展。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沿海与内地收入差距大,这些问题关系着分配公平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走高质发展的道路。我国31个省区市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状是什么,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有多大,怎样用高质量发展来引导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些都是亟待探讨的问题。

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模型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均衡发展到改革开放初期非均衡发展再到新时期协调发展的调整过程;经济增长也经历了从低速到高速再到中高速的演变过程。党的十九大做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论断。贯彻新发展理念,实施区域间高质量协调发展,成为全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然要求。度量各省区市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了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现状,分析差异原因,有助于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一)设计指标体系

构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使新发展理念贯穿于指标体系的各个方面。

1.基本原则

导向性原则。指标体系要充分体现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紧扣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宗旨,与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十三五”规划相衔接,切实起到引领区域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导航仪”作用,以增强政策导向与实践意义,激励各部门各地区进一步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体制机制,切实有效地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系统性原则。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个系统工程,涉及供给与需求质量、投入产出效率、收入分配、生态环境等经济发展各方面和经济循环全过程,指标体系要体现系统性、结合性,从多角度反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既反映经济发展,又反映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发展;既包括人均指标,又包括结构效益和节能减排指标,全方位体现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简明性原则。指标选取尽可能少,选取核心、关键、有代表性的指标,重点选取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党中央、国务院主抓的重点工作和关键环节方面的指标,力求简便易行,不搞数字迷宫,每个关键环节或工作领域只选择一到两个核心指标,有效发挥分领域指标对具体工作的引导和相互协调促进作用。

可操作性原则。指标选择要充分考虑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应尽量采用有现行统计数据的指标,使指标可采集、可量化、可对比,以利于统计资料的搜集、整理、汇总和对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

2.指标体系框架与内容

高质量定基综合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包括收入与劳动产出水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六大板块共24个指标(见表1)。

表1 高质量定基综合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1)收入与劳动产出水平,包括四个指标:人均GDP,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反映公共经济效益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收入水平的提升;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反映劳动投入效率。

(2)创新发展,包括三个指标:研发支出(R&D)占GDP比重,反映总体研发创新投入水平;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反映社会创新研发的成效;技术市场成交额,反映创新的产学研结合情况。

(3)协调发展,包括四个指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反映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的情况;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反映城镇化进展和城乡结构变化的情况;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反映收入结构的变化情况;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反映经济结构的变化情况。

(4)绿色发展,包括四个指标:万元GDP能耗,反映节能情况和能源利用效率;万元GDP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万元GDP二氧化硫排放量,反映主要污染物减排情况;森林覆盖率反映森林资源情况和生态平衡状况。

(5)开放发展,包括三个指标:人均货物进出口总值,反映对外贸易发展的水平;外贸依存度,反映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旅游对外开放度,反映开放发展的质量。

(6)共享发展,包括六个指标:人均住户存款年末余额,反映居民财富情况;养老保险覆盖率、医疗保险覆盖率,反映社会保障水平;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反映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反映文化事业发展;贫困发生率,反映脱贫攻坚进展。

3.确定指标权重

在多指标综合测度中,权重值直接影响综合测度的结果。科学合理地确定各经济指标的权重,是决定综合测度结果质量的关键问题。本文采取常用的专家打分法(即Delphi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在确定权重时主要把握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相对重要的指标赋予较高的权重,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赋予六分的权重,高于人均GDP和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二是数据可靠性较高的指标赋予较高的权重,反之则赋予较低的权重,如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只赋予两分权重(见表1)。

(二)建立数据库

1.建立数据库

根据上述区域经济高质量定基综合发展指标体系,搜集整理各年度各省区市统计年鉴、部门专业统计年鉴以及世界银行数据库31个省区市24个指标2000~2017年的基础数据,建立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数据库。用xijk代表第i个省区市第 j个指标第 k年度指标数值,其中 1≤i≤31,1≤j≤24,2000≤k≤2014 得到如下矩阵。

此外,为了计算平均人口,并检查数据的连贯性,同时也搜集了1999年部分指标数据。

2.数据诊断

计量经济学是利用样本数据建立、估计、检验模型的,样本数据质量是决定模型质量的关键因素,数据库建立后,首先要检查数据质量,确保每个数据真实可靠,纵向、横向均稳定可比,临近两年数据的结构、增速不能偏离常值。本文采用最大最小值诊断法对数据进行诊断。

最大值诊断。如果某省区市某年数据明显大于其他年份,或其增速明显大于其他年份增速,则属于非正常数据。本文采用正常增速的最大值上浮1个百分点作为其增速,用该增速推算一个值代替该异常数据。

最小值诊断。如果某省区市某年数据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或原因不明,出现明显偏小现象,则属于非正常数据。采用该指标其他年的最小增速乘以0.8的系数后作为其增速,用该增速倒推一个值予以填补。

3.缺失数据处理

在搜集和处理数据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数据缺失的现象。在实际调查或实验分析中,数据缺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选择合理方法对缺失数据进行处理,就会造成分析结果出现偏差甚至错误,从而对结果造成影响,所以选择合理的方法至关重要。本文采用过去(未来)五年平均速度法或前后两年均值法进行填补。具体来说,假设第i个省区市第j个指标缺少第k年数据,设五年平均速度为α,则xijk=xij(k-1)×(1+α);或

(三)计算各指标定基发展指数

利用指标体系构建测度模型,本模型对指标体系中的正向指标、逆向指标等不同类型的指标,依照不同的处理方法计算其定基发展指数,用rijk代表第i个省区市第j个指标第k年度的定基指数。

1.搜集人均GDP的定基发展指数

直接从31个省区市统计年鉴搜集按可比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定基指数,并换算成以2000年为100的定基指数。记第i个省区市第k年的定基指数为ri1k(1≤i≤31,2000≤k≤2017,),将其确定为各经济指标的基准定基发展指数。记:

2.计算其他正向指标的定基发展指数

对于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正向指标,为消除量纲影响,使其标准化后与人均GDP定基可比,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1≤i≤31,j=2,3,4,5,6,7,8,9,11,15,16,17,18,19,20,21,22,23,2000≤k≤2017,max(xijk)为第 j个指标 31 个省区市18年数据的最大值,min(xijk)为第j个指标31个省区市18年数据最小值。

3.计算逆向指标的定基发展指数

逆向指标定基发展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1≤i≤31,j=10,12,13,14,2000≤k≤2017,max(xijk)为第j个指标31个省区市18年数据的最大值,min(xijk)为第j个指标31个省区市18年数据的最小值。

4.贫困发生率的定基发展指数

对于贫困发生率指标,即j=24,由于该指标值中有0值,先将原始数据转化成正向指标,其定基发展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经计算得到31个省区市2000~2017年各指标定基发展指数,即一个31×18×24阶的矩阵。

(四)计算31个省区市高质量定基综合发展指数

wj是第j个指标的权重,2000~2017年31个省区市高质量定基综合发展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R是用选定权重wj与各指标定基发展指数加权计算后,形成的一个31×18阶的矩阵。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数据开展统计较晚,如贫困发生率,从2010年才开始统计,我们称之为胡子数据。胡子数据的定基发展指数计算从有该项指标统计数据的年份开始,缺失年份的定基综合指数用系数进行放大。

三、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测度模型,计算得到31个省区市2000~2017年高质量定基综合发展指数。从测度结果看,2017年只有八个省区市的定基综合发展指数超过500,其余省区市均低于500,整体来说,31个省区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见下页表2)

(一)31个省区市高质量发展的不平衡性在逐渐缩小

计算2000~2017年定基综合发展指数的变异系数和平均离差,分析变化趋势。2000年定基综合发展指数的变异系数为0.2600,平均离差为0.1821;2017年定基综合发展指数变异系数为0.2015,平均离差为0.1438。2000~2017年定基综合发展指数的变异系数和平均离差均呈下降趋势,反映出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平衡性在逐渐缩小。从变化态势上看,2000年至2011年,定基综合发展指数的变异系数和平均离差在波动下降,2011年以来,变异系数和平均离差平稳下降。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平衡程度呈现出先波动缩小后平 稳缩小态势(见图1)。

表2 2000~2017年31个省区市高质量定基综合发展指数

续表2

续表2

图1 2000~2017年定基综合发展指数的变异系数与平均离差

(二)2017年与2000年相比,各省区市定基综合发展指数偏离度有升有降

为进一步度量2000年与2017年各省区市发展程度与平均水平的差异及其发展变化,分别计算2000年及2017年各省区市定基综合发展指数与平均水平的偏离度,计算公式如下:

2000年与2017年各省区市定基综合发展指数与平均水平的偏离度计算结果见图2。

2017年与2000年相比有17个省区市的定基综合指数偏离度增大,14个省区市的定基综合指数偏离度缩小。

2017年,发展水平高于31个省区市平均水平的有11个省区市,与2000年相比,浙江、江苏等两个省与平均水平的正向差距进一步扩大,北京、上海、广东、天津、福建、陕西、辽宁等七个省市与平均水平的正向差距呈现缩小态势,山东、重庆等两个省市与平均水平的差距由负转正。

2017年,发展水平低于31个省区市平均水平的有20个省区市,与2000年相比,湖北、西藏、湖南、四川、内蒙古、安徽、河北、河南、山西、贵州、宁夏、青海、甘肃等13个省区与平均水平的逆向差距呈现缩小态势,吉林、江西、黑龙江、广西、云南、新疆等六个省区与平均水平的逆向差距进一步扩大,海南与平均水平的差距由正转负。

图2 各省区市2000年与2017年定基综合指数偏离度雷达图

(三)31个省区市定基综合发展指数排名位次变化情况

将2000~2017年各省区市定基综合发展指数排序,排名位次见表3。

表3 2000~2017年31个省区市定基综合发展指数排名位次

续表3

续表3

续表3

2000年定基综合发展指数排名前五位的是北京、上海、广东、天津、福建,2017年排名前五位的是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浙江和江苏进入前五位,天津和福建分别下滑到第六和第八位。2000年高质量定基综合发展指数排名后五位的是贵州、宁夏、甘肃、青海、西藏;2017年排名后五位的是新疆、甘肃、青海、宁夏、贵州,西藏跳出了后五位,新疆落入了后五名。2017年与2000年相比,31个省区市定基综合发展指数排名位次上升的有13个省区市,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和陕西五个省区市位次没有变化,下降的有13个省区市,其中边疆地区、东北地区及资源型地区的黑龙江、广西、吉林、新疆、云南等地高质量定基综合发展指数排名下降较多,海南下降12位,下降位次最多,通过对海南原始数据和动态位次的深入分析,均属于缓慢下滑,并非因一个或几个指标断崖式下跌所致,也不是某年位次急剧下滑所致,属于温水煮青蛙的性质(见表 4)。

表4 2017年与2000年相比中国区域经济定基综合发展指数及位次变化

续表4

(四)四大经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出现僵局

计算中国四大区域的定基综合发展指数,2000~2017年四大区域的定基综合发展指数稳步上升(见表5和图3)。

2000~2017年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排序依次是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东部地区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但东北地区的定基综合发展指数增速在逐渐降低,中西部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赶超东北地区。东北与东部定基综合发展指数之差由2000年的54.71扩大到2017年140.93,差距在扩大;中部与东北定基综合发展指数之差由2000年的29.65缩小到2017年8.67,差距在缩小;西部与东北定基综合发展指数之差由2000年的41.19缩小到2017年22.08,差距在缩小。

表5 2000~2017年中国四大区域定基综合发展指数

图3 2000~2017年四大区域定基综合发展指数

四、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三大目标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我们要紧紧围绕以上三大目标,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和突出问题,提出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积极实施三大发展战略

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坚持“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倡导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要“交而通”,彼此多拆墙、少筑墙,做有往有来的好邻居。“一带一路”要继续向纵深发展,惠及更多国家。坚持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强化北京“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定位,提升天津“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定位,重点培育河北省“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定位。京津冀的短板是河北省,河北省要从环境、市场、创新、政府等方面,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尽快缩小与北京、天津在经济社会与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并积极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主动吸引非首都功能的集聚,加快发展速度,形成自身区域增长极,打造世界级现代化城市——雄安新区,才能实现促进河北省经济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改革创新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前提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长江流域系统性着眼,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实施好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工程。要坚持整体推进,增强各项措施的关联性和耦合性,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彼。要坚持重点突破,在整体推进的基础上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

(二)推动各省区市经济发展质量全面提升

全面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是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需要,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如何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各省区市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加快建立统一、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二是培育一批创新型经济主体和具有竞争力经济主体。各省区市要大力培育创新型企业、创新型个人、创新型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新型平台。同时要发挥地区优势,努力培育更多的具有国际竞争力企业。三是推动更多产业向中高端跃升。既要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符合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方向的新兴产业,也要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四是挖掘本地市场,拓展外部市场。要充分挖掘本地市场,满足本地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需要,还要不断拓展海外市场,特别是中高端市场,通过外部高端市场倒逼本地产品质量的提升。五是大力培育和引进各种高级要素。必须大力培育、引进、优化配置各种高级要素,提高高级要素投入在生产要素投入中的比例。六是加快建设基础设施网络体系。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短板,提升落后的基础设施。同时要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推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找准本地区在四大主体功能区定位,结合实际选择发展道路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是我国国土开发空间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规划,对于推动形成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各地(州市)和各县(旗市)要遵守主体功能区规划,在这个大前提下,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科学选择发展道路。

处于优化开发区域的要优化城镇布局、优化人口分布、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方式、优化基础设施、优化生态系统格局。处于重点开发区域的要健全城市规模结构、促进人口加快集聚、形成现代产业体系、提高发展质量、完善基础设施、保护生态环境。处于限制开发区域(农产品主产区)的要着力保护耕地、稳定粮食生产、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产品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处于限制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要增强生态服务功能、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降低人口总量、提高人口质量。处于禁止开发区域的要逐渐减少自然保护区人口、加强遗产原真性保护、严格保护风景名胜区内一切景物和自然环境、禁止从事与资源保护无关的任何生产建设活动。

(四)破东北经济低迷僵局,统筹四大区域协调发展

统筹四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创新引领东部率先发展,以深化改革,创新驱动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抓基础设施建设,促产业发展,实现中部崛起和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问题是四大板块协调发展的短板、重点和难点,统筹四大区域协调发展,破解东北经济低迷僵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加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加快落实对东北的重大政策文件,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促进装备制造业等优势产业提质增效,积极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实施东北地区培育发展新兴产业行动计划,充分利用东北地区骨干企业多等优势,加快培育壮大产业集群。大力推动单一结构地区(城市)的发展转型,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二要以加速城市化为抓手,形成产城融合的发展模式,逐步集聚人气。通过提高城市化质量促进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有序转变,加大对东北地区非竞争性行业的支持力度,包括铁路、公路、水利、城市管网等重大基础设施,以及城区老工业区和独立工矿区搬迁改造、棚户区改造、采煤沉陷区治理等惠及民生的重点领域,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借助建立城市化与区域产业结构演变互动的调控体系,保障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顺利进行,发挥城市化对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有序演变的载体及动力推动作用。三要重塑产业发展的空间经济地域,优化东北地区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强调大城市地域、经济类型区、生态环境整治区、重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空间地域划分,结构体系建立,区域功能定位,运行机制与方式的选择,将大城市地域、重点经济技术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作为东北地区重点建设的经济地域,增强大城市地域的增长极和空间扩散作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兴产业发展拉动作用,边境经济合作区对外开放及国际经济合作增长极作用。

(五)打造湾区城市圈,建设“一线三湾”

湾区经济是当今国际经济版图的突出亮点,是世界一流滨海城市群和经济带的显著标志,也是高端要素集聚、发展质量最高的经济形态。世界著名的湾区有纽约湾、旧金山湾和东京湾。纽约湾突出现代服务业,旧金山湾突出科技创新,东京湾突出现代制造业。粤港澳大湾区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将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议尽快启动第二个大湾区规划,在环杭州湾的基础上,将长江口湾区纳入进来,一并规划成长三角大湾区,区域可涵盖上海、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嘉兴、绍兴、南通、舟山等九个城市,推动长三角迈向更高发展阶段。同时,适时启动开展环渤海湾大湾区(大连、青岛、天津等16市)的论证研究。

海岸线要明确发展湾区经济的战略地位,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强化新区创新能力,搭建智能制造新高地。坚持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有机结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建立多渠道、宽领域的环保投入体系。发展大湾区经济对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规划、资金、协调体制、对外开放等方面给予大湾区更大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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