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军对上海文化事业的摧残与破坏
——以商务印书馆被炸为例

★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闸北，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翌日上午10时，4架日本战机携带500公斤炸弹，轮番轰炸位于闸北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总厂房，先后投掷6枚巨大燃烧炸弹，引起剧烈爆炸，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天空，燃烧的纸灰飞达十数里外。到下午3时许，商务印书馆总务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印刷所，书籍、仪器、纸张各栈房，以及尚公小学全部被毁。2月1日晨8时许，日本浪人又潜入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纵火，大火燃烧至傍晚时分，巍峨的东方图书馆5层大楼被焚毁一空，所藏图书全部付之一炬，设在楼内的编译所也荡然无存。

曾经担任商务总经理的陈原先生，曾这样评价商务印书馆：“这家老店几乎不是一家出版社，更不是一家书店。如果人们知道它曾经有过文化联合体(出版、印刷、发行、图书馆、各级学校、仪器厂、文具厂、玩具厂、电影厂……)的设想和实践时，人们甚至会惊讶地发现，创办这家老店的先行者们，是怀着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崇高抱负来创业的，他们带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时刻想着要通过出版物和他们的劳作，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使它重新傲然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陈原：《百年老店迎接新的挑战》，载《中华读书报》，1996-07-03。通过这段话，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在一·二八事变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炸毁商务印书馆了，他们是妄图以消灭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来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和反抗意志，就像时任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的盐泽幸一所说的：“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载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张人凤：《为国难牺牲，为文化奋斗：抗日时期的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一百年》，50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商务印书馆被毁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罕见浩劫，更是日本帝国主义蓄意破坏中国文化的铁证。

一、商务印书馆的创建及其历史功绩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事业中建立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民族印刷出版企业，1897年2月11日，由原美北长老会美华书馆工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四人集资3750元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创办。最初只是一家以印刷商业簿册、账本、教会图书等业务为主的私人印书作坊，1902年，中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与爱国实业家张元济入主商务印书馆后，秉承“以出版扶助教育，以教育促出版繁荣”经商理念，开展以印刷为主的多种经营，将商务印书馆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一流的印刷、文化和图书发行业巨擘。到1932年被毁前，商务印书馆在全国设有26个分馆、10个分店、2个分厂及1000多个销售网点，光上海总馆一处就拥有4500多名员工、300多人的编译团队和5个印刷厂、1200余台世界先进印刷机器，其设备之完善，资本之雄厚，在远东尤无其匹，创造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诸多第一。

商务印书馆对中国文化事业的贡献首推教育。1903年商务印书馆率先出版了近代中国第一套科目完备的《最新教科书》，到辛亥革命前，商务印书馆已经出齐了初小、高小至中学各年级的各科教科书共375种、801册，销售量达10万多册，“规模之巨，品种之多，销行之久，影响之大，都居全国出版界之首。”*李瑞良：《超越市侩意识的文化品格——商务印书馆馆史的启示》，载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科研办公室编：《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研究》，405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杜，1994。为了给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提供实验场所，推动近代教育的普及，商务印书馆还先后创办了一系列公共教育事业，如“小学师范讲习所、商业补习学校、艺徒学校、国语讲习所、国语师范学校、师范讲习社等十余次，现有尚公小学校、平民夜校、励志夜校等”*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载《1897—1992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7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率先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面向普通百姓的教科书体系和现代教育模式，并通过教育将中西文化精髓及爱国主义思想传递给民众。商务印书馆也因此被日本称为“排日宣传之中心”*《大陆报》，1932-03-18。，成为他们的眼中钉。

由商务印书馆下属的私立藏书楼涵芬楼扩建而成的东方图书馆享有“亚洲第一图书馆的美誉”，在保存中国文化典籍、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及培养专业人才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1926年正式对外开放后，东方图书馆积极行使为社会服务的使命，吸引了大量读者，其中大多为学生、店员和工人。1928年东方图书馆又设立汽车图书馆，1929年增加了儿童图书馆和流通部，极大地满足了各个年龄和文化层次民众的求知需求，推动了广泛的社会教育。据统计，1929年阅览人数28999人，阅览图书18789册；1930年为36800人，阅览图书45517册。

甲午战争失败后，商务印书馆“深知出版事业关系我国文化前途甚巨，故确定方针，一方发扬固有文化，一方介绍西洋文化，谋沟通中西以促进整个中国文化之光大。”*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载《何炳松纪念文集》，1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第一个用现代出版手段，大规模地搜集、整理、影印、校勘中国古籍，编纂出版了《四部丛刊》《道藏》《百衲本二十四史》和《校史随笔》等典章汇编，为旧史的校勘、流传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组织翻译出版了大批西方古典和近代哲学名家名著，如《天演论》《万有文库》《汉译世界名著》《现代教育名著》以及其他各科丛书，率先系统地介绍进化论、唯物主义经验论、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逻辑学著作，开拓了国人眼界，传播了民主自由等先进思想。

到20世纪3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占全国总出版物的52%，共计“达8039种，18708册”*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社》，参见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卷，3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而且大多出版物都是自撰自编自译的。这些出版物包罗了各学科主要领域，如《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儿童世界》《英语周刊》等，引领了国内的思想文化新潮流，读者遍及全国，誉满海内外，商务印书馆逐渐发展成为传播新知识、新文化，开启民智的平台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对中华民族的振兴产生了巨大影响，被世人誉为东方文化之中心机关。商务印书馆被炸后，《密勒氏评论报》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日人破坏该馆实另有目的焉，盖该馆在最近三十年来，在中国民族觉醒上实占一枢纽之地位也。”*商务印书馆善后办事处：《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51页。

二、商务印书馆的损失情况与统计

在日军蓄意轰炸和焚毁之下，商务印书馆“二十五年来苦心经营之事业俱化灰烬，残酷情况莫于言状”*《商务印书馆停业》，载《申报》，1932-02-05。。据商务印书馆战后的损失调查报告书所述，“本馆总厂中第一、第二两印刷所为两层楼长屋两大排，中有机器数百架，为本馆主要印刷部分，均与房屋同归于尽。第三印刷所为三层大厦，系墨色石印部分，英文排版部亦在其中，均焚毁无余。第四印刷所为四层大厦，二、三两层置彩印、精印机器数十架。上层为全公司总务处所在，下层为营业所在地，均付一炬。其他如标本模型制造部、制油墨部，以及三层大厦置有装切机器数十架之装切部等亦无不全毁。又书籍及纸张等栈房之大厦及所存书籍纸张均焚毁一空，纸灰深可没膝。仪器、文具等栈房亦如之。藏版部系三层巨厦，被焚后所藏铜、锌、铅等版均熔成流质，溢出墙外，凝成片块。他如储电房、自来水塔、木工部、出版科、寄售股等房屋无不烧成瓦砾之场。其残留者仅机器修理部、浇铅版部及疗病房数处而己。至于总厂以外之东方图书馆、编译所及其附设之各杂志社、函授学社、尚公小学，以及厂外书栈房等，均仅余断壁颓垣与纸灰瓦砾”。*商务印书馆善后办事处：《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56页。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总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及尚公小学之四部分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6330504余元，作为文明载体的图书古籍等损失则不可估量。

东方图书馆是商务印书馆苦心经营30年的文化宝库，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5年时间，却在中国文化和图书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被毁后，张元济曾痛心地说：“工厂的机器设备，毁了都可以重建，唯有数十年辛勤搜集的几十万册书籍，失而不可复得，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3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32年3月下旬，教育部参事陈泮藻、暂兼督学戴应观视察战地文化损失后说：“东方图书馆建筑坚固，每楼隔层依然存在，惟其中已是一片空阔，了无一物；是该馆显非纯由猛烈之炸弹自上掷下所能全毁，乃由每层分别纵火，以至完全焚毁。”*《教育部参事陈泮藻、暂兼督学戴应观视察战地文化损失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5，案卷号5282。东方图书馆被焚毁，无疑是日本侵略者有目的、有预谋的破坏，日军的暴行充分暴露了其力图通过消灭中国传统文化，从民族心理上征服中国人民，进而占领中国的险恶用心。

东方图书馆的藏书至1932年被毁前，总数463083册，包括：馆内藏书普通中文书268000余册；外国文书东西文合计80000余册；图表、照片5000余种，内有罗马教皇“凡的康宫”所藏明末唐王之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其司礼监太监皈依天主教上教皇之影片，及中国古画10余轴；经鉴定和整理的善本书3745种，35083册，还有刚购进的扬州何氏藏书4万册中的善本，其总数达5万册；善本中海外孤本和精品约有500多种，约5000多册；22省地方志2641种，25682册，其中元明刊本141种；全国府、厅、州、县志应有2081种，馆内已收1753种，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四*商务印书馆善后办事处：《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25页。，其中有很多孤本，各地新修地方志都“驰书相假，图书馆借抄者络绎不绝”。*张元济：《张元济诗文》，29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此外，商务印书馆还藏有15世纪西洋古籍多卷，中外杂志、报章亦极完备，其中著名的有荷兰出版的《通报》、远东唯一孤本的德国李比希《化学杂志》初版，德国出版的《大亚洲及中国》及1832～1851年间香港出版且久已绝版的《中国汇报》《哲学评论》《爱丁堡评论》等杂志，均为全套，十分珍贵。*郑逸梅：《前尘旧梦》，7页，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9。

东方图书馆所藏的这些善本珍品中尤以经史子集四部最为珍贵，包括经部354种、2973册，史部1117种、1.182万册，子部1000种、9555册，集部1274种、1.0735万册。其中有宋版129种、2514册，元版179种、3124册，明版1449种、1.5833万册，清版1388种、3037册，抄本1460种、7712册，批校本288种、2126册，以及稿本71种、354册，杂本31种、383册。*郭太风：《日本的文化侵略与中国出版业的命运》，载《史林》，2004(6)。其中有堪称珍本的影元钞足本《元朝秘史》、明影宋刊补本《汉书》、影宋钞《事实类苑》、《公孙谈圃》、明覆宋《宣和遗事》、嘉靖本《长安志》、宋刊本《六百注文选》、南宋黄善夫刊《史记》、宋庆元刊《春秋左传正义》、抚州本《春秋公羊传解诂》、宋绍兴刊《后汉书》、《永乐大典》十余册、清武英殿聚珍本《水经注》的前半部等名贵典籍。*王英：《一代名人张元济》，46页，济南，济南出版社，1992。这些善本多数被名家收藏过，书中印记累累，有的印记竟有数十枚之多，非常难得。东方图书馆所藏典籍，不但为商务印书馆影印校勘古籍、翻译西方名著提供基础，同时也为编译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滋养了一大批文化、知识界的名人，可惜这些无价之宝都在一·二八的战火中被焚毁，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无可挽回的损失。

在一·二八事变中，东方图书馆的藏书除1927年寄存在租界内上海金城银行仓库的500多种、5000余册善本书躲过一劫之外，其他都化为灰烬。其财产损失共计2276210元，包括：房屋96000元；中文图书268000册、154000元；外文图书80000册、640000元；图表、照片5000套、50000元；善本书共1000000元，其中经部274种、2364册，史部996种、10201册，子部876种、8438册，集部1057种、8710册，购进何氏善本约40000册；方志2641部、25682册、100000元；中外杂志报章40000册、200000元；目录卡片400000张、8000元；生财装修28210元。*商务印书馆善后办事处：《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60页。1933年4月商务印书馆成立了复兴委员会，试图重建东方图书馆，尽管此后藏书一度又达到40余万册，但藏书的质量与此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又受诸多条件限制，对外开放已无可能，东方图书馆就这样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商务印书馆总厂除第五印刷所、机器修理部、浇铅版部、疗病房没被毁外，其它都化为乌有。为免遭日本侵略者的再次破坏，商务印书馆被迫放弃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并屡获国际金奖的印刷业，将大量印刷业务交给技术水平较低的小厂家承包，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印刷业的发展速度和技术质量。总厂在这次战争中直接经济损失共计13278993元，包括房屋733923元；机器工具(包有滚筒机、米利机、胶版机、铝版机、大号自动装订机、自动切书机、世界大号照相机等)2873710元；图版1015242元；书籍5801162元；仪器、文具771579元；铅件19807元；机件6207元；纸张原料1087300元；未了品275000元；生财修装95163元；寄售书籍500000元；寄存书籍、字画100000元。*商务印书馆善后办事处：《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58页。

编译所在商务印书馆编、印、发的整体运作模式中处于核心地位，其规模之庞大，在世界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全盛时期高水平的专职编译人员达到300人以上，汇聚了当时最优秀的人才，如蔡元培、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郑振铎、蒋梦麟、蒋维乔、李培恩、竺可桢、陶孟和、陈布雷、朱经农、谢冠生、顾颉刚等一大批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曾在此任职。编译所成立30年，编撰出版了大量优秀教科书、工具书、丛书、期刊约8600种；商务印书馆被毁后，许多著名专家学者都纷纷离开商务印书馆，编译人员仅剩10人，编译所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规模很小的编审委员会，从此以后，编译人员只审外稿，不再撰写稿件。编译所在这次战争中财产损失共计728090元，包括：中文图书3500部、3500元，外国图书5250册、52500元，图表17500元，目录卡片4000元，书稿415742元，字典单页1000000张、200000元，图稿10000元，生财装修24850元。

尚公小学是商务印书馆为倡导公共教育而创办的一所实验小学，该校注重培养儿童的道德素质和实用技能，并以其良好的教学设施，高素质的师资力量，及创新的教育模式和公认的教学水平受到人们的欢迎，是当时上海最好的小学之一。一·二八被毁后，尚公小学未再重建。尚公小学财产损失共计47109元，其中小学部校舍19109元，幼稚园部校舍10000元，图书、仪器及教具12000元，生财装修6000元。

三、中外舆论的声讨和谴责

商务印书馆被炸后，举世震惊，社会各界纷纷发表声明或通电，严厉谴责日军灭绝文化的暴行。正在上海率部抗日的第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于1月29日电告国民政府称：“商务印书馆印刷所中日飞机之炸弹，完全破坏，此为战中最大之损失。”*《申报》，1932-01-30。国民政府委员孙科、李宗仁、陈友仁、马超俊、张发奎、程潜、薛笃弼、陈庆云、黄季陆、何世桢、孙镜亚、熊克武、白崇禧等人也于同日在通电中，强烈谴责日本纵其侨民放火焚毁东方图书馆为“掠夺侵凌”*《申报》，1932-01-30。。上海市长吴铁城于同日谈话中称：“东方文化所托之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古籍孤本，尽付一炬。其损失已不可胜计。此种责任应由日方完全负之。”*《申报》，1932-01-30。南京重要文化团体及教育机关如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金陵大学、世界学会、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等于2月4日通电全球揭露日军焚毁我文化机关的暴行，并请主持公道，予以制止。*《大公报》，1932-02-09。

国际友人对商务印书馆的被炸寄予了深切同情。上海英美籍基督教传教士105人于2月12日发表联名签字宣言称：“全中国教育界所托命之商务印书馆及其藏有多量无价典籍之图书馆均先后被日人炸毁。应请普世同道及全世界人民群起敦促政府制止日人暴行。”*《字林西报》，1932-02-21。比利时前首相樊迪文对日人破坏上海各大学及东方图书馆深致痛惜。*《时事新报》1932-03-09。

中外报刊也一再对此发表评论或社论，表示惋惜愤慨。《大美晚报》2月2日称：“东方图书馆为中国最大最完备之图书馆，内藏旧籍孤本价值甚巨，故其损失非金钱可计，……乃文化上损失也。”次日又发表评论：“东方图书馆被毁损失虽专家亦不能计算之，盖非金钱数目所能计算也。一言以蔽之，即世界文化上财富从此亡其不可复得之重要部分而已。……此种忍心破坏责任应由日本负之，殆无疑义。”《大公报》1月30日发表社论：“商务印书馆为纯粹文化事业私人财产。乃日本陆战队竟悍然轰击起火，使损失数百万。此种惨酷灭绝人道之手段，纵在正式交战国之间亦极罕见。”2月12日又复致词：“损失之重，至可痛心”，认为焚毁东方图书馆者为“文化之大敌”。《时事新报》2月2日指出：“商务印书馆既化为灰烬，……此其用心，攘夺东省之不足，欲陷我于至愚至穷之境、万劫不复之地而后已。”《新闻报》2月3日发表社论：“我国唯一文化机关商务印书馆已不幸焚毁于暴日炸弹之下矣，差幸东方图书馆尚未波及。不料昨日该馆又被日浪人纵火焚毁。此诚我东方文化之浩劫矣!”

惨案发生后，商务印书馆4000多名职工致电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指出：“文化机关在战争时代应受战时公法之特别保护，而日本竟于毫无武装之城市任意摧毁文化学业与文化机关，其蓄意阴险行为蛮横，实属暴露无余。”*《日炸文化机关》，载《申报》，1932-02-12。请求政府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保留赔偿损失要求。战后，商务印书馆迅速展开重建工作中，复业后的商务印书馆提出“为国难牺牲，为文化奋斗”的口号，积极投入到文化抗战中去。日本侵略者试图通过武力来恐吓和威胁中华民族，但这恰恰唤醒和激发了商务印书馆及中国广大民众的民族责任感和不屈的抗争精神，大大加速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不仅是一场军事战争，同时也是一场对华“文化战”“思想战”。其对中国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破坏、摧残是极为严重和惊人的，影响恶劣而深远。一·二八事变中日军炸毁商务印书馆只是日本对中国文化事业破坏的一个缩影。“欲灭其国，必灭其史”。有关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华文化的摧残和暴行应引起国内专家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