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再发掘与新探索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2018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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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16日至18日，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本次大会汇集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0余个军地单位、高等院校与新闻媒体的近百名专家学者，代表了我国近年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学术高峰，对于探讨研究推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发展，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树立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不可多得的重要意义。

会议由二战史研究会名誉会长胡德坤教授的《二战史研究与史学的经世致用》开场，号召与会学者注重二战史研究，在研究实践中将学术研讨价值与现实借鉴作用相结合，以此推进和提升二战史研究的深度与层次。接着，由华东师范大学多位著名冷战史、国际关系史学者进行了有关二战国际关系的主题演讲，同时表彰了著名二战史专家李矩廉教授捐资建立“战争与和平”二战史研究基金会、推进我国二战史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创举。军事科学院肖裕声将军对开幕式主题进行了总结，指出二战史并非“过去史”，其研究对于当代国际问题与世界政治态势有着无可否认的巨大影响。由于会议主题的丰富性和与会学者研究方向的多元化，本次会议主体议程分为8个主题，10个子会场进行，并邀著名二战史专家对各会场进行主持点评。会议主要的研究观点与学术探讨综述如下。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行为，同样有其政治起源。然而，二战在全球范围的宏大战场规模，所涉及民族国家的关系复杂性，都使得二战的起源问题在具体考据与史实解读上颇有争议。

为此，一部分与会学者把研究重点聚焦在了对于战争起源与追溯的新探讨之上，以求理清战争爆发之初的历史脉络。与会学者提出，二战溯源问题有其模式可循，而最佳的借鉴先例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两场世界大战的起源问题具有丰富的可对比性。学者们从战争起点、思想来源与后世解读的角度就抗日战争的溯源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维新知识分子为侵华战争的最终打响铺垫了社会意识基础；而“九一八”事变这一关键事件在当时历史时段中日关系中的重要性与敏感性，使其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开端，也就在时间线上具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起点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有关二战起源的叙述在日本各版教科书中的体现，也反映了日本对于二战起源的认知对于其后世宣传教育的影响。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澄清二战起源问题，重视日本侵华战争对于二战战端开启的意义，对于还原历史真相，澄清战争责任归属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就欧洲战场的战争起源问题，学者们首先从史料上解读了德国对波兰宣战的具体宣告过程，通过程序手段解构了这一欧洲战场开启战端之举的历史真实。此外，学者们还就西方对德绥靖政策，苏联对德和约等促使德国放手发动侵略战争的外界因素进行了广泛交流。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正是这些国家之间连锁相关的决策博弈，使得其陷入了对德国的威胁未能及时制止的境地；而德国侵略战争的最初顺利与逐渐扩大，反而促使各国放弃了彼此间的防范状态，摈弃前嫌共同投入了反法西斯斗争之中。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外交

外交是国际政治中国与国关系的重要调节手段，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漫天战火中，外交依然作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影响着世界局势与战争走势。各国对于外交态势的研判决策，对于外交手段的灵活掌握，不但影响了战时局势，更是波及战后政治格局的变迁。

与会代表此次主要围绕宏观与微观两方面视角展开讨论，有学者提出，反法西斯国家为打倒法西斯势力而舍意识形态“小联盟”，求反法西斯“大联盟”，实际上表现了打击法西斯的决心与合作诚意。而美英在一系列外交决策上的微观应对，体现了两国战时对于既有势力范围，如掌控的航线、殖民地与核问题的关注与抉择。另外，此次讨论也把视角放到了美英苏这类二战时期大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如法国。与会代表提出，法国在二战末期盟国内部交往中受到排挤的地位，以及其借对德问题而发起的一系列冒险决策，实际上逐渐被戴高乐等法国领导人所采纳，逐渐形成了在西方阵营内部以不合作策略寻求独立自主地位的外交传统，深深影响了法国乃至当今欧盟的政治文化。综合来看，与会代表对于二战外交的讨论是立体而多元的，二战时期的外交与战后的国际问题处理，对于当今新时代下维护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宝贵的借鉴作用。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高烈度战争，其历史解读必然无法脱离军事视野。而对于战争进行军事思想、技战术与实际战例的分析解构，本就是二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会的许多专家和学者，都针对二战给人类所留下的经验教训和理念进行了军事方面的分析解读。

有与会学者以二战时法国海军舰队的衰亡为例，提出单一军力的强大并不能代表其有效作用，在现当代民族国家的“总体战”之下，片面的所谓数量、质量“优势”若无国家的有力支持，若无坚持抵抗的坚强意志，很快会在体系作战中消耗殆尽。又有与会学者针锋相对地提出，通过新颖的战术设计，周密的参谋筹划，坚决的实施，即便是有限的军事优势也可以获得力量倍增器的效果，这正是德国在二战初期作战计划顺利进行的原因所在。同时，有学者对于两次大战间的美国军事思想进行了线性总结，认为美国军事思想的发展受到间战期时局的深刻影响，通过军事改革与扩军备战，实现了以战争为国家战略发展求得出路的设想，这一理念深深烙入美国战后决策传统之中。在讨论国际战场军事思想演变的同时，也有学者就军事问题进行了基础史料的再整理与深入分析，通过对二战时在华失事美军军机的统计分析，可知美国对中国战场战略空中援助的程度与效果；而对于缅甸战役中美英三方军事联盟关系的分析，则体现了战时联盟关系缔结与维持的脆弱性，以及强权决策与国力对比对于军事合作关系的影响。此外，有学者提出，二战期间英美对核原料的寻求与控制使其获益匪浅：美英借助军事态势，比较轻易地通过不甚平等的条约获得了核原料资源的控制权，强行赢得了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博弈。

而在国内战场方面，学者主要围绕具体战例与战略思想研讨展开讨论。正面战场的城市、要塞保卫战，敌后战场的抗战武装是讨论的焦点所在。正面战场的守土作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一步步将其引入战略相持之中，对于国共合作的态势和中华民族的抗日热情有着提升激励的作用。但也毋庸讳言，国民党军当局被动防御的战法与派别间的不协调也正是正面战场屡屡失利的原因所在。在敌后战场，除却以农民为主力，农村地区为主战场的抗战活动外，工人武装斗争同样打击了日伪势力，体现了工人阶级对抗战事业的积极贡献，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对抗战胜利的核心领导作用。在战略思考上，有学者就太平洋战争后期中国收复华南的构想进行了介绍分析，认为这一计划体现了中国在盟国军事合作中的智力贡献与长远规划。最终，与会诸位学者深入讨论了毛泽东战略相持理论，认为这一理论不仅针对抗日战争中的中日相持局面，亦适用于其他战争中的战略相持问题，其广泛的适用性与理论形成的科学性、客观性，使其成为了一个以抗战相持理论为主体，以其他战争中战略相持问题为广泛内容的完整理论体系，不仅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术界研究战争史的重要理论依据。

四、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关系

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世界各反法西斯国家、组织与个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正是全球正义人民的团结斗争，消灭了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与军国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威胁。会场上，俄籍学者介绍了苏联空军志愿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与贡献，是为抗战初期苏联支援中国最直接的象征，也是两国劳动人民之间友谊的象征。此后，学者们就抗战时期美国对华航空援助进行了探讨，就飞虎队领导人与民国政府高层人员的人际合作与人脉联络，以及驼峰航线对于中国抗战的重要支援作用进行了探讨。

另一方面，与会学者经讨论认为，二战中国战场与国际战场之间的互动关系，绝非单向的“外国援华”那么简单，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有力地回馈了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抗战最先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先导与东方主战场，是日本最终投降的关键因素，支援了其他国家人民的斗争，推动了整场战争的胜利。我们在对二战史的研究中应该着重澄清这一点，既不能孤立地割裂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脉络联系，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应有的话语权，必须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在二战史的诠释中彰显出来。

五、二战战后遗留问题及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二战的战后遗留问题体现了二战历史对于当今世界的直接影响与现实意义，也是社会各界长久以来围绕二战题材一直在谋求调查深挖的研讨热点。与会学者提出，二战后依然存留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一方面体现在战争给后世带来的附加伤害与安全隐患，如未爆地雷、炸弹、化学与生物武器、疾病瘟疫等。而另一方面，战争的影响通过战后审判与国际格局的变化传承后世。在积极方面，有学者提出，纽伦堡审判对于德国认清历史罪责的意义至关重要：这种各国团结为一、致力于理清战争罪责、进行公正审判的行为，促成了德国在战后的反思与改造。相对应的，战后处理也会给后世埋下祸根：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操纵东京审判、国民党当局出于反共立场对日本战犯的纵容，使许多日本战犯逃脱了远东军事法庭的制裁，导致如今的日本对于二战认罪悔罪态度消极。此外，一些非战争责任国，如朝鲜，也成为了二战战后国际决策布局的牺牲品。参会学者参照当今朝鲜问题的现状，指出二战后期盟国的一系列决策使得朝鲜因其重要战略地位而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形成了朝鲜半岛战略格局的不稳定因素。与会学者就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国际和平政策方面的贡献做出了归纳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总结了世界大战经验教训，始终坚持维护战后国际和平，走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和平发展道路。

六、第二次世纪大战的历史记忆

由于亲身经历者的故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的记录与传承正进入转型：主观记忆势必要通过回忆书写、话语传承和史料发掘变为记忆传承，加入到人类社会的共同记忆之中，这就需要历史工作者进行分析、比较与研讨，还原历史真实。

首先，与会专家就抗战记忆展开了研讨。学者们揭示了战时日本媒体通过战争宣传制造虚假的社会记忆，美化战争，骗取认同的罪行，“反战”与“反战败”主题分化，模糊“加害者”罪责，强调自身“受害者”身份，淡化殖民侵略罪行的战争史观。相对应的是，在日本侵略受害者历史记忆方面，学者以新加坡大屠杀的创伤记忆书写、中国方面抗战亲历者、国际人士的历史记忆史料发掘，从受害者角度还原二战的历史记忆，抵制日本社会长期以来从自身立场视角解读二战，忽视受侵略国立场与受难民众记忆真相的错误。

与会学者同时就二战中与德国相关的历史记忆进行了分析讨论。学者们认为，二战作为国际重大事件，应由“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认识主题，进行公共阐释；复合、理性、辩证的历史逻辑才是二战记忆的真实性保障。两位德国学者就德国在拉美地区的历史影响以及德国二战历史记忆争议在历史教学中的体现与解决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向与会中国学者提供了德国在二战历史记忆研讨与实践处理方面的经验教训。

七、二战史与历史教学、社会史书写

古人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研究的延续、历史记忆的传承，终究要通过史学作品的书写与历史学科、公众教育的进行来完成。学者们从德日不同的战争反思出发，指出政治文化、近代化思想源流、国家组织形式的差异性构成了战后德日两国在战争反思上形成鲜明对比的原因。在此基础之上，廓清历史虚无主义毒雾，澄清抗战历史真实，就必须正确认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场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此后，学者就历史书写方法论与历史课堂教学实践进行了深入交流，指出抗战史研究虽源远流长，但也需要做到以全出新，以专求深，以往鉴今，并以此为范式进行具体地方、区域抗战史的书写，凸显抗日战争的规模性、全民性，还原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光荣历史。

在二战社会史解读方面，与会学者从抗战时期的妇女动员问题、中越通邮问题、华侨对西南地区的投资问题、滇缅铁路筹办问题以及日本新闻媒体异化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论述。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对于二战社会史的探讨，实际上体现了战争中军事因素对其他社会方面的辐射，而这种辐射关系，即便在战争本身结束，军事因素逐渐消失后，也往往会凭借社会因素的潜在性与持久性而长期存在，并体现在未来的事件之中。

总结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们就国内外二战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展望进行了总结展望，同时也对研究者所肩负的任务与使命有了清楚的认知和预期。与会者普遍认为，随着国内二战史研究水平的日渐提高，二战史研究在新时代面临着新任务，亦即将二战史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社会的实践性相结合，对国际重大事件的应对与处理提供历史经验的借鉴和指导。随着国际社会近年以来爆发的种种危机，以及二战遗留问题在当今全球态势中的显现，二战史研究在追溯过去的同时，也要持有放眼未来的问题意识与人文关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通过二战史研究产生的史学作品、学科教育、公众教育，提高公众与社会对于二战史的认知与关注，是当代国防教育的重要一环，也是呼吁世界人民预防战争威胁，保卫和平事业的客观需要。同时，要继续加强二战史研究中的军事研究内容，就军事理论、战略战术、科学技术等方面形成科学理性的认识与总结，并以此反馈于军事研究，将总结遏制、推迟与打赢现代战争的经验教训作为二战史研究的一大要务。

再者，我国二战史研究近年以来在史料发掘深度化、研究交流国际化、内容题材多元化方面进步明显。全球性、社会性的研究视野在各类二战史作品中层出不穷，多国史料、多方比较的学术方法得以广泛应用。但是也要指出，在立足宏观视角，进行国际范畴研究的同时，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以及敌对势力的攻讦误导，牢牢把握正确立场：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先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先导与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最早投身于反法西斯斗争，进行了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战场上全民族抗战的真正领导力量，其地位和作用决不容抹煞。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中国二战史研究的发展也是如此。恰如会长徐蓝教授在闭幕陈词中所言：“我们的研究要与时俱进，继往开来；要注重问题意识、人文关怀；要立足宏观思辨，重视微观考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军事史上的重要性、政治影响的持久性，历史研究以人为主体的特性、为人类社会服务的目的性，注定了二战史研究永不止步，需要随着新的时代变化、社会发展而寻求、提炼新的问题、新的内容，也就要求研究者以马克思主义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解读历史，基于宏观理性的思考进行细致严谨的新发掘、新探索，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出独特的建议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