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析内在机理 遵循特点规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国防动员创新发展

王 平

此次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习主席站在国家安全和战略全局高度，重塑再造国防动员体系，这是我国国防动员发展进程中最重要、最彻底、最全面的一次调整改革。面对新体系新架构新职能新使命，如何在变与不变中精准理解习主席和军委战略意图，真正围绕国防动员这个主旨主业来落实改革、推进事业，是新一代国防动员人亟须回答和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新组成的国防动员系统干部来自全军，下一步部分文职人员还要从社会招聘。要干好国防动员事业，必须首先搞清国防动员是什么、为什么、干什么等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新时代国防动员的新特征新要求。只有如此，才能成为国防动员的明白人，才能在今后的工作中少走弯路、干出成绩。

一、“动员”“战争动员”“国防动员”与“后备力量”概念辨析

（一）“动员”“战争动员”“国防动员”三个基本概念的内涵及其联系与区别

动员。《辞海》释之为“发动人们参加某项活动”，有鼓动、带动、策动之意。动员，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领域实践中，如社区可动员群众参加爱国卫生运动、子女可动员老人参加老年健身运动等。动员用于暴力活动，主要是指发动、调动己方能够运用的人力、物力，以增强武力优势，达到击败敌方之目的。

动员是人类的本能。凡有历史，即有动员。炎黄阪泉之战，黄帝率熊、罴、狼、豹、貙、虎六部力量，与炎帝大战三役，终获全胜，这六部力量不管是真的野兽也好，还是以动物图腾为标志的氏族部落也罢，都是黄帝动员的力量。虽然只是传说，但也体现了动员的特征。

“动员”作为一个名词，首次在军事领域使用，起源于普鲁士。因此有学者认为，德国是“军队动员之祖”。德语“动员”，翻译过来就是“做好战争准备”。后来，动员一词传入法、英、俄等国。日俄战争后，日本驻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将动员一词翻译成中文。从此，“动员”这一概念为中国所借用。从这个角度讲，“动员”实际是个外来词。

战争动员。《军语》的定义是：“国家或政治集团为应对战争，使社会诸领域全部或部分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的活动。分为全面动员和局部动员。目的是将战争潜力转化为战争实力，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满足战争需要。动员工作全过程包括动员的准备、实施和复员。”

战争动员是特指为应对战争行动而实施的动员，是广义动员的一个特殊范畴。

国防动员。《军语》定义是：“国家为应对战争或其他安全威胁，使社会诸领域的全部或部分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或紧急状态的活动。包括武装力量动员、国民经济动员、政治动员、民防动员、科技动员、装备动员等。国防动员工作全过程包括动员的准备、实施和复员。”

“国防动员”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概念，在我国出现相对较晚，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才陆续被使用。这一概念的使用，还有一段故事。据考证，1984年6月，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起草国家战争动员法的请示》。国务院领导同志看后认为，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改革开放争取和平环境的需要，不宜突出“战争动员”立法，还是称作“国防动员”立法更加稳妥一些。但由于国防动员法立法时间跨度较长（直到2010年2月才由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且“国防动员”概念一直也未被官方明确界定，因此在较长一个时期，“国防动员”概念与“战争动员”概念基本上是混用。1997年版的《军语》，对国防动员的解释是“亦称战争动员”，当年发行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战争动员分册》也只使用了战争动员而没有使用国防动员的概念。直到2007年，《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才把战争动员与国防动员这两个概念，分别赋予不同的内涵。

战争动员与国防动员的联系与区别。共同点是：本质上都是为了应对战争而实现民力向军力、平时向战时转化的实践活动；动员对象都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科技力、信息力等；动员全程都包括动员准备、动员实施和复员三个阶段。不同点是：一是动员主体不同。战争动员的主体是多元的，既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政党，还可以是军队或其他政治集团；国防动员的主体只能是国家。二是动员目的不同。战争动员目的比较单一，就是应对战争需要；国防动员的目的，根本上是国家为应对战争需要，但也有应对突发事件或紧急状态的需要。三是动员性质不同。战争动员服务的可能是正义战争，也可能是非正义战争。国防动员的本质是服从国家安全防务的自卫性、防御性动员，在理论上具有正义性，但也不排除一些国家打着“国家安全”“国家防务”的旗号搞侵略扩张性动员。四是动员范围、内容不同。二者的动员范围和内容大体一致。但由于国防动员目的的多元性，决定了其动员范围和内容除了应对战争外，还要扩展到应对其他安全威胁的领域，是“应战”动员与“应急”动员的结合。

从动员、战争动员、国防动员三个概念的发展可以看出，动员是源概念。当动员用于战争目的时，即为战争动员。国防动员概念是从战争动员概念演变发展来的，其主体只能是国家，目的具有多元性。目前，我们广泛使用国防动员这一概念，较少使用战争动员概念，在一定语境范围内，国防动员、战争动员亦简称动员。

（二）国防动员与后备力量的关系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经常将国防动员与后备力量并列表述，许多同志搞不清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要搞清国防动员与后备力量的关系，首先要弄清武装力量动员、后备力量动员、人民武装动员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武装力量动员”是“国防动员”概念中明确的6个方面动员领域之一。《军语》对其定义是：“国家为应对战争或其他安全威胁，将武装力量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所进行的活动。通常包括现役部队动员、预备役部队动员、武装警察部队动员、民兵动员。”关于“后备力量”，《军语》定义是：“国家常备军以外、经过动员后可以参战和直接支援作战的武装组织和人员。主要包括预备役部队、民兵和其他预备役人员，以及经过训练的大、中学校学生。”将后备力量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所进行的活动，即称后备力量动员。《军语》对“人民武装动员”未作定义。《国防动员学教程》（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称，后备力量动员“在中国通称人民武装动员”。也就是说，在我国，后备力量动员与人民武装动员本质是一回事。之所以出现两个概念，是因为“后备力量动员”主要是专业术语，世界各国都通用；而“人民武装动员”不仅包含“后备力量动员”的专业含义，还突出了“人民武装”的政治属性，这一概念为我国所特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武装力量动员、后备力量动员、人民武装动员的共同点是：动员对象都包括预备役部队、民兵和其他预备役人员。不同点是：武装力量动员还包括现役部队动员（主要是指补充兵员和武器装备物资直接进现役部队）、武装警察部队动员，但不包括“经过训练的大、中学校学生”的动员；后备力量动员和人民武装动员则包括“经过训练的大、中学校学生”的动员。

鉴于“武装力量动员”是“国防动员”的一个重要领域，“武装力量动员”与“后备力量动员”在动员对象上既有交叉重复，也不完全等同，可以看出，“国防动员”概念涵盖了“后备力量”的大部分内容，但也并未全部覆盖。国防动员的概念相对较大、领域相对较广，后备力量的概念主要集中在人的因素上，其主体为国防动员所包含；国防动员强调的重点是动员，后备力量强调的重点是队伍，两者角度亦有所不同。

在我国，国防动员与后备力量这两个概念之所以在很多场合并列使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防动员”概念在我国的应用时间较短，而“后备力量”概念更具历史厚重。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讲动员，主要是讲后备力量动员，时间越往前科技越不发达越是如此。考虑到后备力量在我国国防动员系统中长期具有的特殊地位和重要分量，以及从20世纪90年代起，很多官方文件都将国防动员与后备力量并列使用的历史惯性，目前仍保持了此前一贯的表述方式。

二、国防动员的历史发展、本质特征和建设规律

（一）国防动员实践的源与脉

第一，国防动员的萌发。原始社会后期，部落之间为争夺资源经常发生战争。为夺取战争胜利，部落首领要动员、组织大量氏族成员以壮大战争力量。对此，马克思指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氏族生活的正常职能。

进入奴隶社会，常备军的建立和后备兵员的出现，使动员具有了崭新意义。西周前期，周王为应付日益频繁的对内对外战争，不断扩大武装组织规模，建立了由其直接掌握的有固定编制的军队。西周后期，周王朝为保证常备军战时扩充需要，在政治地位不同的“国人”和“庶人”中，分别实行“什一使自赋”的军赋制度和“九一而助”的劳役制度，为军队提供兵员和作战物资保障。周朝“赋役合一”的兵役制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用于为常备军扩充兵员、提供物资保障需要的动员制度。

第二，国防动员的形成。奴隶社会后期，战乱更加频繁。各诸侯国为应对战争需要，先后将兵役和兵员动员的范围扩大到新产生的农民阶级，推行“国人”和“庶人”共同参与的普遍兵役制。

进入封建社会，动员活动有了进一步发展。从秦朝到清代，我国兵役制度先后实行征兵制、府兵制、募兵制、世兵制等多种形式。各朝各代都重视储备后备兵员，并把后备兵员储备同行政组织结合起来，以提高后备兵员的组织程度。总的看，从秦汉以后，动员活动逐步从简单到相对复杂，从随机到相对规范，一些新的动员制度和动员模式不断形成。

伴随动员实践的发展，我国古代关于动员活动的思想理论也层出不穷。如西周吕尚提出“农器具、战具备”的思想，春秋时期管仲提出“寓兵于民”的思想，孙子提出“合军聚众”“取用于国”的思想，西汉晁错提出“兵农合一”的思想等。这些思想，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搞好武备、组织动员、应对战争，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在西方国家，各国早期动员发展与我国大体相同。但18世纪以后，西方国家对动员活动的认识和实践逐步走到了我国前面。1793年8月，法国颁布《全国总动员法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对动员作出规定。1798年，法国又制定《征兵法》，首次提出了“预备役”的概念。1812年，俄国创建了有组织的群众武装——民团，成为世界上最早具有现代意义的民兵组织。1814年，普鲁士颁布《军事法》，明确把军队区分为常备军和后备军，并把后备军的训练、储备和动员作为一种军事制度固定下来。马克思、恩格斯对普鲁士后备军制度的重要作用，给予高度评价。

历史表明，无论是我国早期的“寓兵于民”理论与实践，还是法国制定的总动员令和《征兵法》、俄国的民团制度、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都是动员活动经过长期发育、发展，逐步形成的结果。它们在国防动员的历史形成过程中，都具有重要影响和作用。

第三，国防动员的发展。20世纪是国防动员的全面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发生的规模空前的两次世界大战，为国防动员的全面运用和生动实践提供了客观条件。各主要参战国在世界大战中实施动员的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方式方法之多、动员后备兵员和各种人力物力的数量之巨，都是历史罕见的。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发生的多次局部战争后，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总结国防动员的经验教训，大力加强动员准备，巩固和发展动员基础，提高动员能力，使国防动员在范围、内容、方式和体制等方面日臻完善。

进入20世纪，动员在我国的发展同样取得长足进步。1906年，清朝政府在保定军官学堂，聘请日本教官讲授动员理论，这是动员理论首次进入中国军人讲堂；1912年，中华民国在保定建立陆军大学校，正式开设动员学课程；1929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陆军大学校组织法》，将动员学与军制学并列，使其成为陆军学校的必修课。

我们党领导的动员事业，以1921年8月广东工人纠察队诞生为起点，经历了革命战争、和平建设、改革开放三个重要历史时期。1931年，中革军委设立总动员武装部。这是我党我军首次在军委设立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等大部并列的动员领导机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国防动员体制从无到有、几经调整、逐步完善。1952年，从中央到乡（镇）各级成立人民武装委员会，1953年成立中央人民防空委员会，1955年成立总参动员部，1956年国家计委成立国民经济动员局，1964年成立国务院、中央军委交通战备规划小组（后改为领导小组）。以1994年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成立为标志，我国国防动员实现由分散管理向统一领导转变，初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动员体制机制。

（二）国防动员的本质特征和建设规律

荀子曰：天有常道，地有常数。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发展规律。国防动员的特点规律是什么？在我国，党的领导是根本要求，国防动员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对国防动员的绝对领导，这一条永远不能改变。在坚持这一根本原则基础上，我国国防动员还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国家行为——这是国防动员的基本属性。国防是国家的国防，国防动员自然也是国家的动员行为。国防动员的国家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防动员的行为主体是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国防动员法》明确：“国家加强国防动员建设”，“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贯彻和执行国防动员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后，应当根据上级下达的国防动员任务，组织本行政区域国防动员的实施”。二是国防动员的对象是国家资源。离开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动员便无从谈起。三是国防动员的组织体制是国家体制。《国防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宪法规定，决定全国总动员或局部动员；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布动员令；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共同领导动员准备和动员实施工作。

第二，全民参与——这是国防动员的重要特征。“全民参与”，有四个方面含义：一是在法律层面上，《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国防动员法》明确，“公民和组织在和平时期应当依法完成国防动员准备工作；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后，应当完成规定的国防动员任务”。就是说，为维护国家安全，在做好动员准备和完成动员任务上，没有法外特殊公民。二是在工作层面上，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国防设施保护需要全民参与和支持，人民防空、双拥工作、军民共建等也都与全民密切相关。事实上，全体公民都在国防动员工作领域之中，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为国防动员做贡献。三是在实际动员需求上，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国防动员已扩展到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整体性动员、综合性动员成为重要形式。国防动员不再是哪个部门、哪个领域的事，而是与所有部门和领域、与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关。四是在思想理论层面上，全民参与也是贯彻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当然，新时代坚持人民战争战略思想，不是像过去那样动辄动员数十万群众到一线支前，而是要充分挖掘各领域各行业人才，使他们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技术，为战场需要服务，为保障打赢服务。

第三，融合发展——这是国防动员的时代要求。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把“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作为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20世纪90年代，“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思想和要求逐步贯彻到国防动员建设各领域。2010年颁布的《国防动员法》，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明确“国防动员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进入新时代，习主席就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必须同心协力做好军民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发展格局。国防动员是军民融合的重要领域，积极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是提升国防动员建设质量的时代要求、必由之路。

第四，创新驱动——这是国防动员发展的不竭动力。一部国防动员史，就是一部创新发展史。动员活动的创新，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科技进步是推动动员创新的根本动力。农耕时代，动员对象主要是人力，以及保障人力所必需的冷兵器和粮草；工业化时代，动员对象除了人力和生活保障必需物资以外，还要动员大量的飞机、坦克、大炮、汽车、轮船等，动员领域急剧扩大，动员方式也更加复杂；信息化时代，对人力的动员已不再追求数量而是注重人才的质量，科技动员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动员一跃成为人的因素以外动员最需考量的因素。第二，战争形态演变是推动动员创新的直接牵引。动员是用来保障作战的，只有打仗用得上的动员才是真正的有效动员。从冷兵器战争到热兵器战争，再到信息化战争，每一次战争形态的演变，都会催生动员保障内容和方式的重大创新和跃升。这实际上是战争形态演变对动员创新的倒逼。

第五，军地协同——这是国防动员的主要模式。1994年，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成立后，国防动员“军队提需求，国动委搞协调，政府抓落实”的工作模式随之确立。国防动员系统横跨军地，涉及军队、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多个领域，只有通过军地协调，才能顺利推进动员工作。正因为如此，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了由军地共同参加的国动委及其办事机构。随着形势任务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深入推进，各级国动委及其办事机构还需进一步规范设置，充实完善有关职能，以利更好地发挥军地协调作用，提高动员工作质效。

第六，保障打赢——这是国防动员的核心价值。国防动员的服务保障职能，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其中，应战是国防动员的根本职能，服务战时、保障打赢是国防动员的核心价值。国防动员在平时建设中必须坚持以战领建、抓建为战，一切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有利于保障未来打赢。此外，国防动员具有独特的力量和体制优势，平时应主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服务；急时应积极发挥自身作用，坚决完成各种急难险重任务。

以上是对国防动员特点规律的简要分析，目的是从中进一步提炼出国防动员的内在机理。何为机理？即“为实现某一特定功能，一定的系统结构中各要素的内在工作方式以及诸要素在一定环境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运行规则和原理”。按照这一要求，国防动员的运行机理是否可以归纳为：国家行为、全民参与，军地协作、融合发展，以战领建、保障打赢。

机理带有一定的稳定性。动员机理一经形成，它的某些特征便历史性传承下来。但机理也有发展的一面。随着科技进步和战争形态演变，动员的内容、方式、目的不断拓展，手段更加多样，动员机理也会不断得到充实完善。实践证明，动员活动如果符合运行机理，工作就会顺畅高效；如果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机理，工作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机理是事物内在的东西，表现在外面，就是规律。遵循内在机理，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是我们做好一切事情的前提。

三、新时代国防动员的历史方位和发展要求

历史巨轮滚滚向前，在习主席和军委重塑再造国防动员体系后，国防动员事业进入新时代。作为新一代国防动员人，亲身经历国防动员深化改革，是荣幸、更是责任，必须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习主席战略意图，勇担时代责任，锐意改革创新，以实际行动开创国防动员新局面。

（一）把握改革本质，明确历史新方位

把握改革本质，核心是要搞清新时代国防动员与过去国防动员相比，到底有哪些不同，根本变化在哪里。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准改革后国防动员的新方位。

第一，新时代国防动员，更加注重政治建设，党管动员的根本属性非常鲜明。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国防动员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维护国家安全、保障未来打赢的战略支撑，作为后备力量建设和运用的重要形式，毫无疑问，必须无条件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实践中，就是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切实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这是对新时代国防动员的最高政治要求。

第二，新时代国防动员，更加强调备战打仗，保障打赢的联合动员体制全面重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在军队强调最多的就是备战打仗。打赢信息化战争，要通过联合指挥、联合作战、联合保障，实现联合制胜。国防动员作为联合制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改变传统建设模式，树立“联合动员”理念，走“联合动员”的发展路径。所谓“联合动员”，就是要对内形成国防动员系统各专业领域动员的联合，对外融入全军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和联合保障体系。习主席英明决策成立军委国防动员部，组织指导全国国防动员工作和后备力量建设，改革重组省军区系统体制编成，形成了“军委国防动员部－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整体建设、四级联动的新格局。在这一新格局下，国防动员系统积极推进国防动员与联合作战指挥体系、联合保障体系在机构上融入、手段上衔接、信息上联通、力量上互补，为新时代国防动员实现联合动员、保障联合作战提供了坚实体制支撑。

第三，新时代国防动员，更加聚焦强军目标，构建完善的国防动员体系指向明确。党的十九大报告阐明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提出了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同时，对国防动员的长远发展也提出了“完善国防动员体系”的明确要求。军委国防动员部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根本遵循，提出了与实现强军目标战略步骤相一致的“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奋斗目标，明确了2020年、2035年、本世纪中叶三个阶段必须完成的战略任务；要求国防动员系统以重点突破带动体系完善，通过长期奋斗、久久为功，最终打造与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相适应、与基于网络信息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相衔接、与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相匹配的现代国防动员体系。

第四，新时代国防动员，更加彰显职能优势，主责主业的界定划分科学规范。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国防动员领域特别是省军区系统，走与作战部队相似的建设发展路径，一些单位没有把国防动员主责主业摆到应有的突出位置。这次改革，军委对省军区职能作出重大调整，将边海防部队、预备役部队交由军兵种领导管理，明确省军区系统“主要承担国防动员、兵员征集、国防教育、国防设施保护、双拥工作等职能，拓展军民融合协调、离退休干部服务保障职能”。可以看出，调整后的职能，都与省军区系统特殊地位作用紧密相关，都具有鲜明的协调特点、服务特色、保障性质，高度契合省军区系统协调军地、面向三军的制度设计要求，体现了省军区系统职能的回归。这些职能，没有谁比谁更重要的问题，都是习主席和军委明确的由国防动员系统主抓主管的重要任务，都应当尽职尽责干好，让党和人民放心，让习主席放心。

（二）转变思维理念，积极适应新体制

体制的重塑靠习主席和中央军委，能不能迅速转变思想观念，切实按照新体制新职能干好工作，则要看新一代国防动员系统每个同志。为防止身子进了新体制、脑子还留在过去时，新一代国防动员人应当做到：

第一，要深度领会战略意图。至少在两个方面要“重新认识”：一方面，要重新认识国防动员系统的特殊地位作用。习主席对国防和军队改革深谋远虑，每个重大决策都包含深远的战略考量。我们可以回想，在原四总部那么多重要二级部门普遍降格减员情况下，军委为什么要将国防动员部门升格为一级大部，成立专门的军委国防动员部？在军兵种许多部队、院校和科研机构普遍降格情况下，军委为什么还要保留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规格级别不变？再有，在军队一次重要会议上，习主席在讲到我军为什么可以再精减30万员额时说，我们有完备的国防动员系统，有人民战争这个重要法宝，可以迅速动员起来，因此把我军员额减至200万是可行的。习主席对国防动员是何等的信任！我们每个同志都要认真思考国防动员领域每一项重大改革背后的深层含义，真正从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确保未来打赢战争的高度，深刻认识新时代国防动员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军队建设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分量。另一方面，要重新认识国防动员系统在国防和军队建设这个“大棋盘”中的运转方式。改革后，不仅国防动员系统体制编制发生根本变化，整个军队体系架构都已重塑。国防动员必须找准在“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总原则下的“身份”定位，寻求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的工作运转方式。比如，军委国防动员部如何贯彻“军委管总”要求，改进工作指导，创新“精干机关带好大系统”的领导模式；省军区以下如何贯彻“战”“建”要求，与各方面建立无缝衔接的工作关系，确保高标准履行职能使命，等等。这里面的工作方式和思维理念与过去已大相径庭，必须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特别是“国防动员篇”，切实从领会习主席战略意图中寻找根本答案。

第二，要精准理解使命任务。省军区系统职能调整后，部分官兵思想上曾有误区。有的同志说，新的职能界定后，没有了预备役部队和边海防部队，以后还怎么搞防卫作战；力量减少了，以后大规模应急救灾怎么办；等等。要精准理解使命任务，关键是要搞清国防动员应该干什么、能够干什么。习主席指出，军队要“坚持体系建设、一体运用”，搞好“专业化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省军区系统作为军队整个大体系中的一个分系统，其职能不可能搞“大而全”，既要管部队、又要谋打仗、还要做动员、搞保障，这不符合现代建军的理念。实践证明，什么都包揽下来，反倒哪一项也做不好。调整后的省军区职能，摒弃了与作战部队建设相重合的部分，增加了与其性质特点相接近的内容，与过去相比，职能类型更加集中、领域更加宽泛、界线更加分明、责任更加清晰。国防动员系统每位同志都要仔细“咀嚼”习主席和军委明确的省军区系统新职能，逐条研究体会每一项职能包含的战略考量，真正从军队改革全局高度、个人岗位平台角度，搞清弄明调整职能为什么、当前使命是什么、具体任务干什么，把新的职能使命精准理解、精准贯彻、精准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之中。

第三，要尽快提高能力素质。越是改革年代，越是急需人才。国防动员体系架构重塑后，广大官兵要想在新体制中有所发展和建树，就要把提高能力素质作为当务之急。从履行新时代国防动员根本职能角度看，应重点提高四个方面素养：一是联合素养。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国防动员保障联合作战，如果缺乏联合意识和素养，还是按过去“各自动员、分散动员，以分为主、上级来统”的老办法，很难高质高效完成保障打赢任务。二是战略素养。具备战略素养，不是要求每个同志都成为战略家。现代战争往往首战即决战，战役战斗也带有战略性。只有具备战略素养，在筹划组织动员保障中，才能更好贯彻落实习主席和军委战略意图。三是科技素养。科技是第一战斗力，也是第一动员力。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在动员系统的广泛运用，新一代国防动员人如果缺乏科技素养，就不可能胜任动员工作。四是专业素养。改革后国防动员系统有些职能任务是拓展的，过去没有做过。不管是过去的老职能，还是改革后产生的新事物，都面临许多新情况新挑战，都要抓紧提高业务素质，增强精准办事能力。

（三）抓住历史机遇，开辟动员新局面

军委国防动员部成立以来，国防动员系统改革压茬推进，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已进入收官阶段。新一代国防动员人要紧紧围绕强军目标，着眼新使命新任务新要求，努力推动各项建设在新的体制轨道内顺畅高效运转。

第一，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一是军委国防动员部与战区、军兵种国防动员机构及国家国动委有关成员单位之间的工作机制。二是省军区系统与战区、战区军种、联勤保障中心之间的工作机制。既要防止多个“婆婆”带来的“烦恼”，也要防止因工作机制不畅，影响动员建设和准备。三是国防动员业务工作运行机制。如动员需求提报对接机制、动员组织指挥机制、潜力信息交互机制等，都需要结合新体制，通过试点抓紧研究确立。四是各级国动委及其办事机构与军民融合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的工作机制。主要是厘清二者职能边界，明确相互关系，确保两个体系高质高效运行。

第二，要深入研究重大问题。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和国防动员体系重塑后，国防动员系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须深入研究，提出对策办法。比如，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国防动员系统如何有机融入全军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和联合保障体系，更好发挥联合制胜作用；省军区系统党委和政治工作机关重新编成后，如何针对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新变化，确保党管武装根本原则在实践中更加有效落地落实；边海防部队交由陆军、海军领导管理后，沿边沿海省军区如何以新的方式融入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管边控海体系；预备役部队交由军兵种领导后，在组织建设、联合训练和有关保障上如何与军兵种部队搞好衔接；国防动员军民融合究竟涉及哪些领域、哪些工作，如何在军地之间建立供需对接“快车道”，真正起到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桥梁纽带作用；如何统筹军地资源优势，齐心协力做好老干部服务保障工作，确保服务保障力度不降、标准不降、质量不降；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拿出实在管用的办法措施。

第三，要更加讲求工作质效。一是要强化服务意识。国防动员系统职能，说到底就是“服务”，即为保障打赢服务、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服务、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军民融合国家战略服务、为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服务、为军队离退休老干部服务等等，每一项工作都体现着服务的要求。全体国防动员人都要牢固树立服务的意识，坚持以服务为荣，以服务为第一本分，切实把服务理念浸透在各项工作的具体举措中。二是要扭住主责主业。国防动员领域没有“副业”，只要是军委明确的职能都是“主业”，各级党委和职能机关都要负“主责”、尽全力。要深入理解、准确把握国防动员系统主责主业内涵，以保障打赢为根本，区分不同工作类型，坚持协调推进、整体发展，使各项职能和要求全面、精准落地落实。三是要发挥协调功能。国防动员系统的职能任务和体制特点，决定了协调是决定工作成效的关键因素。实践表明，动员领域要推进大项工作，不搞好协调是完不成任务的。各级应切实把做好协调工作摆上重要位置，从完善与各方面的协调机制入手，着力推进协调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不断提高协调质效，确保工作高效顺畅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