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
——专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之一）

□ 本刊记者 巩聪聪

从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至今，中国经济打响供给侧改革这场硬仗已近3年，一些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坚定了决策层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决心。10月26日,全国政协委员、著名财税专家、中国新供给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贾康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就供给侧改革、国企混改、新时代国资监管等相关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分析与独到见解。

10月26日，贾康（左）接受本刊专访（摄影/牛犟）

推崇“追赶－赶超”战略

《山东国资》：早在2012年初，您就和一些经济学家组建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探究从供给侧入手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经济理论。您本人在2008年就发表过关于理性供给管理的学术论文。为什么您特别关注供给侧问题？

贾康：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们认为对宏观经济学原来的一些主流成果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反思和创新。原来的经济学成果，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从凯恩斯主义到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还有滞胀以后兴起的货币主义，西方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流派，如理性预期学派等等，虽然思路不一样，但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就是侧重讨论需求侧，而对供给侧基本不讨论。

实际生活中，讨论需求侧的理论框架与假设，必须进一步还原到真实场景。原来主导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是完全竞争，进而认为完全竞争中靠要素的自由流动就解决了供给侧的结构优化问题。而我们认为，供给侧这方面的问题是无法忽视的，经济学主流框架的不对称性一定要有所纠正，把它对称起来。所以，我们特别侧重于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地讨论供给侧、理性的供给管理，还有其思路、要领等，比如非完全竞争前提下的结构优化机制问题，等等。

《山东国资》：关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新供给经济学是一种什么思路？

贾康：我们特别推崇“追赶－赶超”战略，这是跟林毅夫教授他们形成的新结构经济学在认识框架上的主要区别。林教授他们也侧重于研究供给侧，研究结构问题，而且直接把“结构”二字标出来了，但他们认为结构优化依靠资源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战略就可以了；而我们认为，比较优势战略只能对应解决一部分常规发展的情况，后发经济体在实际应用中，比较优势战略一定会遇到天花板。到了比较优势不能解释的这一部分，比如现在中美贸易摩擦冲突，靠互通有无的比较优势不能解释的地方，我们怎么去理解呢？中国这样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形成自己现代化的战略思维呢？那就必须有超越比较优势战略的“追赶－赶超”战略。林教授他们是断然否定赶超战略的，我们则认为，对于赶超战略，不能因过去在这方面吃过苦头就否定它。

对于赶超战略，其理论联系实际的阐述，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其实，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些，比如他们提出了“蛙跳模型”。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赶超，是认识到各经济体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不是走在前面的就会一直走在前面。历史上已经有过多次后发经济体实现追赶和赶超的先例。中国现在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即所谓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必须把比较优势战略往上去对接“追赶－赶超”战略。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规划，就是一个内含赶超战略的通盘部署。前两步提前实现了，中央现在新的两步走还是要“追赶－赶超”，就是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实现新时代的整体跃升式的一种超常规发展。

《山东国资》：您的意思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并没有抛弃或否定比较优势战略，而是要跟赶超战略进行有机结合？

贾康：对！比较优势战略的可用性是一点都不应被否定的，就像供给管理一点都不否定需求管理。它不是否定，而是往上做加法，是把事情认识得更全面更丰富，从而能够把握经济动力的全景图。

继续“守正”择情“出奇”

《山东国资》：从新供给经济学的角度，如何解读中国供给侧改革？

贾康：我们认为，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追求“追赶－赶超”式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即在充分尊重市场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同时，须充分认识到并不是简单搬用发达市场经济体的已有经验和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就可以完成现代化，而必须以特定国情下各特定阶段中可持续的成功创新来出奇制胜，来支持中国完成从追赶到赶超的现代化全过程。

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我们特别强调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有效制度供给创新。就是以制度创新形成有效供给，为龙头带来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也就是说，必须抓住改革的契机攻坚克难，以制度改革为核心。总体来说，制度创新可以打开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空间，技术创新也会倒逼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

比如，现在我们常说的信息化时代，政府要进行无纸化办公。这个最早做起来的时候，上海市财政局一位学者出身的领导，对信息化感触很深，认为信息化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他对我说，无纸化办公以后，一个个环节在网上有清晰的痕迹，计算机是不讲人情的，原来还可能搞一些灰色的处理，现在不行了。这就是技术创新倒逼着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要讲透明化、阳光化、公正廉洁。这些东西很大程度上也是靠对外开放和技术创新倒逼出来的。

《山东国资》：新供给经济学对当前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有何理论支撑？

贾康：主要是在基础理论层面提供一些学理的参考与支持。决策层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科学决策与政策优化，必须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支撑。这个意向是非常明显的，实际生活中这也符合规律，就是不能光讲实践经验，还要对实践经验不断地进行提炼总结。理论产生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而且，我们观察的范围不限于中国，还包括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金砖国家。

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这符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般性规律。对于我们国家当前以及未来的一些实践，我们会继续关注研究，不断地丰富深化我们的理论体系。目前，我们已经在新供给经济学研究方面不断推出公开出版物，有了一系列的专著，有很多的理论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