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亚
近来重读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一直在思考小说的结构问题。在这篇小说里,我们似乎能够找到多种结构定义的存在。从网状结构上来说,它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时间顺序和因果逻辑,凭借人物的意识流动来组接素材;画面结构上说,它有着以对话场面为主体的画面式情节,故事赖以发生的空间和环境下,人物(抑或鬼魂)在对话中有着静感的神韵;至于散文结构上,文中诸多片段的书写近似散文,叙事如同片段事件的连缀……对小说而言,当结构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正视它的最好方式无疑是将之打开,不然便会陷入茫然的境地。王安忆在《雅致的结构》一文中谈到小说的结构,说她通常想到的是充满奇思异想的现代小说,究其原因,是因为现代小说中有着“那种暗喻和象征的特定安置,隐蔽意义的显身术,时间空间的重新排列”。结构在小说中的重要性,无须在此赘言,因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由于人物关系,情节关系的重新分配,重新布置”,同样的素材在不同作家的创作中,会变成另外一种我们无法预知的样子。
上面说起小说的结构,不过是个人的一点随想,姑且看成引言吧。当然,这与我下面想要谈到的发表在本刊的两篇青年小说家的作品(一篇是林培源的《大象在夜里奔跑》;一篇是王莫之的《鼹鼠勿语》),也有着一定的关系,毕竟他们的文本皆有着现代小说的特质和不同的小说结构形式,以及对现实生活始终持有的怀疑态度;后面这点,对青年作家是尤为重要的,借“结构现实主义大师”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这种怀疑态度“决定了文学能够给我们提供关于特定时代的唯一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