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语言和文化并非封闭自足的存在。事实上,语言和文化始终处于多维度的接触、摩擦、交互和融合中。如今被普遍使用的很多现代汉语词语如人民、服务、哲学、世界、民主、艺术、科学、社会、政治、经济、杂志、逻辑、干部、革命、社会主义等词就是来源于近代留日学生通过日语的转译。如今已经很难想象没有这些词存在的现代汉语,换言之,它们通过长久的流通和接受已经被自明化,以至于很少有人会想到它们的“起源”。同样,译介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也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中国文化期待视野下,一代又一代翻译家把风格迥异、来源不同的外国文学作品带到汉语中来。这个过程并非静态地在汉语文学中立一个参照性的外国文学长廊;而是,一方面翻译不断在自身复杂而具体的文化动机下改写外国文学;另一方面,汉译外国文学也全方位改变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类、题材、风格、观念和语言。
长期从事跨语际书写研究的学者刘禾认为,语言之间透明地互译是不可能的,文化以语言为媒介透明地交流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来打量语言之间的“互译性”问题,从而洞穿词语互译的建构性。在《燃烧镜底下的真实》一文中,刘禾便敏锐地指出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让鲁滨逊在荒岛上烧制出已经完全具备瓷器功能的器皿,却避而不将其称为“瓷器”的隐匿的纠结——因为瓷器即使在英文中也是一个具有太鲜明中国性的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