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移植与审美再现

纵观百年诗歌翻译史，不难发现几大热点争议：诗歌翻译本身的可能性，即诗歌可译性与不可译因素之争；本体诗歌翻译理论之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以及具体翻译策略的选择与方法论等几大根本性问题。

对于诗歌可译性和不可译因素的争议，曾是诗歌翻译理论界的热点议题之一。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在其《诗辩》（ The Defense of Poesy） 中曾说： “把某个诗人的作品译为另一种语言，借此来发现诗人的创造性，这就像把一朵紫罗兰放入坩埚去，希冀借此发现其花色与花香的构造原理，两者皆非明智之举。紫罗兰必须再次萌生于种子，否则开不出鲜花——这是巴别塔之咒的负累。”这段话常被人用以支持诗不可译的观点。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也曾感叹，“诗，就是翻译中所失去的东西”，这一论断曾令多少人将诗歌翻译视为畏途和不可能的任务。诗歌可译性从本质上说就是诗歌翻译程度及翻译过程中原作表达效果的损失问题。“不可译”论者认为，由于语义场 （semantic field） 偏差，即词语的意义范围或复杂的意义网络不可能和其他任何语言中任何词语的语义场完全吻合，加之各语言文化特征间的无法等值置换，使得诗歌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可译的。

另一派观点则认为诗的本质是可译的，只是不可译因素程度有别。英国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内特就曾批驳弗罗斯特的观点为“愚蠢的论述”，她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解读了雪莱之说，在其一贯坚持的文化翻译观视阈下，阐明诗歌可译，提出了著名的诗歌翻译“种子移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