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倒逼下的自我革新
—— 遵义会议改革创新精神之认识

鞠北平

（遵义干部学院 贵州遵义 563006）

一、严重的军事危机启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新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错误的军事指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拟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踏上长征之路。经过将近三个月的战斗，中央红军到12月1日先后突破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但自身也受到了惨重损失，尤其是湘江一战红军主力折损过半。红军人数由86000人锐减为30000余人①。

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长征初期惨重军事失败，都是违背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的恶果，引起了红军广大指战员怨声载道，对“左”倾教条主义者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表达出了强烈不满，“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他们痛心地问：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②即使原来属于“左”倾阵营的一些领导人，尤其是中华苏维埃人民政府主席张闻天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都认识到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军事指挥的危害及事态的严重性，也开始反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在毛泽东耐心开导下，站到了反对教条主义军事指挥的一边，成为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急先锋。

面对军事失败，“左”倾教条主义者一筹莫展，找不出解决危机的办法，只是想按照原定计划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实际上，蒋介石已在红军去湘西的路上部署重兵，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口袋，等着红军自投罗网。若按原计划行动，红军将会面临灭顶之灾。可是，博古、李德昧于形势，仍要一意孤行，仍主张向湘西前进。党中央和红军处于生死危机关头。在这种危机形势下，党内军内发出了改变军事路线，改变军事领导人的呼声。大家热切盼望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领导中国革命走出危局。

从1931年赣南会议失去军权，毛泽东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批判打击四年之久。但是，他没有消沉，而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不断为党和红军建言建策。第五次反“围剿”之时，他提出过诱敌深入的运动战方针，到无堡垒地带作战的建议，但是没有被“左”倾教条主义者重视；长征初期，他又提出过打击追敌，暂时在湘中建立根据地，但是被博古、李德粗暴拒绝。

湘江战役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领导人威信一落千丈，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失联，使博古、李德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失去了权力授予的基础，无法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发号施令。

客观的危机，“左”倾教条主义者权力基础的丧失，毛泽东过去在党和红军内的影响力，再加上“左”倾教条主义集团的分化，在这种历史合力作用下，遭受打压四年之久的毛泽东开始逐渐获得了军事发言权。

毛泽东介入军事指挥之后，以其敢于担当的革命品质和军事才能，在处理危机中大显身手，使红军摆脱了迫在眉睫的危机。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同意了毛泽东转兵贵州的主张；12月18日，黎平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主张；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上最终彻底否决了李德、博古去湘西的战略意图，做出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的决定。

1月6日，红军突破乌江，7日智取遵义，1月中旬控制黔北，初步扭转了红军长征以来被动挨打的军事态势，为党和红军的转折提供了基础。

虽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是党和红军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左”倾教条主义者博古、李德占据军事指挥位置，仍然抱着原来教条主义不放，每一次决策都伴随着争吵，严重削弱了党和红军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改变这种局面，进行自我革新。遵义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1935年1月15日到18日，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批评并改变“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军事路线，调整了党的领导机构和军事领导机构，张闻天代替博古任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李德最高军事指挥权被取消，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重返红军指挥岗位。这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央实现了自我革新。之后，通过扎西会议、苟坝会议逐渐落实了自我革新的成果，并得以在红军基层指战员贯彻落实。正是因为实现了自我革新，党和红军取得了四渡赤水战斗的胜利，巧渡金沙江，跳出重围，完成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二、遵义会议运用民主团结方法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新

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自我革新是因为在遵义会议运用了科学合理的方法，即用民主团结的方法解决了党内路线分歧。

（一）扩大了民主主体。为了充分发扬民主，改变党的军事路线，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所谓扩大，就是增加会议代表，扩大民主基础。这次会议的参会人员构成较为广泛，人数也较多。除了当时能够出席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及其翻译外，还增加了各军团的政治委员和军团长，出席会议人数共20人③。代表的广泛性，为发扬民主打下基础。

（二）丰富了民主内容。会议民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发言踊跃，气氛严肃，思想交锋，异常激烈。参会者可以自由表达自己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问题的观点、见解和看法，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会议先由博古作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的正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是国民党军力量过于强大。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者们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李德、博古两个人的错误。之后，张闻天又作了以反对“左”倾军事错误为内容的“反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所犯在军事指挥上的许多错误全面、系统地批评。毛泽东也做了发言，严肃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红军所受重大损失是因为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王稼祥、朱德、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等人的发言支持张闻天的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周恩来也发言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评，并“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④。当然，也有反对声音，少共中央书记凯丰公开反对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也进行了认真回应和反驳。整个会议开的非常严肃认真，思想交锋非常激烈，但是大家都遵守了说理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三）遵守了民主规矩。遵义会议召开过程中，在充分发扬了民主的前提下严格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会议程序非常严格。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按照民主的原则进行了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集体，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议整个过程都是按民主意愿行事，没有强迫和压制，没有家长制，一言堂。并且，会议结束后还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派陈云去苏联专门就遵义会议内容向共产国际报告。因此，遵义会议严格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程序办事，成功解决了党内军事路线分歧，为党内政治生活树立起了制度规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达到了民主目的。在民主基础上做出决策，既解决了问题，又团结了同志。在遵义会议召开过程及以后落实会议精神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体都能够主动顾全大局，表现出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优良作风。张闻天与王稼祥都曾在不同程度上鼓吹和推行过“左”倾教条主义的主张。但是，他们在革命实践中明白了自己的错误，毅然脱离了“左”倾教条主义阵营，为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做出了重要贡献，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实事求是的精神。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作军事报告，不仅批评“左”倾军事错误，还主动承担责任。毛泽东为了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主动拥戴张闻天作党的总负责人，表现出了强烈的大局意识。即使当时受到广泛批评的博古，在遵义会议召开过程中，“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⑤。遵义会议之前，党内对待不同意见的同志往往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方式，压制了民主，削弱了党的力量，带来了损失。遵义会议召开改变了以往的惩办主义，对待不同意见或者犯错误的同志没有实行惩办主义，而是进行了批评和说服教育，耐心等待他们认识错误，主动转化到正确方面来。

正是运用民主团结的方法，党内分歧得以成功解决，中国共产党顺利实现了自我革新。

三、自我革新是遵义会议精神产生的实践基础

遵义会议中民主团结方法的运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的自我革新，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从此，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工农红军成功摆脱危机，取得了长征胜利，而且也深刻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其成熟的标志和进一步发展的起点，最终形成了遵义会议精神。

所谓遵义会议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中遭受失败，被迫进行长征的过程中，通过遵义会议及其前后一系列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形成了与其相连的精神成果。它的内涵主要包括：坚定信念，敢于担当；实事求是，自我革新；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顾全大局⑥。其中，自我革新占据了重要地位。

总之，在这场危机倒逼中国共产党自我革新行动中，中国共产党能够清醒判断当时所面临的危机，以自身之努力，运用科学的方法，实现了自我革新，取得预期效果，并成功将其升华，内化为自己的革命精神，成为了思想上先进，组织团结，能够经得起任何风浪考验的无产阶级政党。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67.

②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7.

③⑥王少波,张笑扬.民主纠错的运用及其对现代政治治理的启示——以遵义会议为例[J].德州学院学报,2011,27(03):46-50.

④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3.

⑤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