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日报》视角下对“西安事变”报道分析

李若英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郑州 450000）

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肆无忌惮的加紧对中国主权与领土的侵略，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剿灭中国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对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于国联的压迫，幻想欧美列强出面干涉，与日本达成某种协议，来换取表面上短暂的和平。1936年12月，为了尽快消灭红军，蒋介石亲自督战东北军和西北军“剿共”，其惯用伎俩，消耗地方势力肃清红军，进而保存自己嫡系部队的实力和规模。计划1个月内完全消灭红军，并威胁张学良与杨虎城，若违抗“剿共”命令，则东北军调防福建，西北军调往安徽。①蒋介石一意孤行，面对国恨家仇的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多次劝谏其停止内战却屡次碰壁。于12月12日，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兵谏“西安事变”。有“国之干城，民之喉舌”②之称的《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的宣传舆论重器，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该报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祸国殃民”“通敌叛党”之举大做文章，褒扬蒋介石宵旰图治博得了国内外各界的慰问与拥护，拥蒋反共的呼声连续不断，蒋介石的威望和声誉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中央日报》的社论以及转载多个国家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复杂错综的时局站在各自的角度不难看出其立场和态度。国内上，国民党内部分为了两种态度，二者形成了鲜明对比，一种是以亲日派何应钦为代表的武力“讨伐”和政治解决齐头并进，另一种是以宋氏兄妹为代表的和平谈判营救蒋介石返回南京；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则是按照原计划对红军进行“剿灭”和“肃清”；宗教等其他社会团体先是支持“讨逆军”进军再而转到组织赴难团营救蒋介石的态度转变。国际上，日本的静观其变；苏联的事不关己；欧美的口头支持等诸如此类的报道。运用《中央日报》为史料，剖析西安事变自始至终中各方的冲突与矛盾。

一、《中央日报》对西安事变报道概述

《中央日报》在西安事变同期报道，合计文章1611篇（广告除外），相关报道281篇，“讨逆”爆发阶段1936年12月13日至1936年12月17日，相关报道30篇，焦点在于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声讨、国民党军队上的调整；营救蒋返京阶段1936年12月18日至1936年12月22日，相关报道126篇，拥蒋反共、军队“讨逆”与张杨部队僵持对战、各国的舆论支持和同情；和平解决阶段1936年12月23日至1936年12月26日，相关报道75篇，宋氏兄妹赴陕谈判、各界赴难团拥护蒋介石等报道。

二、国内应对“各持己见”

《中央日报》国内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划分为三个部分：1、国民党内部，国民党内部的利益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嫡系部队、亲日派、亲美派、地方势力等针对于西安事变都是站在自身角度，持不同意见。2、并未因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做出努力有所改观，反而是铺天盖地的诽谤和污蔑。3、宗教等社会团体均对事变态度微妙的转变。

（一）国民党内部

1、何应钦为首主张武装讨伐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央日报》多持讨伐张杨的观点，并详细刊载了南京政府的军事、政治上的应对策略。在1936年12月13日的报道中，南京在12月12日凌晨5时得到了蒋委员长在西安被劫持的消息，不久电报中断，确定了张学良率部叛变，主张推翻政府电中并明言对蒋委员长作最后谏诤，暂留西安等语。面对突如其来的剧变，南京政府在12日11时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通过决议，行政院由孔祥熙负责，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改为五人至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等为常务委员，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张学良应先褫夺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③而在当天的报道特意提到在国外疗养的汪精卫，在得到消息后会立即回国。

何应钦在西安事变期间掌握了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权，坚持攻打张杨，完全不顾蒋介石的安危。16日国民党政府明令讨伐张学良部，并任命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17日特派刘峙、顾祝同，分任讨逆军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讨逆”大军步步为营，组织空军和陆军，对西安东西两面夹击。仅仅在20日，董剑就攻克华州城，将“逆军”两营完全缴械，冯钦哉与其并头西进。地方势力如阎锡山、盛世才等划清与该事变界线与关联，绝不赞同事变的发生，以表对中央支持的决心。21日时公布了西安事变中央军政要员，被留者十七人：除蒋介石外、尚有蒋鼎文、朱绍良、陈诚、陈继承、卫立煌、万耀煌、陈调元、马占山、蒋作宾、曾扩情、邵力子、钱大钧、张冲及蒋方震等；殉难者有：邵元冲、蒋孝先、萧乃华及宪兵团团长杨振亚、西安公安局长马志强。24日顾祝同指挥胡宗南、关麟征部队，刘峙下戒严令，陇海线、商丘、开封、郑州、洛阳与小汉线彰德、新乡、许昌、南阳、汝南、潢川等处各设戒严司令。

《中央日报》对在何应钦所率“讨逆”大军做了详细的报道，部署缜密、任命重要将领、拉拢地方势力共同参战，陆军与空军的配合。可见何应钦组织的讨逆大军并非是为了救蒋介石，笔者认为有以下目的，（1）代表南京政府不接受张杨的威胁，消灭“逆军”；（2）若没有在事变调解过程中逼蒋下令停战，持续的攻打张杨会有以下结果，送蒋介石回南京投降或杀蒋介石泄愤，但是也有可能在轰炸中死亡，对蒋介石的生死实属漠然置之；（3）通知汪精卫回国，何应钦同为亲日派是否另有意图。

2、宋氏兄妹等积极营救

《中央日报》中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对宋子文等来回奔赴西安谈判的报道相对于“讨逆”消息，只有小篇幅的报道。端纳作为蒋介石的顾问又与张学良的私交甚好，所以派其同张学良协调在宋美龄等人眼中是再合适不过的，在14日便到达西安，得知蒋介石在西安的真实情况。在20日宋子文赴西安见到了蒋介石，21日回南京与孔祥熙商议后，随即宋美龄决定亲自去西安。

关于宋氏兄妹等赴西安积极营救蒋介石的报道屈指可数，期间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之间的会谈、在国共两党的结果，达成的协议，丝毫没有提到。宋氏兄妹积极营救蒋介石于私则是唇齿相依、休戚相关，于公则是担心国民党政权会落入亲日派的手里，亦或是担心如果蒋介石遭遇不测会造成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的局面，局势便一发不可收拾。

3、张学良部面临困境

由于在学界上对张学良是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存在一定的分歧，而张杨身兼国民党要职，所以对《中央日报》的分析中笔者将其部分单独划分开来。南京政府认为张学良已被红军“赤化”，蓄谋已久、通匪叛党，在13日的报道：西安城外正赶筑战壕及防御工事，并且在西安城墙上发现红旗，且张学良致电孔祥熙，保证蒋介石安全，保证不发生问题。④西安事变的发生，本以为逼蒋抗日的张杨部队会在舆论上获得支持，却怎料会由主动变为被动，《中央日报》对张杨的口诛笔伐、军事上“讨逆”军的步步紧逼、国际上的不以为然，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只能一一应对。在《中央日报》中，张学良部将事变前的驻地紧急南撤，其中有第一百〇五师、第一百十二师、骑兵第三师、第一百〇九师、第一百十一师、第一百二十师、第一百〇七师、第一百十七师、一百二十九师在事变后均向南移动；中央军与张部对峙状，认为张部南撤颇有反攻之势。

在《中央日报》中刊载张学良的部队纷纷反正，最亲信的某部会有所策动，张学良的妻子于凤至担心事后难以善后，希望张学良能够送蒋介石回南京后，立即下野才能够保证其安全。对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明、张学信的行踪进行报道，社论中对于西安事变的抨击与谴责诸如此类的文章，如《张学良与张学狼》，傅斯年在本报中发表《讨逆中之大路》，戴慕发表《张逆罪恶一斑》，多是以弹劾张学良为主，东北失守、叛党通匪等罪状。可想而知，在《中央日报》中报道，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受到来自亲人、部属背叛及舆论的巨大压力和打击，发表的八项主张未曾谈到，多是祸国通匪的骂名。

（二）对中国共产党按原计划“剿匪”

蒋介石赴陕前来督战张学良部、杨虎城部剿灭“赤匪”，在蒋介石看来，三十万大军对付三万红军，一个月内就能够彻底消灭红军。《中央日报》在西安事变期间，对红军的称呼多为“赤匪”“共匪”，认为张学良、杨虎城与共产党相互勾结，合谋策划的此次事变。虽然蒋介石等军政要人被扣留在西安，但是何应钦等仍按原计划继续“剿共”，在事变期间则是加大对红军的剿杀和戕害。刘峙、何成濬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在《中央日报》提到张学良勾结“赤匪”，12月20日南京中央宣传部更是发表了《敬告西北剿赤将领书》，认为消灭赤匪只是时间问题。21日发表反共宣言⑤，将中国共产党比作“政治流氓”“赤色骗子”等恶意诋毁与攻击，将苏联称之为“赤色帝国主义”制定“宗教的教条”，张学良与杨虎城比作“时代的落伍者”“帝国主义的走狗”“革命的叛徒”。在《中央日报》上用这些尖锐、不堪入耳的词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进行肆意的歪曲和造谣。

国民党对红军的“清剿”工作，即便是在周恩来已经赴西安进行和平谈判期间，《中央日报》关于对红军肃清和剿灭的报道仍未停止，丝毫没有退让和平谈判的诚意。22日该报刊载福建通讯报道⑥中，由段金亭团第一营11日经竹溪垅、为坝垅两处，与当时作为中共闽中特委书记、闽中分区司令员的黄立贵部队激战两小时，生擒黄立贵之妻李冬娥，从其身上搜出共产党证件、印章，之后又搜出苏维埃国家银行钞票数百张、灰色布军装十余套、军帽十余顶等。四川“剿匪”第四路总指挥兼军长杨森，其清剿的策略是重剿而不重抚，先消灭零星，然后才集中力量肃清大股，同时并清查户口，编联保甲，来削除内奸，健全民众组织，而后又创办学校，劝导附近苗民子弟读书等工作。

《中央日报》在西安事变期间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报道，都是对其诋毁和诽谤，视其同绥远匪伪毫无差别。尽管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央日报》中无情的谴责、唾骂，没有承认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三）宗教等其他社会团体

《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的机关党报具有浓厚的阶级性，在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上，在宗教上如上海、南京回教徒、班禅驻京办事处等多持对蒋介石的同情，祈祷其安全归来。在商界如杜月笙等、新闻界各大报刊、学界如北大、中央军校等其他各团体，前期多支持讨逆，电促张杨幡然悔悟，中期多是拥护中央、营救蒋介石，后期组织各种赴难团加入中央军。

三、国际上“各怀鬼胎”

（一）日本持观望态度

《中央日报》转载了日本《晨报》等报刊对西安事变的相关报道，日本在12日深夜得到此消息，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氏与有田外相等高级官员多次召集紧急会议，虽表震惊，但持观望态度。14日，外相有田、次官堀内，东亚局长桑岛，欧亚局长东乡等均出席，据宣布会议决定大致意思为，日本不会趁人之危，亦不能确定消息真假，所以不会采取任何行动。15日又言，英美均有利害关系，中国任何“容共”运动之成功，均将遭遇国际之反对，故“容共派”有支配中国大局之可能。日本表面上对此事持观望态度，但多次赴中国大使馆探寻消息，实则担心国民党联共抗日，其是列强中在中国最大利益攫取者，早已掌握其他各国心理不会因中国事端与其发生摩擦。

（二）苏联忙于撇清关系

《中央日报》转载了14日苏联《消息报》《真理报》⑦的相关社论，认为指责张学良将东北拱手相让，破坏中国团结力量，会使中国沦为侵略者牺牲品。19日苏联大使馆代办司皮礼瓦尼克谈到西安事变，表明了苏联对张学良、杨虎城持不赞同的态度，与中国“共匪”没有任何联络，此事变与苏联没有任何关系亦不对此中国“共匪”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中央日报》中的报道，苏联忙于撇清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关系，没有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联络，即使该事件与中国共产党有关，也不受苏联指使。东北的丧失，对于苏联来说“唇亡齿寒”，不想因为中国共产党与南京政府闹翻，如若与日本争战则会导致腹背受敌，用中国来牵制日本，同时不想与日本有正面冲突。

（三）欧美等列强口头谴责、拥蒋反共

报刊中转载了《泰晤士报》等报纸相关报道，欧洲等列强各国对张学良叛乱行为表示愤慨，支持南京政府戡平变乱，认为蒋介石剿灭“共匪”是在努力完成中国统一，认为如果张杨失败，中国共产党则会元气大伤。美国以不干涉他国事务的说辞表明态度，有种坐山观虎斗的态势。站在欧美列强的角度分析，日本即便侵犯了其在华利益，但是在一定经济上仍需依靠英美各国，对日本保持中立、拥蒋反共，毕竟，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毛泽东在1937年9月29日发表《国共合作后的迫切任务》对西安事变做出总结性评价：“直致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停止内战重新合作的一个重要前提。”⑧尽管在《中央日报》关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未提到中国共产党为此付出的努力和贡献，但是此次国共之间的重要谈判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对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央日报》只代表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和立场，经过梳理后，认为对西安事变报道具有局限性，使读者并不能真实、全面的了解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该报未提及以下内容：张学良兵谏的原因、其提出的八项主张；中国共产党参与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只字未提、与国民党之间的电报；谈判结果与内容、怎样解决该事件的过程。可以从多个方面和角度进行探讨，切不可一叶障目，应从多个视角进行探析。

[注释]

①黄修荣,黄黎.国共关系纪实[M].人民出版社,2004:261.

②吴俊才,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M].出版社不详,超星可查.1988:59.

③张学良率部叛变！国府下令褫职严办 中央联会增加军委会常委 关于军队调遣归何部长负责[N].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3日,第一张,第三版.

④西安城上发现红旗并在城外赶筑工事[N].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3日,第一张,第三版.

⑤首都反省院出院自新人,刘文山等反共宣言[N].中央日报,1936年12月21日,第二张,第二版.

⑥闽东北匪势衰戢,黄匪立贵之妻已被擒获,庆元境会匪经国军击溃[N].中央日报,1936年12月22日,第二张,第二版.

⑦苏联两大报论西安事变[N].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6日,第一张,第三版.

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1991:362-363.

十九大报告摘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