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我们需要重新言说

[编者按]今年是《文化纵横》创刊十周年。十年时间，六十期杂志，《文化纵横》走过了不平凡的十年。翻看六十期杂志，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文化纵横》与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社会与世界的紧密联系。可以说，《文化纵横》正是对这个时代的一种特殊的记录、反思和想象。从2018年8月号杂志开始，我们陆续邀请与《文化纵横》有特定渊源的思考者与实践者，回忆和书写在他们眼中的“《文化纵横》与我们的现时代”；在本期杂志，我们邀请到了复旦大学哲学院的孙向晨和财讯传媒集团（SEEC）首席战略官段永朝为本专栏撰写文章。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当前，中国绝大多数的学术杂志都是毫无特色的，在学术工业的流水线上起着某种滚轴的作用，徒然消耗着资源，却没有真正思想的产出。有个性的杂志在中国可谓凤毛麟角，尤其在这个纸媒普遍衰微的时代，这样的杂志能够生存下来就已经是奇迹了。《文化纵横》的十年在如许的暗淡中平添了一抹亮色。虽然只过去了十年，相信它会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身影。

初次接受《文化纵横》约稿，总觉得“纵横”与“文化”不甚合拍，“文化”似乎是宁静而悠远的，“纵横”则隐然有肆意奔腾之意。然回首其十年走过的路程，却真真切切地体现到杂志命名的初衷：在当代中国文化领域中驰骋纵横，挥洒自如；在这个文化领域总是千篇一律的时代，由衷地感佩《文化縱横》内在的自由和创造的精神。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四十年中最后的十年有着意想不到的风云际会与诡谲多变。《文化纵横》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这时代在文化上的种种映射，功莫大焉。学者多年前的预言与研判，如今看来已是让人不胜唏嘘，这是一个多么有想象力的时代啊，《文化纵横》算是没有辜负它。国内国外，中国世界，十年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从意识到进入世界舞台的自豪到面对大路重重荆棘的踯躅；从西方世界随处可见的衰落到其政策的处处改弦更张；其间的种种可谓“巨变”。《文化纵横》秉承知识分子固有的家国情怀，坚守“文化”这一主轴，就时代涉猎的种种敏感话题，恣意挥洒，留下了浓重的笔墨。这样的情形，有所坚守，有所探究已属难能可贵，奢望以文载道推动时代发展，改变事物轨迹，可能更多的是上世纪80代的情怀了。在我看来，实在不必苛求，时代已然变化，坚持就是一种胜利。《文化纵横》做得足够好了。

十年来，《文化纵横》以其敏锐的目光捕捉着纷繁的各色话题，执着而真切，每一个话题的选择都慧心独具，每一个话题的讨论都匠心独到，这足以傲视那些了无生趣的“学术”重镇。然而我以为在这纷繁中自始至终有着一条隐隐的主线，这也是我们时代最具挑战性的工作：寻求一种真正能够言说自身传统、言说自身优势与困境的话语系统。在我看来，这一工作的实质推进是《文化纵横》最为精彩的贡献。貌似深刻的肤浅总是能开出种种廉价的菜单，却总也端不出哪怕一盘像样的饭菜。在每每为《文化纵横》所选话题折服时，千万不要忘了，讨论背后的自我矫正才是真正的魅力所在。我总以为这是《文化纵横》十年来最为内在、最为艰巨也是最为重要的贡献。

自西学东渐，迫于时势，国人渐失从容，终以西学的“普世”裁断自身，或以“进步”视之，或以“普遍”视之，由此反观的“自我”无非“落后”，无非“特殊”，所反思的“自我”正如哈哈镜中的形象，不是过胖，就是偏瘦；想看清真实的自己，映出的却是“五短身材”。在痛恨自己丑陋的同时，似乎从未想过要验证一下镜子反射的真实性。渐渐地变得无从认识自我。“五四”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吃过无数的亏，人文社科莫不如此，中国的社会科学在这方面尤其深受其害，吃了很多普世“社科”的亏。一百多年的现代性历史，成了新的禁锢。《文化纵横》以“文化”为名目，内在地避开了某种“普遍性”的陷阱，从而可以面对自我，度身定制。在这方面《文化纵横》始终有着高度的自觉性，这种内在性的特质使《文化纵横》在当代中国学术杂志中鹤立鸡群。新的笔触尽管依然稚嫩，所描绘的形象也未见得处处逼真，然而努力认识自己的意愿却如此顽强，自我修正的胆识是如此鲜明，复杂的现代中国兴许在其中会被逼现出几分真实。

在西方，从现代性话语初现端倪到现代性话语的自洽圆融，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历史，其间的种种曲折、承转、起合，应是学界予以最大重视的领域。现代性从西方传统中竞合而来，其“脱胎”的痕迹历历在目，这值得我们作更为细致的研究。一种源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话语在某种意义上尚处于“史前史”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让更多的思想发出声音，让更多的声音相互碰撞，让“三统”中各自的传统都得以呈现，这才能融汇出一种真正的话语，未来尚有漫长的路要走。以是观之，《文化纵横》的这十年亦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历史是大尺度的时间进程，世代变迁只有在大历史中才凸显出其蕴含的奥义。人生苦短，我们不能指望历史总在自己的近旁转弯，更应该开放历史，努力于自己应尽的事业，让未来去收获现在的播种。热切期待着《文化纵横》的下一个十年。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