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墓志铭节度使官职考辨

金沛晨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节度最早并不是官职名，唐长孺云：“考都督本兼制数州军事，而节度之称乃除所管州之外兼施之于不属州郡之‘军’‘城’等。”[注]唐长孺：《唐书兵志笺证》，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6页。又《旧唐书·太宗纪》载：“(武德元年)拜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镇长春宫，关东兵马并受节度。”[注]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页；第1385页；第1918页；第535页。可知节度最开始是差遣性质，意为关节调度。而节度成为官职最初出于中央掌控边境的需要：“于边境置节度、经略使，式遏四夷。”[注]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页；第1385页；第1918页；第535页。安史之乱后，地方势力威胁君权，原先仅用于镇守边境的节度使制度逐渐蔓延到内地：“至德之后，中原用兵，大将为刺史者，兼治军旅，遂依天宝边将故事，加节度使之号，连制数郡。”[注]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页；第1385页；第1918页；第535页。由此，节度使的设立与裁撤，成为唐王朝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

《元稹志》载，元稹曾任武昌军节度使。今考各版本《元稹志》标题，均有武昌军节度使一职[注]详见谢思炜《元稹志》所附校记。，便知武昌军节度使确为墓志原题。然白居易在墓志正文中作如下记载：“旋改户部尚书、鄂岳节度使。”[注]谢思炜：《白居易文集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29页；第1907页。各版本《元稹志》正文亦记“鄂岳节度使”，白居易《祭微之文》也沿袭《元稹志》正文的说法，称元稹的官职为“鄂岳节度使”[注]谢思炜：《白居易文集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29页；第1907页。。正文中的鄂岳节度使与标题中的武昌军节度使两种叫法截然不同，令人费解。史书的说法也较芜杂，如《旧唐书·元稹传》记载元稹晚年官职为：“(太和)四年(830年)正月，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注]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36页。此处出现鄂州刺史与武昌军节度使两官职并列。然据《旧唐书·文宗纪下》：“(太和四年正月春)以尚书左丞元稹检校户部尚书，充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安申等州观察使。”[注]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页；第1385页；第1918页；第535页。提到元稹任武昌军节度使和鄂岳观察使，未提鄂州刺史。《新唐书·元稹传》同《旧唐书·元稹传》，亦记为武昌军节度使，不过未提及元稹担任过鄂州刺史与鄂岳观察使。赵令畤《微之年谱》则给出了不同的记载，“乙巳敬宗宝历元年(825年)，丁未文宗太和元年，乙酉三年”条云：“是岁召为尚书右丞，旋改鄂岳节度使。”[注]赵令畤：《侯鲭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页。然而，卞孝萱《元稹年谱》、周相录《元稹年谱新编》直接沿袭两《唐书》，记元稹为武昌军节度使，没有对《侯鲭录》所言“鄂岳节度使”加以辨证。

一、“鄂岳”地方军政长官的官职兼带现象

鄂州刺史与鄂岳观察使本就与“鄂岳”关系紧密，而武昌军节度使则为鄂岳地区的最高长官：“武昌军节度使。治鄂州，管鄂、岳、蕲、黄、安、申、光等州。”[注]⑥⑨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91页；第1389页；第519页。鄂州刺史、鄂岳观察使和武昌军节度使三个职位都与鄂岳地区有关，带有浓重的地域色彩。但以上史料并没有将这三种官职同时记载。若要对“鄂岳节度使”之称进行考辨，应先说明这几种职位与“鄂岳”的内在关联。“节度使例兼观察之职，故或称节度或称观察”[注]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89页。，说明唐代节度使兼观察使较普遍。节度使亦多兼州刺史，如《职官分纪》“都督”条下注：“大率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皆兼所治州刺史。”[注]孙逢吉：《职官分纪》，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03页。此种兼带关系在鄂岳地区亦然，如“武昌军节度、鄂岳观察处置等使、兼鄂州刺史”[注]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79页。。

由此可知，元稹实际兼任鄂岳观察使、鄂州刺史和武昌军节度使三职，故这三种官职不应被孤立看待。且观察使有时与节度使并无严格区分，两者的区别一般以时局决定。如《旧唐书·地理一》：“至德(756—757年)之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额；寇盗稍息，则易以观察之号。”[注]⑥官职边界的模糊加强了彼此的联系，也促使地方军政官职兼带现象的出现。虽鄂岳观察使与武昌军节度使可为兼带关系，但这种兼带关系建立在“代替”的基础上。据《读史方舆纪要》“武昌”条：“治鄂州。元和初置鄂岳观察使，十二年(817年)平淮西，以申州来属，宝应初升为武昌军节度，太和中仍为观察使，领鄂、岳、蕲、黄、安、申、光七州，寻复曰武昌军节度。”[注]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56页。

既然两种官职存在兴废替代关系，若同兼于一人身上，官职名便易因袭。武昌军节度使替代鄂岳观察使并不意味着后者被废，而是部分职能发生了转变，节度、观察彼此仍为兼带关系，如《顺宗实录》云：“五月乙酉，以尚书左丞韩皋为鄂岳观察、武昌军节度使。”[注]⑩董诰、阮元、徐松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66页；第4653页；第5675页。这说明观察使升为节度使后，观察和节度兼行于一人身上。

兼带关系为官职的省略提供了可能。牛僧孺任武昌军节度使时，史料有时只以观察称之：“鄂岳观察使牛僧孺奏：‘当道沔州与鄂州隔江相对，才一里余，其州请并省，其汉阳、汊川两县隶鄂州。’”[注]⑨节度使掌军权，观察使侧重行政。这种叫法不仅突出了牛僧孺的行政职能，也不会因为官职省略而引起误解。兼带将观察使的“鄂岳”冠名与节度使联系在一起，节度使兼观察使、刺史，加上武昌军所在地武昌其实就是鄂州，这些均隐隐指明鄂岳节度使就是武昌军节度使。

二、“鄂岳”并置的地理原因

鄂、岳因紧密的地理联系而经常并列。《鄂州新厅记》载：“国家故务省官息人，而终虑咽喉襟带之地，思典守者既轻其权矣，复欲俾任重，尤难其选。”⑩当时淮西叛乱，鄂岳地区由于接近淮西，所以战略地位较重要。韩愈《平淮西碑》便云：“蔡帅(州)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传三姓四将，其树本坚，兵利卒顽，不与他等……道古!汝其观察鄂岳。”是以朝廷对该地的政治考量，是“鄂岳”统称形成的重要推动力。此外，鄂、岳两州在该地区亦最有渊源。据《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载：“(贞观)十年(636年)……并割山南道直属蕲、黄、申、光四州为淮南道直属地区，十三年，淮南道直属地区有寿、濠、楚、庐、舒、蕲、黄、申、光九州。”[注]郭声波著，周振鹤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页；第424-425页；第438、441页。直到天宝十三载(754年)，黄、蕲、申、光四州仍属淮南道。天宝十五载后格局才渐有变化，四州各自隶属于其他道。其中，蕲、黄从永泰元年(765年)后才受鄂岳长官管辖。安州于元和元年(806年)，申州大概在元和十三年以后才隶属鄂岳地区[注]②③郭声波著，周振鹤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3、449-450页；第444-445页；第565-568页。。光州在大多数时间里都属于淮南道或者河南道的节度使管辖[注]②。而鄂、岳两州早在景云二年(711年)便已同属江南西道，乾元二年(759年)后被并列称为“鄂岳”，已基本组成新的行政区域[注]③。可见，在武昌军节度使管辖的州境内，只有鄂、岳地理渊源紧密，故两者并置出于政府考量无疑。安史之乱后，天下十五道被进一步分割，原属于江南西道的鄂州、岳州以及原属于淮南道的蕲、黄等组成新区域“鄂岳道”。《旧唐书·德宗纪》云：“命宰臣萧复往山南、荆南、湖南、江西、鄂岳、浙江东西、福建等道宣慰。”[注]⑤⑩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0页；第424页；第414页。可知，该区域长官之所以叫鄂岳观察使或鄂岳节度使，就是由其所辖“鄂岳道”的区域得名。

又《旧唐书·宪宗纪》载：“(元和二年)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注]⑤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主要以东南八道的财赋收入来支持中央机构的运作，这点早在肃宗朝便已现端倪，如杜甫诗云：“二京陷未收，四极我得制。萧索汉水清，缅通淮湖税。”[注]杜甫著，萧涤非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33-844页。该诗为《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鄂岳”为东南八道之一的“鄂岳道”，说明鄂、岳两州并称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是当时官方对鄂岳观察使或节度使管辖区域约定俗成的地理名称。元和二年正是武昌军节度使镇守“鄂岳”的时期，那时就已称“鄂岳”区域为鄂岳道，反之亦可理解成鄂岳道的节度使就是武昌军节度使。

鄂岳道的成立与中央政府减弱藩镇实力的意图有关。所谓“大者连州十数，小者犹兼三四”[注]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正》，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30页。。小者之所以能兼三四州的缘故，未尝不是地方权力细分的结果。如《资治通鉴》“元和十四年二月己巳”条云：“上命杨于陵分李师道地，于陵按图籍，视土地远迩，计士马寡众，校仓库虚实，分为三道，使之适均：以郓、曹、濮为一道；缁、青、齐、登、莱为一道；兖、海、沂、密为一道；上从之。”[注]司马光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765页。在这样的背景下，“鄂岳”从鄂州、岳州的并称走向以鄂州、岳州为主，包涵其他州的大地理概念——鄂岳道，故鄂岳节度使就是鄂岳道的节度使。此外，虽武昌军节度使与鄂岳节度使的名字不同，但不代表管辖范围有差异。据《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永贞元年(805年)，升为武昌军节度使。元和元年，以淮南道废奉义军节度使之安、黄二州来属。三年，降为鄂岳都团练观察使……宝历元年，升鄂岳都团练观察使为武昌军节度使。二年，废沔州。太和五年，降为鄂岳都团练观察使。”[注]周振鹤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70页。可见，鄂岳都团练观察使与武昌军节度使的兴废替代，并不涉及管辖范围的变更。武昌军节度使既是地方节度使长官，那么该官职也可理解为“鄂岳道”的节度使。这种以地域冠名节度使的叫法已有先例，如《旧唐书》便说：“以鄂岳沔观察使韩皋为鄂、岳、蕲、安、黄等州节度使。”⑩史书称鄂、岳、蕲、安、黄等州节度使，是指管理鄂、岳等州的节度使。从此前该区域长期将“鄂岳”并列称呼的习惯看，政府显然将官职前长串的地域冠名尽量缩减，以最重要的两州并列作为区域统称。故相对于武昌军节度使，鄂岳节度使这个名字更多强调区域地理概念。

三、武昌军——鄂岳节度使官职的“特例”

元稹卒前，鄂岳地区军政长官被称为武昌军节度使的时间约七年[注]参见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79-891页。，可知鄂岳地区并没有称呼该地军政长官为武昌军节度使的传统。鄂岳地区在太和五年之前，其军政长官基本是鄂岳观察使、防御使等官职。防御、团练使跟节度使关联性较强。如《通典·都督》云：“自至德以来，天下多难，诸道皆聚兵，增节度使为二十余道。其非节度使者，谓之防御使……上元末，省都统，后又改防御使为都团练守捉使，皆主兵事，而无旌节，寮属亦减。”[注]杜佑著，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95-896页。可见，防御、团练使与节度使的区别只是名字不同，地位有高下，但差异不算太大。而鄂岳节度使既与武昌军节度使同名“节度”，其内在差别只会更小。更何况鄂岳观察使等官职早就冠以了“鄂岳”两字。历史上岳州虽曾被裁撤出鄂岳地区，但隶属他道的时间不长。既然“鄂岳”地区军政长官长时间顶着鄂岳头衔，那么当该地长官的职位变为节度使时称其为鄂岳节度使也顺理成章。

此外，判定节度使的冠名是否为某某军，则视该地节度使是否有军额而定。《旧唐书·伊慎传》云：“贞元十五年(799年)，以慎为安黄等州节度、管内支度营田观察等使……二十一年，于安黄置奉义军额，以为奉义军节度使、检校右仆射。”[注]②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55-4056页；第513页。这提供了两个信息：一是重要州名之间的并置以泛指一个大地区，如安、黄并称类似鄂、岳并称；二是安黄节度使变为奉义军节度使是因为安黄地区设置了奉义军军额，同理，鄂岳节度使被称为武昌军节度使是因为该地设置了武昌军军额，从而使称呼侧重点转移到军额上。《旧唐书·敬宗纪》载：“以僧孺检校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鄂州刺史，充武昌军节度、鄂岳观察使。淮南节度使王播兼诸道盐铁转运使。于鄂州特置武昌军额，宠僧孺也。”[注]②虽然史书没有对军额作专门的解释，但能从史料中有所窥探，如《唐会要》“京城诸军”条云：“广德二年正月敕。左右神武等军，各一千五百人为定额。”[注]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293页。它可以理解为军队人员的名额，与人头数密切相关，而且有数量限制，不能超过政府设定的上限。敬宗于鄂州置军额，实际上就是在鄂州放置了一支新军队。此外，军额往往使军队带有军号，带军号的军队与一般军队分属两种不同体系。因此，只有鄂岳地区获得了武昌军军额，地区长官才能被称为武昌军节度使。武昌军节度使比鄂岳节度使多了一支军号为“武昌军”的军队，这是最根本的不同。一旦军额被撤销，节度使的名称便会改变。如《停忠义军额敕》云：“襄州近因赵匡凝作帅，请别立忠义军额，既非往制，固是从权。忠义军额宜停废，依旧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注]⑦⑨董诰、阮元、徐松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77-978页；第881页；第5666页。因为忠义军军额被撤销，该地长官便不再是忠义军节度使，而是循旧名变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据此，武昌军节度使与鄂岳节度使大有不同，鄂岳节度使的概念大于武昌军节度使的概念，前者可以包含后者。《新唐书·兵》载：“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注]宋祁、欧阳修、范镇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29页。军的概念显然比道小，而此前提到的鄂岳道兵，显然是对道内所有兵力的总称。鄂岳地区在不设节度前，长官多以观察使兼团练使或防御使，团练、防御等使麾下兵力多称守捉而非军。如《册府元龟·将帅部》载：“柳公绰元和中为鄂岳都团练观察使。”[注]王钦若等著，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4792页。《授问俗鄂岳等州团练使制》载：“充鄂岳沔三州都团练守捉使。”[注]⑦可见，鄂岳地区在置军额前，其长官所带兵力一般称为守捉。守捉与军的区别不在于数量，可能取决于镇守者的地位，如《唐书兵志笺证》记载：“军与守捉虽有高卑之别，然守捉统军亦有多于军者”[注]唐长孺：《唐书兵志笺证》，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顺宗实录》记载：“乙酉以尚书左丞韩皋为鄂岳观察武昌军节度使。初皋自以前辈旧人，累更重任，简倨自高，嫉叔文之党。”[注]⑨牛僧孺任武昌军节度使前为宰相，且史书载明他是因为备受宠遇所以鄂州才被放置了军额。元稹与韩皋一样为尚书左丞，又是先帝宰相，所以他镇守鄂州时军额也没有取消。可见，军额设置亦与镇守者地位相关。

武昌军节度使强调“军”，侧重规格，而鄂岳节度使则为地理意义的总称，故前者可被后者囊括。如《新五代史·职方考》曾云：“自唐有方镇，而史官不录于地理之书，以谓方镇兵戎之事，非职方所掌故也。然而后世因习，以军目地，而没其州名。”[注]欧阳修著，徐无党注：《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45页。武昌军节度使正是一个典型。

四、奏疏中的“鄂岳”节度使

从奏疏看，鄂岳节度使与武昌军节度使两种称呼在当时都属于官方称呼。《唐方镇年表》云：“元年，复置武昌军节度使。二年，罢。四年，复置。六年，复罢”[注]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94页。，说明大中元年(847年)至二年时鄂岳地区长官为武昌军节度使。然《进海潮赋状》却记：“臣会昌三年(843年)举进士……故鄂岳节度使卢商自中书出镇，辟臣为从事。”[注]董诰、阮元、徐松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001页。可知，大中元年鄂岳地区设立了武昌军节度使，卢商接替郑朗任此职，但称卢商为鄂岳节度使，说明鄂岳节度使与武昌军节度使两称并行。《进海潮赋状》属于官方应用文书，用词务求准确。在官方文书中以鄂岳节度使代替武昌军节度使，说明鄂岳节度使亦是官方称呼，与武昌军节度使互不矛盾。郁贤皓考证卢肇任歙州刺史为咸通四年(863年)至咸通七年，而《进海潮赋状》云：“去年五月，又蒙恩除歙州刺史”[注]董诰、阮元、徐松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001页。，则知该状写于咸通五年。自元稹卒年(太和五年)至咸通五年，已过去30年之久，正可说明鄂岳节度使之“鄂岳”是官方认可的长久袭用的地理区域大概念。

这种一官两称的现象在白居易文集中并不是孤例，如《与恒州节度下将士书》载：“充恒冀深赵徳棣六州观察使，成徳军节度使。”[注]③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59页；第1302页。题目称恒州节度，正文称为成德军节度。又《论行营状》载：“今李光颜既除陈许节度，尽领本军。”[注]③该文作于长庆二年(822年)，考《旧唐书·穆宗纪》：“癸未，以深冀行营诸军节度、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为沧州刺史、横海军节度使，兼忠武军节度、深冀行营并如故。”[注]⑤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5页；第1611页。李光颜时为忠武军节度使，而白居易在文中则称其为陈许节度使，可见当时对于某一官职的确有两种称呼。因此，鄂岳节度使与武昌军节度使一样，为鄂岳地区节度使官方的一种称呼。另据《旧唐书·地理三》：“鄂岳节度使牛僧孺奏”[注]⑤，称呼牛僧孺为“鄂岳节度使”，表明在白居易写墓志之前，鄂岳节度使已与武昌军节度使一样，成为鄂岳地区最高军事长官的称呼。而武昌军节度使这个称呼出现的频率高于约定俗成的鄂岳节度使的原因，大概是因为鄂岳节度使是以道为单位的地理概念，不管是鄂岳等州的节度使还是鄂岳道节度使，总体上属于地理上的泛称。武昌军节度使则因为强调了军额和军号，带有特指意味。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强大，虽因唐宪宗出兵平叛一度重建了中央政权的威信，然唐穆宗时河朔三镇再度叛乱，唐王朝风雨飘摇。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军额的武昌军节度使，应比泛称地方节度长官的鄂岳节度使更能与当时的社会形势相符。

综上所述，鄂岳节度使是武昌军节度使的另一种叫法，源于长久以来地方约定俗成的习惯，也与中央对鄂岳地区的行政区划和军政长官命名习惯密切相关。鄂岳节度使与武昌军节度使为包含关系，但侧重不同，前者侧重地理意义的泛称，后者侧重军额并具有特指意义，故两者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