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意志与中国优势

李瀚洋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1620)

一、国家的内核是共同体意志

在古希腊城邦中，人民结合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小共同体，通过这个小共同体的集体决策方式来体现其共同意志。这种方式的背后原因是由于每个参与者对自己的权利的声张与保护，希望集体对自己的权利得以照顾。而这种要求的根源是在古希腊之前的原始社会即存在着残酷斗争的自然界中长期形成的，这就使得人对于自身权利的保护与追求成为了人的天性。因此，集体活动的内核是共同体意志，是一种集体意见中最大部分的整体统合。[1]这样的共同体意志是得到整体成员所承认的，也是整体成员所共有的。早期的国家以具有血缘联系特定民族为居民构成，所以国家自然地带有民族性特征[2]，身处其中的自然人对国家的认同与民族意识是叠加在一起的。这时的共同体意志是强烈且牢固的。

当共同体意志从小的共同体经过长久的发展，直到民族国家产生之后，由于共同体意志与人的天性有着天然的“捆绑”关系，国家的内核就是共同体意志，应该符合人的本性。[3]人的天性是在自然中长期形成的。[4]因此，在理论上，国家对于人权的保护应当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的保护是因为从小的共同团体到国家的产生，不仅仅是人数、范围上的扩大，在人与主体的形势上也发生了质的改变。在小的团体中，个人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但在面对国家时，个体形式存在的人和公民处于完全的“弱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应当在“保障人权”上留有空当，那样无法真正反映出背后的共同体意志。

如同在小的共同体时期一样，在国家缔结之后，需要对这种“国家的保障”进行政治行为上的确认。也就是说，政治上的行为是为了实现国家对于人权的保障功能，也是对于共同体意志的彰显。为了实现这样的功能，在以共同体意志为核心的基础上，出现了多种政治形式。如卢梭认为只有体现全体人民意志的公意才是民主的，也才是合法的。[5]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全体一致同意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政策达成路径。于是边沁便认为应当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6]。他认为，为了得到这一结果，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是可以接受的，只要这种牺牲能提高社会幸福的总量，这个牺牲就是有必要的。

二、西方国家对于共同体意志内核的偏离

毫无疑问，边沁的做法容易产生“多数人的暴政”。使得部分人的权利受到侵害，哈耶克认为群体数量的大小与群体利益的大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且还可能成反比。[7]因为民主本身并不能防止公权力脱离其本身的轨道。如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就是通过计算选票来得出共识，并且被认为是民主的。但是在实际上，直接将选票认为是多数人的意志，是存在着很大的偏误的。在这类投票活动中，投票选举的结果很容易受到策略性投票和议程控制的操纵。对于投票本身来说，投票是模糊的，选票的计算过程是人为控制的。这种不稳定性与模糊性，使得选举的过程容易受到政党或者精英的控制，出现多数原则被少数控制所取代这一现象。同时，不同的计票方式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赖克甚至认为，投票是没有意义的。其认为选举结果是人为产物[8]。唐斯认为，一旦新政府被选出来，大多数选民将宁愿政府在每一个问题上都遵照少数人的而非多数人的意见，因为他们与其他多数人共同拥有的观点相比，人们总是更强烈地维护自己的少数人共有的观点。[9]同时，还存在理性人的假设，如果收益比收集信息的成本低，或者投票对于被投票的主体并没有影响，则理性的选民都会选择政治冷漠或者在信息收集方面保持理性的无知。[10]这样的后果可能是比什么都不做更加糟糕的。[11]因此并不能反映共同意志，甚至往往形成了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背离。其根源在于，近代的民主往往是精英主导下的民主，因此哪怕方式上非常的合理，程序上，形式上都带有着相当大的合理性，但是其结果是受到精英的操纵的。而且从具体的选举制度来看，选民投票所产生的只是代表或者新的政府，选民往往并不会直接参与到具体的政策过程中。也就是说，在选举结束之后，选举出的代表的决策，更加难以去反映出多数人的意志。包括在协商民主中，哈贝马斯看到了协商在政策制定中影响力的有限性，认为协商仅仅限于公共领域中，但是公共领域只是围绕政治中心的外围，它可以影响决策但是无法进入到实质性的决策过程中，也无力推翻中心主导的局面。[12]

这些例子都表明，在西方国家中单单靠民主是不能够实现对于公民的权利的实现的，西方国家不断地追求民主，却产生了对于共同体意志反映的偏差。基于这种偏差，西方国家又产生了限制权力的使用做法，希望让权力正确的满足公民对于保护自身权利的需求。[13]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利益，但是也是基于在特定国家的基本权利与公民知情下的共识的长期博弈而形成的并不是可以对于别的国家的方式方法照搬照抄的。[14]西方国家的法律与制度的建立时间有先有后就证明了这一过程是博弈产生的。[15]

西方国家不考虑掌权者的自我约束情况，通常采用分权制衡与人民制约的方法，希望继续国家的发展这一博弈过程。理论上，分权是一种控制权力的重要方法。权力的集中会使得个人的自由遭到扼杀，在分权的社会中才能有自由的空间。[16]分权可以使得权力不会集中在单个个人手中，西方国家的民主可能性源于此。[17]同时权力自身还有扩大其规模的倾向。[18]人民制约则是通过人民有效地掌握一部分权力，或者人民可以对于权力施加影响来间接控制。体现在私人领域中，人民会采取使用法律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权利。在公共领域中，公民会主动行使自己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监督权等权利对公权力加以影响。但是这些仅仅是基于历史的一种结论性的理论构建，并不能用来完全指导未来的国家走向，这里西方国家已经彻底偏离了共同体意志的本质。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对于共同体意志的反映优势

如今，全世界的人的命运已经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这联系看起来却和远古时期的共同体不同。很难去找到一个唯一的逻辑一致的社会选择规则，可以将个人理性转化为集体理性。[19]西方的民主是基于“人是政治动物”以及“人是理性动物”[20]的理论，前者是说明人参与政治生活是为了通过政治生活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后者是假设公民形成的集团亦可以理性的前提。但是假设毕竟只是假设，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人的政治生活相对于人有意识的集体生活以来的时间仍然是太短了，四万年来，人的基因本质上都没有任何的改变[21]，其动物性的部分必然对人本身有所影响，如亚当·斯密的对于经济人的理性假设[22]已经在很多情况中受到质疑，如奥尔森认为在大集团与小集团中会出现不同的利益决策产生不同的后果。[23]我们要认清的是，人类还在不断地认识发展的过程中。对于这种文明的事实是必须要考虑的。[24]

在当前社会，在国家与自然人中，都存在着强烈的不确定感，在不同群体之间生活方式差异化，利益诉求多元化，彼此之间的差距甚至看起来是绝不可能调和的。分化与多元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社会现象，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一现实，对于在这其中出现的新的声音、异议加以包容。并且要通过整合与同化，达成新的共识，而不是将其排除在外。可见的是，当前各个国家均在通过强化利益共同体来整合各方利益，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在强调美国的国家利益，强调美国全体国民的福祉。因此通过对于共同意志的再认识，承认目前的社会多元化，认识到需要对于共同意志进行再认识，接纳、包容各种公民，是现在的西方宪政首先要优化的地方。

值得分析的是，当前的历史进程只是人类物种进化中的一个短暂的瞬间，自然人的身上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动物性，就个体而言，归属感是人类所共有的、也是最基本的情感，正是因为这种归属感，自然人才能寻找同类，在群体中获得自我肯定和内在的生物驱动力量。而面对当前社会上多元化的问题，现代国家并不能像古代社会中一样，采用暴力或战争的手段进行整合，现代国家应当通过制造环境优势与社会人文优势等国家软实力，以先进的国家价值观、优厚的社会福利制度、良好的自然环境等方面具有的比较优势来增强对人们的吸引力，通过除了暴力战争以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要明白的是，人类的文明史在人类物种的历史长河中是相当短暂的，人类的动物性趋向于优美、良好、健康的自然环境。建立环境优势与公民的共同意志是息息相关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生理需求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它是最强烈的不可避免的最底层需要，也是推动人们行动的强大动力。当一个人为生理需要所控制时，其他一切需要均退居次要地位。人是非理性的动物，在文化等方面有强烈的趋同性。叔本华、克罗齐都强调艺术对人共同意志的激发与关联[25-26]。对于社会人文上的舒适感是广泛存在于人群中的，足矣反映出其在共同意志中的重要性，而对于社会人文优势的建设往往是现代国家所忽视的一方面，这一点则是后发国家弥补其其他方面劣势的“加速道”。同时，叔本华认为，人的情感中存在着利己心、恶毒心、同情心作为人行为的推动力，只有同情心具有道德价值，人与人之间通过同情心可以建立起共同的意志[27]，因此社会福利优势是必须建立且存在着不能简单用国家的福利支出的多少来衡量的优势。更多的体现在公民对于福利的“周到”和“感动”，承认这种来自社会与国家的“善举”。

而对于当前的中国，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具有反映共同体意志方面的优势的。西方国家当前的社会模式，是在历史的长期进程中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的国情上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种族、社会张力，都与西方国家有着巨大的差异。如上文所述，西方国家的民主，是为了反映公民的共同意志。而中国共产党，本身就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意志，中国这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公民是最契合的。同时当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方位的，在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充分而全面的发展。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28]我们应当认清我们社会的本质是建立在中国民族的共同体意志上的，当前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模式就是最适合中国发展的，应当坚定不移的跟党走，共同建设美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