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距离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2019-01-15 05:14徐雪玉燕晓娟
时代金融 2018年36期
关键词:外商距离制度

徐雪玉 燕晓娟

(1.泉州信息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2.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国际产业重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科技进步等为我国提供更多的外商投资合作机遇。近年来,我国的实际利用FDI金额逐年缓慢递增,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1~6月数据看,东盟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26.7亿美元,同比下降18.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27.6亿美元,同比下降17.6%;欧盟28国也同比下降11.2%。这种负增长态势引起了企业界和学术界专家们的关注和重视,那么现象背后是正常的波动还是长久撤出的信号?为吸引更多的FDI,防止大幅下降,我国应该主动积极探索影响外商投资机理,综合考虑影响FDI流入的因素是当下势在必行的首要任务之一。

二、文献综述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逐渐开始研究人文地理、经济技术等多维距离对国际投资的重要影响作用。基于两国之间的空间、经济、文化和制度距离等多维距离视角,李文宇,刘洪铎(2016)[1]展开了研究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关系;邸玉娜和由林青(2018)[2]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和政治距离是中国是否对其进行投资的多维距离影响因素;吉生保和李书慧等人(2018)[3]从地理、经济、文化和制度层面全面考察了多维距离对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故本文度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将多维距离细分为四个维度来衡量,分别为:文化距离、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制度距离。

(一)关于文化距离与FDI的研究现状

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成本因素、市场因素、集聚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而关于人文地理距离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的研究成果极少。Kogut和Singh(1988)[4]首次证实了文化距离对在华外资企业进入模式选择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苏柏成(2012)[5]研究发现各国对不同知识需要同时又造成知识流动壁垒的文化距离对FDI的影响是正相关的。然而,Gomez(1997)[6]认为文化差异较大的国际扩张将降低跨国企业的绩效。周凌霄(2006)[7]研究表明文化差异越小,投资风险相对越小,这样就越容易吸引FDI。裴春梅(2016)[8]以越南为例,研究发现文化距离对国际经济合作影响有着负面影响。外商企业对文化差异地有效转化并非因人的努力和人的意志而发生,所以文化距离的影响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故本文提出假设1:文化距离与我国FDI呈正相关关系。

(二)关于地理距离与FDI的研究现状

在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动中,地理距离长期被认为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也有学者认为语言与文化上的相似性、地理上的就近性以及历史文化的联系对我国引入FDI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Dunning(1993)[9]发现了地理距离对国际投资有阻碍作用,肖刚(2015)[10]的研究结果表明:地理邻近效应在低水平、中低水平区域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类型的演变影响较明显。但也有部分学者研究得出不一致的结论:许和连和张萌(2012)[11]在研究地理距离和FDI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得到的实证结论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U型关系;由于现代信息、交通及通讯技术的进步,使得地理距离的阻碍作用越来越小。鉴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假设2:地理距离对我国FDI产生负向作用。

(三)关于经济距离与FDI的研究现状

关于经济距离的大部分文献集中在研究经济距离与OFDI两者之间的关系,钟寻(2016)[12]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在OFDI决策时应该将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经济距离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然而,关于经济距离与FDI的影响研究甚少,Alzaid和马宇(2016)[13]曾检验了投资国对东道主国家FDI流量与其本国特征属性的关系,发现经济距离越大,FDI流量也就越大。姚战琪(2017)[14]也证实了经济距离阻碍了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故本文也提出假设3:经济距离与我国FDI呈正相关关系。

(四)关于制度距离与FDI的研究现状

制度距离对FDI的影响机制研究日趋成熟,制度因素作为区位优势的一部分,通过影响外商的区位选择进而影响FDI存量数和流量数。已有研究制度距离与国际投资之间关系的结论存在“制度距离悖论”。Gugler(2012)[15]认为完善的母国制度环境能够有利于保障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实现。邵青云 (2016)[16]的实证结果显示金融制度与FDI引进数量呈负相关关系。与上述研究结论相反,也有部分学者实证发现制度距离对FDI存在正向的影响。刘海平等人(2014)[17]提到在现实背景下中国需要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来吸引优质FDI流入。魏玮和张万里(2018)[18]实证研究发现:制度环境优化对全国各区域FDI质量均产生正向影响,但存在显著性差异。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4:制度距离与我国FDI呈正相关关系。

(五)综述小结

上述文献综述可知:关于多维距离对OFDI的影响研究比较鲜见,但关于多维距离对FDI影响的研究更是空白。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多维距离对OFDI和FDI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其影响越来越大。目前,同时结合多维距离的文献相对比较少,且多维距离对FDI的影响结论不一致,一种观点是存在“外来者优势”,另一种观点则是“外来者劣势”。鉴于此,本文将文化、地理、经济和制度距离同时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我国FDI的发展状况,验证它们对FDI的影响程度。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样本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编制的数据库。由于个别国家在某些年份相应数据存在缺失值,故为了保持数据的连续性,本文最终保留了41个国家在2005年至2016年对中国直接投资,样本总量共有481个。变量数据来源详见表3-1。

表3-1 变量数据来源

(二)实证方法选用

在面板模型进行回归验证前,本文先同时结合ADF-Fisher单位根检验法和Fisher-PP单位根检验法对各面板序列的平稳性进行面板协整单位根检验;其次,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借鉴衣长军(2018)[19]的做法,采用方差膨胀因子法(VIF)对已建模型分别进行了面板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检验;最后,由于因变量部分存在零值且“过度分散”,本文采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BIC)对泊松分布模型、零膨胀模型和零膨胀负二项(ZINB)模型的拟合结果进行判定,结果发现ZINB模型的极大似然对数值、AIC和BIC值最小,对本文的样本数据拟合分析效果最佳,故选用ZINB模型。

(三)实证结果分析

在面板模型进行回归验证前,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概率值均小于10%而拒绝原假设,表明各面板序列具有很好的稳定性,通过数据稳健性检验。方差膨胀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最大VIF值均比临界值10小,说明各变量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在本文的模型拟合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ZINB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详见表3-2。

表3-2 ZINB回归结果

1.对解释变量的检验。从模型1和模型5可以看出文化距离(CD)在1%高显著水平下正向促进了FDI,即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大,越有利于中国吸引该国的投资。这一实证结论与Morosini,Shane和Singh等人的结论相符,国家文化差异确实能够为外商企业带来不同的技能和惯例,其中创新能力和企业家精神是不容易被竞争企业效仿,从而有利于吸引FDI,故本文假设1得到验证。从地理距离来看,模型2和模型5的回归结果表明:地理距离(LnGD)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在1%高显著水平下为负相关,即与我国的地理距离越大,越会阻碍外商对我国展开对外直接投资,本文的假设2得到验证。由于地理距离存在“冰山成本”效应,两国之间的远近距离、经济成本和经营风险等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地理距离越大,则“冰山成本”效应越大,管理、控制、交易等显性成本以及风险越大,对投资的阻碍就越大。投资国在展开OFDI空间布局上会更倾向选择与母国位置距离更邻近的国家。从经济距离来看,模型3和模型5的回归结果表明:两国的经济距离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是负相关的,说明投资国一般更倾向于对与自己经济实力差不多的国家进行对外直投资,假设3未得到验证。由模型4和模型5的回归结果可知:在1%高显著水平下,制度距离(In_DIS)对中国利用FDI存在负作用,即制度距离会阻碍FDI的流入,故假设4得到有力验证。随着两国之间的制度距离越大,跨国公司的制度逃离和制度套利动机也随之增强,东道国较完善的制度环境驱动跨国公司逃离母国对其投资,另外,较低的制度质量存在政策漏洞,容易使腐败行贿行为增加,是 FDI的“攫取之手”[20]。

2.对控制变量的解释。由所有模型回归结果可知,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5%以下水平显著为正,说明这些因素对FDI产生正向作用。投资国更倾向于选择与之有高层次伙伴关系的东道国展开国际投资。投资国的劳动力成本与FDI显著正相关,说明总体来说,投资国的工资水平越高,为了获得较低的劳动力就会对我国进行更多的投资,反之便越少,这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拥有区域社会文化网络之便的华人在报经济利益驱动下对大陆投资兴办企业,为当地企业起了示范作用,从而促进投资国在华展开FDI活动。投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5%显著水平下成正相关,即投资国国内市场规模越大、经济越好,越能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国的市场规模越好,表明外商的经济实力越强,故对我国的投资量也就越多,这与邓宁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中投资国自己的区位因素会对FDI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的观点一致。

四、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文化距离对吸引外资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而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制度距离对吸引外资存在负向影响。因此,针对我国如何吸引更多外资,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对策建议:一是积极推进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建设进程,继续加大与海外国家(地区)的文化、制度交流,努力降低与海外国家(地区)的隔阂,营造良好的国际投资环境。二是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培养和吸引更多具有较强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国际化和专业化人才,更好地服务那些文化距离较大的投资国或地区的在华投资。三是加快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为了吸引更多的远距离优质FDI,我国应该加强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来降低两国之间的投资交易成本。四是注重制度差异,充分利用投资国跨国公司为了规避母国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所存在的劣势,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资产获取与利用市场制度机会的“跳板”,同时,逐步致力于吸引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地区)在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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