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同礼致王重民四通书信浅疏*

顾晓光

2019年是国家图书馆建馆110 周年。在国家图书馆历史上出现了众多出色的管理者和业界专家，袁同礼和王重民即为其中代表。

袁同礼(1895-1965)，字守和，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自1929年任主持馆务的副馆长至1948年离馆赴美，主政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长达20年。其贡献已多有论述，再多赞誉亦不为过。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曾用名王鉴，192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28年入职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1934-1939年，受袁同礼委派，王重民作为交换馆员至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1939-1947年又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在袁同礼1948年底离开国立北平图书馆后，王重民被袁氏指派为代理馆长。

两位先辈亦师亦友，没有袁同礼的提携，王重民难有此后的成就；没有王重民多年海外孜孜不倦地辑录散佚中文典籍，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及学界研究便失色不少。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藏有部分王重民资料，其中包括四通之前从未示人的袁同礼致王重民的信件。这些书信对于两位先生的研究较有价值，特整理并进行释读，也请方家指正。个别字迹难辨，以○替代。

1 第一通：1927年9月23日，袁同礼致信王重民

重民吾兄：

兹奉上致严馆长信一件，赴津时可携交之，《老子通》购到者系明本(缺第一本，共四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北京图书馆所缺者系第二十五叶，以前者如能照样影钞，其钞写费当由北京图书馆奉上也。

此致

时安

袁同礼顿首

九.二十三

(一)此信未具年份，约写于1927年，这是目前发现的两人最早的通信。因“北京图书馆”之名在袁同礼任职时代仅存在于1927年1月16日开馆(1926年3月1日正式成立)[1]至1928年7月更名(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北京改名为北平，易名为北平图书馆，几个月后改为北平北海图书馆)[2]。

(二)彼时王重民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就读(1923年9月-1929年6月)。袁同礼在校任兼课教师，对青年王重民厚爱有加，并邀请他为当时的北海图书馆编制《国学论文索引》。李剑雄评论说，这“对他一生治学道路，有着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3]。1940年1月2日，通过王重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期间致袁同礼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袁氏对学生时代贫苦的王重民之帮助：“生犹忆在师大肄业时，曾以《史记版本和参考书》(刊载于1926年12月出版的《图书馆学季刊》第1 卷第4 期)一文呈阅，蒙赐二十元，以作鼓励，从此以后，生始专力于学问，得有今日，十余年来，此恩未忘。”①王重民并未辱没众多老师的赏识，不仅于1927年7月出版专著《老子考》，而且毕业成绩位列14 位国文系毕业生第一名，80.8 分②。

(三)此信应是王重民在《老子考》发表后所写，因书中所辑版本并未提到《老子通》。此信显示袁同礼介绍王重民前去天津查阅一本有关老子的古籍，并且产生的费用由馆方负责。彼时王重民亦入学术之门，不仅著书立说，也同时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兼职做事，以补贴学费。1927年，他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里发现被全毁的图书九种的提要，辑录并编成了《四库抽毁书提要稿》[4]。

《老子考》是王重民最早的一部专著，也是受袁同礼所授目录学课程所影响之作[5]。袁氏为之写序，序中对王重民多鼓励之语：“王君重民从余治目录学，近辑《老子考》一书，其书其志均足继朱谢二氏之后。虽资力方有限，未能著录无遗，然其博访穷搜之功，于治斯学者贡献多矣。故乐而为之序。”[5]

(四)严馆长，可能是严台荪(孙)馆长，时任直隶省立第一图书馆馆长(1918年9月-1933年8月)[6]。此馆是今天津图书馆之前身，于1908年6月9日开馆，馆名直隶图书馆，为中国长江以北最早的近代公共图书馆。成立之初，严台荪堂兄“南开校父”严范孙便捐赠了大量藏书[7]。

曾与王重民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的谢国桢在《江浙访书记》中对严台荪有过记录：“当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曾到天津河北公园直隶省立图书馆去阅读书籍，认识了馆长严台荪先生。台荪是天津南开学校的创始者严修字范孙的堂弟，是一位长于目录之学、潜修自学的学者，他借给我看馆藏管庭芬手写自编的《花近楼丛书》《销夏录旧》等书，钞得谨慎精美，所收辑的都是有关史料和文艺价值的书籍，读起来真是爱不忍释，现藏于天津图书馆。”[8]

直隶图书馆建馆之初便藏有近20 万卷(册)图书。1921年4月顾颉刚曾到此查阅《楝亭全集》(曹雪芹祖父曹寅的文集)，便手书老师胡适。正在研究《红楼梦》的胡适便赶往天津，并拜访了严范孙[9]。

2 第二通：1934年11月12日，袁同礼致信王重民

有三吾弟：

在罗马时奉到三日来书，详悉种种，内中述及留学计划，尤佩卓见。惟却意法文极不易学，亟应用全副精神先在最短期内将其学好，能懂能说能写缺一不可。至关于东方学书目极不易作，必须先懂拉丁文及德、俄、意、西班牙诸文，因天主教士之书札及报告多用此种文字为之。李小缘君编此书目已有十年，尚未完成，明年拟设法使之至国外考察，顺便完成轻而易举，吾人不必作重复工作也。兹有一事在法时可编成之，即将1934 及1935 法国出版之东方学书籍及论文编一简目，愈完备愈好。可先查此二年之通报及Journal ○东方美术杂志、里昂大学杂志等。（安南远东学院二刊，之学报介绍）并请他同学随见随告，（且常至书店访求），将来可在国内发表以后，再作1933 及1932 者，为此逐年进行，轻而易举且可多得经验也。

今晚于埃及余谈 续告 顺行

拜安

同礼顿首

十一月十二

（外二片请分转林君及于君）

(一)此信未具年份，应为1934年，因根据内容推测应在1934-1935年间，而1935年袁氏并未在意大利，且1934年11月10日从意大利乘船回国[10]，故撰写时间为1934年11月12日于埃及。

(二)1934年，袁同礼大部分时间都在欧美各国参访和开会，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潘梅的博士论文《袁同礼与中国图书馆事业》有较为详细的记录，不再赘言。他的海外访问收获颇丰，京津学术界知其归国后，争先约请演讲。他特别看到了中美两国图书馆发展的差距，认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与美国相比先后相差百年”[11]。经过半年多的奔波，他体重竟减少20 磅[12]，足可见袁同礼之辛劳。

(三)彼时，王重民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不到两个月时间。通过给伯希和的信得知，王重民于1934年9月28日抵达巴黎，暂时居住在13 rue des écoles (巴黎第五区学校街)[13]。王重民在法国工作至1939年8月“二战”爆发前，而后至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工作。对于初在异国生活和工作的王重民来说，一切也许并不容易，但他不忘袁同礼的期望，在法期间成绩卓然，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蒙曦(Nathalie Monnet)有一篇专文较为详细地记述了王重民巴黎的工作情况[14]。

(四)正信的旁边有行小字：外二片请分转林君及于君。林君应为林藜光。在1936年王重民给刘修业的信中，他几次提到了林藜光。林藜光(1902-1945)，佛学家，精通梵语。曾于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的举荐下，在爱沙尼亚汉学家、梵语专家钢和泰手下工作四年。后于1933年底来到巴黎，潜心进行佛学研究。胡适在1949年7月25日给陈受颐的信中曾言：“吾国学者之中，治梵文与佛典最精最有成绩者莫如林藜光先生。”于君应为于道泉。于道泉(1901-1992)，藏学家、语言学家。于氏同为袁同礼推荐至国立北平图书馆任职。1934年5月，他留学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在给伯希和的信中，王重民提到了于道泉，“晋谒时，偕王海镜，于道泉，王静如三先生同往”。

3 第三通：1935年4月13日，袁同礼致信王重民

汪长炳已由教部委为在西班牙举行图书馆大会代表，兹有论文一篇，请转交，可先寄一信至伦敦中国使馆，转并告其在巴黎之住址，如汪君不到伦敦，或可先至巴黎。如见不着，即将此稿径寄西班牙中国使馆（Madrid）留交，为○该会五月二十开会也。

此上 有三吾兄

袁同礼顿首

四、十三

(一)此信未具年份，应为1935年。从第四通1935年5月2日袁同礼致王重民的信可以推测出。

(二)袁同礼提到图书馆大会为现在的国际图联(IFLA)大会前身，当时名为“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brarianship and Bibliography”。1935年第二届大会和第八届工作组会议联合举行，会期很长，从5月19日在马德里开幕，然后转到塞维利亚，再回到马德里，最后于5月30日在巴塞罗那闭幕。共有来自26 个国家的550 多名代表参加此次会议，并有150 多篇大会宣读论文。在会议上，大会主席还宣读了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电报，邀请国际图联将来到中国和印度举办会议。除了日本参会代表外，其他国家的代表都表示不现实，因为很难解决参会的经费。但美国代表CarlMilam 则评论说，国际图联不要老聚焦于欧洲，也应在将来放眼国际[15]。

(三)汪长炳(1904-1988)，1926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后任职于国立北平图书馆。1932年袁同礼派汪长炳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交换馆员，形式也是半工半读，兼管该校中文图书[16]。193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后任南京图书馆馆长一职[17]。他参加此次大会虽是以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身份，但彼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因袁同礼安排汪长炳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这段经历在1934年5月22日袁同礼致裘开明的一封信[18]和一则新闻“汪长炳，文焕，参加国际会议后，又返美就国会图书馆职务”[19]可知。

4 第四通：1935年5月2日，袁同礼致信王重民

有三仁弟为晤连接，来书欣悉。旅居巴黎，一切顺适，至以为慰。上月离平共三星期，返后又忙，久未作复。伯希和在沪晤面数次，不日来平。(交换昭陵碑○与之一谈)交换及延长事当可决定。杜女士极愿延长一年，(惟法方愿来华者总大有人在)法使馆总为之帮忙，想法庚款方面无问题。本馆有二条件(一)执事在法总延长一年(二)杜女士在华多留一年，本馆不负任何经济上之责任，但如同时要求，执事在法总受九千元之待遇，或较现在之四千元为多，均不易实现，盖法方增加预算较难而我庚款法国之部份由法使馆可完全作主也。（国立图书馆或受外交部之补助），（此外并有中国部分及共同部分）现在只可作退一步想，能在巴黎多延长一年，总比自费为上算也。又法使馆增加之五千元，伯希和认为太多，且旅费总在内。《海外希见录》已登《图书副刊》，以后寄敝处，总可径寄王庸或贺昌群，此可因向君拟秋间赴英影照敦煌卷子，进行顺利极佳，下年度清华仍可出资志以在执事未离巴黎以前，将其重要者完全照完为要，（拟由清华及本校再各认二千元）太平天国文件不论有若干，或东方语言学校有多种也。关于天主教之书，闻徐家汇有全份，故不必照，但作一有系统之目録，则藏有用。兹寄上在罗马所钞一部分，其余然则因○○停止将来可继续完成之。李乐知托照南艾二先生行述，总○早日摄出寄与。

专此 顺颂福安

同礼顿首

五月二日

汪君长炳已赴西班牙，前寄之论文，可寄使馆转交。

(一)此信未具年份，应为1935年。《海外希见录》刊登于《图书副刊》1935年第2 卷第1 期，且信中提到的向君(向达)是1935年秋(10月20日)搭船赴英[20]。

(二)《海外希见录》是王重民受袁同礼教诲所写，袁氏曾对他说：“海外保存吾国史料颇多，善本书之流出者亦不少；君于图书馆稍窥门径，盍记之，可以海外希见录命编也。”[21]在1935年7月23日，王重民又撰写了《海外希见录》(二)，这是根据巴黎国家图书馆藏《康熙三十九年闵明我等奏疏》所写提要而成，文章刊登于1936年2月27日第190 期《图书副刊》。

(三)杜女士为杜乃扬(Roberte Dolléans，1911-1972)。1934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签订互换馆员协定，为期一年，法方派出的馆员即为杜乃扬。信中披露了原本一年的互换为何延长。杜乃扬非常喜欢在北平的生活，通过蒙曦的文章[14]可以看出，伯希和两次帮助她延长在华的工作时间，使得她1938年才离开。现法国写本部存有王重民在伦敦写给杜乃扬的四封信，对他在法国的工作情况作了说明。杜乃扬也对王重民的工作赞赏有加，1955年杜乃扬在总结王重民巴黎工作时说他“鉴定了所有的敦煌中文写本”[14]。她愿意延长在华时间与其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愉快的工作很有关系。法国写本部的一份卷宗里藏有她的记录：“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袁同礼就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建立了只有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图书馆才具有的先进服务。”[14]

(四)袁同礼提到的太平天国和天主教文件也是王重民在欧洲的重要成就。1936年，王重民发表《太平天国官书补编》。为了寻求明清间天主教士华文著述，他于1936年10月2日来到梵蒂冈图书馆查阅明清间来华天主教士的华文著作，一直至15日上午，阅毕馆中所藏全部华文书籍，并且于次日还去了意大利国立图书馆，因袁同礼曾对他说：“欲稍致力于此，罗马不可不游也。”在《罗马访书记》[22]中，王重民有较为详细的旅行记录。

王重民，字有三。不知何时“有三”被解读为王重民有“三宝”，即“敦煌遗书，太平天国史料和明清间天主教士华文著述”。根据先生之前的同事对笔者说，他对这个解读也颇认同。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有三”的原意并非如此，因这“三宝”均是1934年以后在欧洲工作和访学所得，而笔者目前所收集的信件中，1929年即有人称其为“有三”。李剑雄认为“有三”取义于国家三宝(土地、人民、社稷)[3]。根据本文第一通1927年9月23日袁同礼致王重民的信可以推测，“有三”可能是在1928年左右才有的字。这种大胆的假设只能等以后小心的求证了。

注释

①国家图书馆馆藏手稿。

②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馆藏成绩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