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渔业发展状况及中泰渔业合作潜力探讨

宿 鑫，蔡晓丹，马卓君，林明辉，张丹丹，颜 曦，魏泰莉

(1.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广州510380；2.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141)

随着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日趋深化，构建“一带一路”战略格局，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互利共赢、多元平衡的对外开放合作政策大势所趋。渔业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重要的战略合作领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快的形势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渔业合作，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泰国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中南半岛，拥有2 600多公里的绵长海岸线，其中泰国湾海岸线约1 660海里，安达曼海约955海里[1]。境内拥有湄公河、湄南河和蒙河等66条河流，总长15000多公里，水域面积约占国内土地总面积的10%。本文根据中泰渔业发展趋势及发展需求，分析了泰国渔业产业现状与渔业科技水平，探究中泰两国渔业合作潜力，旨在为我国与泰国开展渔业科技合作战略合作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1 泰国渔业发展状况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泰国渔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渔业产量总体上呈现增长的趋势(图1)。渔业产量从1950年的18.4万吨增长到2015年的259.0万吨，2004年渔业产量达到最高水平409.9万吨。然而，近年来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衰退、水产养殖环境的恶化和海洋专属经济区制度的日趋完善[2]，泰国渔业产量自2004年以来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根据FAO统计数据显示[3]，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泰国渔业仍然以海洋捕捞业为主，但随着全球渔业经济的发展和渔业科技的进步，泰国渔业产业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图2)，1950年的渔业产量中海洋捕捞产量所占比例高达87%，水产养殖产量仅占13%；到2015年，海洋捕捞产量和水产养殖产量所占比例分别为65%和35%。由此可见，泰国渔业的产业格局由1950年最早的以海洋捕捞业为主逐渐转变为近年来水产养殖与捕捞并驾齐驱、同步增长的产业格局。

图1 泰国渔业总产量变化趋势图(数据来源于FAO统计数据)Fig.1 Trends of total fisheries production in Thailand from 1950 to 2015.(Data source：FAO 2016)

图2 泰国渔业产业格局变化(FAO统计数据)Fig.2 The changes of fisheries industrial pattern in Thailand(Data source：FAO 2016)

1.1 海洋捕捞业的发展状况及趋势

海洋捕捞业在泰国渔业发展历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其他国家一样，泰国海洋渔业的发展经历了繁荣期和衰退期(图3)。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拖网、围网等先进捕捞技术的引入，以及海洋专属经济区外新渔场的开辟[4]，泰国海洋捕捞业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捕捞产量也从1960年的19.9万吨增长到2014年的204.1万吨。近年来，受过度捕捞和海洋渔业资源衰退的影响，泰国海洋捕捞业持续走低，产量从2005年的281.4万吨下降到2015年的169.3万吨。泰国约有850种海洋鱼类，常见且经济价值较高的种类主要有红鳍笛鲷、双棘石斑鱼、鱿鱼、青干金枪鱼和六齿金线鱼等[5-6]。

图3 海洋捕捞产量和水产养殖产量的变化(FAO统计数据)Fig.3 The trends of marine capture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production in Thailand from 1950 to 2015(Data source：FAO 2016)

1.2 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状况及趋势

泰国水产养殖业历史悠久[7]，在过去的30年间，随着全球渔业商业化进程的发展，泰国水产养殖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养殖产量由1985年的13.6万吨增长到2015年的89.7万吨，其中2009年养殖产量曾达到141.7万吨的最高产量(图3)，养殖模式也逐渐转向精细化养殖和半精细化养殖[8]。近年来，受大规模精细化高密度养殖带来的环境污染的影响，泰国水产养殖产量自2009年之后开始出现波动性下降的趋势。

根据养殖环境不同，目前泰国水产养殖方式包括淡水养殖、半咸水养殖和海水养殖，受自然因素影响，3种养殖方式的产量在不同年份间波动较大(图4)。淡水养殖种类主要包括尼罗罗非鱼、蟾胡鲶和银高体鲃等，半咸水养殖种类以南美白对虾和斑节对虾等虾类为主，而海水养殖对象则以贝类为主，包括翡翠贻贝、牡蛎和血蚶。

图4 2000—2014年间不同养殖方式的产量变化[9]Fig.4 Trends of aquaculture production of Thailand from 2000 to 2014 by quantity(Data resource：SEAFDEC，2017)

1.3 泰国渔业管理

1.3.1 国内管理及研究机构

泰国渔业厅(Department of Fisheries，DOF)隶属于泰国农业和合作社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operatives，MOAC)，是负责管理和发展本国渔业与水产养殖的主要政府机构，由中央管理机构和地方管理机构两个部分组成[10]。渔业厅内分别负责水产养殖管理和发展的机构包括3个局(内陆渔业研究和发展局、浅海渔业研究和发展局以及渔业发展和技术转让局)、3个处(水生动物遗传学研究和发展处、渔业技术发展处以及鱼品检查和质量管理处)、31个内陆渔业研究和发展中心、15个浅海渔业研究和发展中心以及75个府渔业办公室。此外，泰国国内共有16所大学可授予水产养殖相关硕士和博士学位，提供水产养殖课程教育及专业培训。

1.3.2 渔业管理体制

泰国的《渔业法案》规定泰国渔业局(DOF)是负责管理和发展本国渔业和水产养殖的主要政府机构，具有开展本国渔业资源研究调查、渔业产品质量分析、水生环境监测和水产养殖研究等方面的权利和职责。其国内水产养殖国际化程度较高，水产品生产引入了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检验项目[12]，重点强调水产品质量安全。此外，泰国确立了对虾养殖的《优质对虾生产行为守则》(CoC)及《良好水产养殖操作行为守则》(GAP)[8] [13]，用于规范和完善其国内对虾养殖生产标准，保证对虾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和高标准的对虾产品。

1.4 泰国渔业科技发展概况

泰国渔业科技水平较高，在海洋渔业资源与环境、水产养殖模式、水产养殖饲料营养及遗传育种、水生动物病害防控和水产品加工处理等多个领域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国内渔业资源的衰退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关于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水产养殖对气候及资源环境的影响成为泰国渔业研究的热点之一[14]，因此泰国政府也将气候和环境变化对水产养殖的影响研究纳入水产养殖业发展规划中[15]。在水产养殖技术领域，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水生动物遗传育种[16-17]及病害防控等领域[18-19]，其中以虾类养殖技术最为成熟完善。泰国开展虾类研究已有20年历史[20-22]，研究内容包括生物技术培育虾品种、饲料和添加剂开发、病害控制及检测工具研发、养殖废水处理和基因组检测等。

2 中泰渔业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2.1 中泰渔业合作机遇

泰国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和重要节点，是连通“一带”和“一路”的重要交汇点，在我国与东盟合作中有着重要的战略支点作用。泰国拥有优越的渔业自然条件，近年来渔业经济蓬勃发展，与中国渔业发展存在显著的资源-技术互补性，具有开展全方位渔业经贸合作的广阔空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合作机制的不断健全，中泰双方渔业合作越来越紧密，中泰渔业合作面临着广泛的合作机遇。

2.1.1 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了广泛的合作机制

中国农业部于2002年与东盟共同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2002—2006年)》，并于2006年续签了该备忘录，把水产养殖业和海洋捕捞业列为中国与东盟农业中长期合作的重点领域。中泰两国建交超过40年，双方在经贸、人文和文化教育等领域建立了密切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目前中国是泰国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也是其国内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泰铁路建设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等将进一步提升泰国在一带一路经济战略布局中的战略地位。

2.1.2 中泰双方签署了相关的渔业科技合作协议

在中国东盟渔业合作背景下，中国相关大学、研究所等机构与泰国渔业研究机构签署了多个渔业科技合作协议，为中泰双方的渔业科技合作奠定了基础。例如2011年上海海洋大学与泰国亚洲理工学院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开展了海洋水产领域的合作交流；2012年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与泰国亚洲理工学院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旨在加强双方有关教育、科研方面的合作；2013年中国海洋大学与泰国农业大学签署了院际合作备忘录，双方在培养学生、学术交流和项目合作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同年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与泰国金海源国际渔业有限公司签署了石斑鱼繁育养殖协议，在泰国开展石斑鱼网箱养殖繁育技术开发；2017年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与泰国农业大学签定《关于生态安全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在开展专家互访交流、学生培养及中泰渔业科技合作等方面达成初步共识。

2.2 中泰渔业合作面临的挑战

2.2.1 双方渔业科技合作机制和平台不健全

虽然近年来中泰两国渔业合作取得了良好的发展，但目前双方尚未建立稳定完善的渔业科技合作机制，例如建立联合实验室和渔业大数据共享平台等。目前国内科研院所及单位与泰国科研机构共同承担的科研合作项目数量较少，在一些关键领域研究还不够深入，如生态养殖模式开发、水产种质资源改良、水产养殖病害防控、水生生物疫苗、渔业资源调查与保护等。同时，我国与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SEAFDEC)、亚太水产养殖中心网(NACA)、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办事处(FAO-RAP)等国际机构的渔业项目合作不紧密。

2.2.2 渔业科技合作层次有待提升

尽管中国与泰国的渔业科技合作已经揭开了帷幕，科技合作项目开始逐步实质性推动，但从合作层次来看，仍需进一步提高。现阶段科技合作还局限在较低阶段，主要体现在大规模科技成果转化较少，科技合作交流还停留在以学术性交流为主的阶段。从目前与泰国渔业科技交流现状来看，“走出去”战略才刚刚开始，这表现在大多数论坛和博览会都在“自己家”开展，组织者与大多数参会者均以中方为主，而真正吸引泰国科研机构或人员关注和参与的并不多。虽然中方参与的境外科技产业园开始筹划或实施，但中国企业在泰国设立研发中心、利用外方智力资源开展科技创新的典型案例不多见，距离真正“走出去”还有差距。

2.2.3 专业人才储备不足

中泰双方在渔业人才培养方面还不完善，支持力度也不够，急需加大在高层次人才和科研人员互访交流方面的力度。目前由于经费限制，吸引泰国渔业科研人员参加在国内举办的渔业科技研讨会、技术交流的力度也需要进一步增强。同时也缺乏既懂当地语言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这成为制约双方渔业科技合作发展问题之一。

3 中泰渔业合作对策建议

3.1 加强组织领导

在推动和深化中国与泰国渔业合作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应起到主导作用，强化渔业合作的顶层设计，建立完善机制，在渔业科技合作中给予多方面的引导和支持。利用政府财政、税收、协调等手段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和产业技术进步，提高“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服务水平。根据国家政策和战略咨询需求，研究制定合作政策、措施建议，编制合作计划，为中国东盟渔业科技合作战略实施提供服务。对科研机构、大学、企业的科技合作进行宏观指导，推进与东盟国家的渔业科技合作。积极推进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国际渔业研究中心-东盟分中心” 的设立，建立在中央和科研机构、大学、企业联络方面起到承上启下的沟通协调单位，有力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在职能发挥方面的协调作用，同时根据国家政策和战略咨询需求，研究制定合作政策、措施建议，编制合作计划，为国家东盟战略实施提供“智库”服务。

3.2 加强合作平台(基地)建设

构建渔业科技合作平台(基地)。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通过创新合作形式，发展“项目-人才-平台-基地”相结合的国际科技合作模式，建立联合研发中心、技术转移中心、培训基地、示范基地等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中国-泰国渔业科技合作平台。

构建中国-泰国渔业科技信息服务平台。集结现有各种渔业数据库，构建中国-泰国渔业科技信息服务网络，发布重大渔业新闻、科技信息、市场信息、科技成果展示，开设水产育苗育种、养殖、疾病防治等技术连载专栏，打造一个实用、专业、高效的渔业科技信息平台。

3.3 构建人才支撑体系

构建完善人才支撑体系，探索建立与泰国长效的人员交流机制，通过中泰渔业科技合作平台，引进一批顶尖的海外专家和优秀团队来我国开展学术交流合作、技术培训等。同时，鼓励和支持更多科技人员“走出去”，积极参与泰国组织举办的渔业科技会议、重大科技交流等创新活动，为扩大和深化渔业合作打造良好的创新生态。通过举办境内外各类管理、技术培训班、学历教育满足泰国渔业官员、渔业技术人员和渔民对于健康养殖、负责任渔业知识和实践技术的需求，解决其国内渔业政策、管理水平不足和高层次渔业人才培养体系不足的问题，缓解渔业教育培训网络平台及知识分享网络缺乏的现状，提升渔业管理人员、科技人员的从业水平，加强我国与东盟各国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交流与研讨，促进我国优势科技转移和示范。

3.4 推进我国渔业科技技术转移

利用我国在渔业科技领域的技术优势及先进经验，结合科技合作的内容和泰国的政策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技术转移，重点加强渔业高新技术(产品)的转移。利用合作项目、示范基地建设等形式将我国具有优势和特色的养殖装备、水产良种、水产品加工设备、配合饲料、渔药渔具等技术和产品转移到泰国，应用推广，通过示范带动作用提升当地渔业科技水平。逐步推进我国知识产权的对外转移，将我国的水产养殖场规划技术、水产养殖技术、水产品精深加工技术等知识产权转让，带动其渔业产业的成长和发展。

3.5 构建和实施一批面向泰国渔业的科技项目

结合中国和泰国渔业实际需求，集聚国内外创新资源，紧密围绕我国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水产健康养殖、海洋捕捞、渔业装备、水产品加工与综合利用、水产品贸易与流通等特色优势领域，构建和实施一批面向泰国的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项目，开展联合攻关，增强我国渔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科技竞争力，在推动中泰两国科技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