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传统与《白鹿原》的历史意识

唐 嘉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在中国，西方小说发展史中作为源头之一并至今闪耀着璀璨光芒的神话和传说，因为儒家“不语怪、力、乱、神”思想的影响，只能接受历史化改造，多以书面形式保存和传播；而中国的历史著作一直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并始终对中国叙事文学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中国小说深受史传影响，史传为中国小说起源之一，这已是学界基本共识。《白鹿原》的取材和陈忠实的审美趣味都体现了陈忠实对中国小说史传传统的自觉继承，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时一直持有追求历史真实的史传精神，这些赋予了《白鹿原》强烈的历史意识，奠定了《白鹿原》史诗性的基调。

1 史传传统与小说取材

中国现当代小说具有由古至今一直延续着的“史传传统”。陈平原在《“史传”“诗骚”传统与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从“新小说”到“现代小说”》中写到，“不过我仍选择作为历史散文总称的‘史传’……，原因是影响中国小说形式发展的决不只是某一具体的史书文体或诗歌体裁，而是作为整体的历史编篡形式与抒情诗传统”[1]。陈平原所提出的“史传传统”并非指某一部具体史书对中国小说形式的影响，而是整个中国历史著作对中国小说的整体影响。这种影响最主要的方面表现在史传成为小说创作的题材来源，如《三国演义》《三国志》《封神榜》与“周兴商灭”的历史记载、《水浒传》与北宋徽宗宣和年间的梁山泊起义、《西游记》与玄奘取经等。此外，历史著作还从写作目的、叙事结构、人物塑造、审美趣味上对中国小说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现当代小说与史传传统的传承关系引起众多学者的注意，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石昌渝的《中国小说源流论》、董乃斌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毕文君的《史传传统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等论著中都论述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传传统”的形成与变化。

清末中国文坛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小说成为与散文、诗歌、戏剧同样重要的文学体裁。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地位的变化是源自世界小说发展对中国小说的影响，还是源自中国小说自身发展规律，一直是学界争议的问题。认为中国小说发展遵循着自身规律的学者，往往用那些自晚清以来体现史传传统的小说作为例证，如《孽海花》《子夜》《家》《四世同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红旗谱》《艳阳天》等。这些小说取材都源自历史生活，高度重视小说历史真实性是中国现代小说传承中国史传传统的有力证明。

《白鹿原》作为20世纪80年代备受瞩目的长篇小说，从作者创作目的、小说取材、审美倾向等方面都体现了“史传传统”的特点。陈忠实在写作之初就决定将白鹿原世界建构在清末到1949年前中国陕西关中乡村历史里。他通过将20世纪前半叶白鹿原的乡村历史与中国现代历史的结合，将白鹿两家三代人的生命经历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连，生动刻画了风雨中国大地上地主、长工、医生、老师、学生、战士、官员、土匪、厨师、皮匠等众多人物形象，表现了那个历史时期白鹿原上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白鹿原》对厚重且多维的历史内容的重视与强调，奠定了《白鹿原》的史诗性品格。

2 “崇史”的审美倾向

绝大多数中国作家和读者在同样的文化传统里生长起来，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这使得他们不自觉地拥有相似的审美倾向。“金圣叹赞‘《水浒》胜似《史记》’，毛宗岗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张竹坡则直呼‘《金瓶梅》是一部《史记》’”[1]，中国小说接受史上，许多著名点评家在评价作品时，常常有意或者无意地将《史记》作为衡量小说文学价值的标尺，体现了突出的“崇史”特点。“古代文人品评小说也都宗法史传，‘胜似《史记》’、‘直与《史记》仿佛’是对小说最高的评价”[2]16。这些点评家对历史性作品的偏爱引导了整个中国古代小说阅读接受上对历史性作品的器重。读者审美趣味上对史传特色作品的崇拜式喜爱，推动了小说创作对史传传统的继承和写作手法的借用。

20世纪80年代，复苏的文坛涌现出多种文学思潮，不同的文学理论影响着作家们的创作。陈忠实创作《白鹿原》之前的80年代中期，“在文学‘潮流’上，有所谓文学‘寻根’的提出，和由此产生的‘寻根文学’。另外则是‘现代派’文学的出现”[3]201。陈忠实小说中大量使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但在国外各种文学思潮中，最打动和惊醒他的是阿莱霍·卡彭铁尔所说的一句话——“在现代派的旗帜下容不得我”[4]685。这句话使陈忠实对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充满了信心，“卡彭铁尔的宣言让我明白一点，现代派文学不可能适合所有作家”[4]685。陈忠实回到了他熟悉的1949年以前的渭河流域关中大地的乡村历史中，去真正了解他所生活的那片土地的过去。

《白鹿原》开篇在第一章之前列出法国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4]2。这句话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史”审美趣味不谋而合。在渭河流域土生土长的陈忠实借巴尔扎克的名言表现出其史传传统下“崇史”的审美倾向。陈忠实很崇拜作家柳青，喜爱柳青创作的《创业史》。他曾说：“我崇拜且敬重的前辈作家柳青，他在离我不过几十华里远的终南山下体验生活，连同写作《创业史》历时 14年，成为至今依然着的一种榜样。”[5]柳青的《创业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被誉为是“史诗性”的鸿篇巨制，“柳青明确地为自己的创作确立了‘史诗’意识。他把农村的变革提到了民族的高度，他意识到他是面对一场历史的巨变，而他是史诗的记录者”[3]91。柳青的《创业史》深深影响着陈忠实，陈忠实期望自己可以写出比肩《创业史》的作品。当《白鹿原》出类拔萃的史诗性气质遇上“中国读者以读史的眼光读小说的癖习”[1]，注定《白鹿原》自诞生开始便能够俘获读者，在中国当代浩如烟海的长篇小说中脱颖而出。

3 贯穿始终的史传精神

探寻历史的渴望使得陈忠实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旋在我的心里，且不说太远，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4]683。陈忠实将记录历史事实、追寻历史真相的史传精神融于他的小说创作之中，赋予了自己将20世纪前半叶中国乡村历史的传承和变迁记录下来，写出还原历史真实的史诗性小说的责任。他要求自己必须对陕西关中1949年以前的历史有一个贴近历史真实的认识。“我得进入1949年以前已经作为历史的家乡，我要了解那个时代乡村生活的形态和秩序。”[4]684陈忠实通过对地方志的细细查阅和深入乡村对民间人物的亲自访问让自己真正地进入历史现场，这种资料收集与准备的过程与司马迁写作《史记》的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我首先走进蓝田，当我打开蓝田县志第一卷的目录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打开了一个县的《史记》，又是一方县域的百科全书。”[4]685他笔下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朱先生”“白嘉轩”“田小娥”“鹿兆鹏”“百灵”等都不是靠天马行空想象得来，而是他翻阅大量县区历史年鉴和进行乡村田野调查后，从历史中挖掘出来的人物。忠于历史的史传精神使陈忠实写出了独属于陕西渭河流域、独属于中国大地的史诗作品。

陈忠实力求历史真实的同时又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历史记录者，他内心激荡着将渭河流域人们最本质的生活历史、民族历史呈现出来的自我期望。“他们遗落在这块土地上的，难道只有鉴古价值的那些陶人陶马陶瓶陶罐，而传承给这儿男人女人精神和心理上的是什么？”[5]他把《白鹿原》的创作看作是对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男人女人精神和心理历史更加贴切和深刻的记录与呈现，陈忠实追求的是比史传更接近历史本质的写作目标。“我不是研究村庄史和地域史，我很清醒而且关注，要尽可能准确地把准那个时代的人的脉象，以及他们的心理机构形态；在不同的心理结构形态中，透视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多重架构”[5]，拥有这种历史意识的陈忠实清醒地认识到小说和历史的区别，创作史诗作品并非是在作品中如史学家般对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长篇累牍地照实记录，而是能够运用自身的创作能力，在把握大的历史事实基础上对人物形象、社会环境与历史生活进行合乎逻辑的虚构想象与文学表达，将人们所经历的真实生活进行比历史记载更真实的呈现，把已经过去了的社会现实进行比史书更为靠近本真的现场还原。陈忠实的史传精神在《白鹿原》中还体现在他隐藏于文字背后的写作立场，他注重多层面、多维度地对历史中不同心理结构的人进行历史再现。“原有的结构遭遇新的理念新的价值观冲击的时候，不同心理结构的人会发生怎样的裂变？”[5]陈忠实让读者能够触摸到那个历史境遇中各种各样的人跳动的脉搏与丰富的内心，展现出真正存在过的、可感知的历史中的人们各具特色的思想精神、心理情感。对于主流意识和政治立场的疏离，对事件和人物冷静克制的叙述态度，客观近似实录的创作姿态，采用多角度对历史真实进行从事件到人心的深层而丰富的把握，都体现出他对中国小说史传精神和传统的继承[6]。

《白鹿原》面向历史取材、陈忠实“崇史”的审美倾向以及贯穿《白鹿原》创作始终的史传精神，体现了陈忠实创作《白鹿原》时所具有的根源于中国史传传统之中的历史意识。“与现实主义美学思想相关联的历史意识是小说家对人、社会、历史的本质的认识”[2]，这种历史意识促使陈忠实在写作过程中追求符合“真实”的历史想象与文学表达。陈忠实在《白鹿原》中传承与发展中国小说史传传统，对20世纪前半叶陕西关中乃至整个中国乡村的人、社会、历史的本质的认识与再现达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使《白鹿原》实现了文学虚构性与历史真实性的高度融合，让《白鹿原》成为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受到广泛认可的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