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与不变：裁驿归邮与安徽邮驿的近代变革

易山明

(安徽大学 历史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清末“裁邮归邮”是一个前现代国家在面临强敌环伺、外敌入侵的威胁中所不得不被迫做出的以适应客观形势的改变，晚清时期西方势力侵入中国，新的通信、交通工具也随之裹挟而至，在传统中国已存在千年的驿传机构面对如此“洪水猛兽”显得毫无招架之力，给清朝驿传体系带来近乎毁灭的冲击，原来引以为傲的天朝驿传系统如今已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变”与“不变”，是革命性的彻底终结还是改良性的小修小补，是新旧势力的新陈代谢之争还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走马观花的应景之举，都是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需要解决的一道道难题。在晚清邮驿史中，对于“裁驿归邮”这一历史事件以及围绕“邮传部”设立前后所呈现出来的各种问题是学界近年来所关注的重要议题，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苏全有的博士论文《清末邮传部研究》[1]对邮传部的发展历程有着相当详实的考述，并以邮传部为视点，切入中央制度史的研究领域，一反近年史学研究层面下移的普遍趋势[2]，个中意义不言而喻。清末“裁驿归邮”并非一蹴而就，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围绕邮政的管理权问题陆军部与邮传部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双方之间利益与力量的博弈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注]① 刘文鹏：《清代驿传体系的近代转型》，《清史研究》2003第4期；吴昱：《从“置邮传命”到“裕国便民”——晚清邮驿与邮政制度转型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吴昱：《方案与实践:清末中央管邮机构的设立与制度冲突》，《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第1期；苏全有，黄莎：《交通部与民初的邮权统一政策述评》，《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第3期。。尽管学界对邮驿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邮驿史研究工作依然任重道远，有些领域迫切需要被关注，甚至有所改变：其一，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对邮驿史的研究多以时间为经，以叙述为主，缺乏对邮驿史进行多维度、系统性的综合性考述。其二，在区域性邮驿史研究领域中，成果较为分散，零星分布于东北、广东、山东、湖南、新疆等部分区域和省份，在清代邮驿史的研究成果中涉及安徽地区的相对缺乏。

一、邮传部成立与裁驿归邮

任何事物都会经历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驿传也一样，在存在了千年之后即将面临裁撤的命运，而其消亡的原因也多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刘文鹏在《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一书中，将清代驿传衰落的原因归结为“清代驿传系统的发展，毕竟是中国古代驿传史的最后一个阶段，随着中国国家和社会近代化步伐的加快，传统驿传系统的发展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原来那种衰落—重建—再重建的循环过程中去。在西方近代化的通讯、通信方式传入中国后，传统驿传系统固有的发展模式被打破，驿传系统的功能最终被近代化的交通、电报、邮政所取代”。[3]一言以蔽之，清代驿传消亡的两个原因：(1)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可调和之矛盾；(2)新式通信、交通的传入加速了传统驿传的消亡。

关于清末驿弊，《清史稿》将其总结为四句话：“越数诛求，横索滋扰，蠹国病民，势所必至。”[4]主要表现在违反驿规、驿务松驰、恣意苛索、祸国扰民。清人汪价在《驿递议》一文中，以“三病、二困、一弊”(“三病”，即病国、病官、病民；“二困”，即困驿、困民；“一弊”，即用“折干”也就是索贿的手段，达到苛索的目的)之说，具体剖析了驿传弊端症结之所在。[5]“国家岁耗银三百余万两，夫所以不惜巨资而设此驿站者，原以奏牍公文，俱归递送，欲使之从速而不至失误也。”[注]② (清)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七十五《邮传十六》，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原本用于置邮传命的驿站，清末俨然已成为祸国扰民、官员利薮之地，加之西方先进通信、交通工具的传入对传统驿传造成的极大冲击，两者对比，使得清廷中有识之士已意识到改变现有通信方式的必要性，清朝驿传已到了穷则生变的地步，“裁驿归邮”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以王韬、郑观应、胡燏芬、冯桂芬、陈炽、夏昌明等人为主要代表的开明派，积极倡导学习西方各国邮政、电报之法，他们纷纷撰文详陈西方邮政、电报之利与中国传统驿传之弊，认为传统驿传虽在中国古代作为官方通信机构，在传递信息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在面对近代西方先进通信、交通工具传入之后毫无招架之力，处于明显弱势。从优胜劣汰的角度出发，“裁驿归邮”是中国古代传统驿传的必然归宿。

对于中西方通信机构、工具、效率等方面的差异，郑观应在其《驿站》一文中作了详细对比。

“泰西诸国但有邮政，而无驿站。中国则各省皆设驿站、铺递，自古迄今未尝或废。……西人尝谓中国度支有出入两大款可省而不知省，当取而不知取。可省者即各省每年开支驿站经费几耗天下钱粮十分之一，当取者即设立邮政局，征收其税。”[6]676-677

驿站作为中国古代政府之间相互传递信息的主要工具，是政府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用途只限于官用，而不能民用，故只“便于国而不便于民，利于公而不利于私”，如此便带来了极大的隐患，政府每年需要为此支付高昂费用，以维护驿传系统的正常运行。然而西方邮政在此方面却有着明显的优势，政府投入一定的资金将邮局建立起来后，收发邮件方面，既可官用，亦可民用，不但省去了每年大笔驿费支出，还可以带来可观的收入，于国于民皆有利。当然，对于广泛设置邮政，郑观应认为不能一蹴而就，应当将裁撤驿站与设置邮政同步进行，不可操之过急。“今设邮政，当开创之初势不能全行裁撤，况乎各省遍设邮局，必费用巨而事难举行。……窃以为邮政既行，驿务自废，无足虑也。”[6]677-678鉴于传统驿传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新式通信、交通工具的出现，赞成“裁驿归邮”的人在舆论宣传上也已经为此做了诸多准备，并为清政府在裁驿之后如何安排庞大的差夫群体也提出了对策，解除清政府的后顾之忧，于是裁驿的步伐开始加快。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邮传部成立，专司轮船、铁路、电线、邮政事，至此清朝中央政府机构中有了专门职掌邮政事务的部门，由盛宣怀担任邮传部大臣，并设邮政司专管其事。邮传部成立后便开始着手推动裁撤驿站事宜，然驿站原本归陆军部管辖，政府间公文也多依靠驿站递送，如果将驿站全部裁撤，则公文的传递就成为很大问题，尽管很多交通发达的地方已开通铁路、电报，然而交通闭塞之地仍需依靠驿站传递官方信息。邮传部奏请裁撤驿站，但是管辖权却属于陆军部，而一旦将驿站裁撤，取代其功能的邮政却不属于陆军部管辖，这就使得邮传部与陆军部之间围绕邮政事务的归属权问题展开了一场论战。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初二日，邮传部在《本部奏分年筹办邮政缮单呈览折并单》一折中，对“裁驿归邮”给出了建议：

“邮政一项为无形交通之大端，于宪政精神关系尤钜，东西各国近数十年于此项政务锐意讲求竭力推广，一国大小多至数万处所，暨以宣达上下之情，消除隔阂之弊，且于汇兑储蓄等事罔不周备，国家、人民交受其益。我国邮政开办之初，权由税务司兼理，十数年来规模粗具，查宪政编查馆奏定行政纲目，规定臣部邮政司掌全国邮政，注明邮政局现在由税务司办理，亟应改归臣部。”[注]③ 《本部奏分年筹办邮政缮单呈览折并单》，《交通官报》1910年第24期。

在此奏折之后还附有“分年筹办邮政清单”，对自宣统二年至宣统八年的邮务都作了规划，如“宣统二年，筹办接管邮政事宜(调查从前及现在办理情形并经费等项，又各国邮政办法章程筹备一切经费并各色邮票)；与税务处协商交接邮政事宜；编订邮律及一切规则(采各国通行之邮律先行编订奏明办理)；设邮电班于交通传习所；派学生赴奥学习邮政；筹划邮政经常及推广所需经费；筹备归并驿站办法。”[注]《本部奏分年筹办邮政缮单呈览折并单》，《交通官报》1910年第24期。显然，在“宣统二年”这一年的邮政事宜规划中，“筹备归并驿站办法”一条可以说明邮传部此时已经为裁撤驿站做准备。然而，宣统二年之后的邮政政策尚未来得及执行，清帝便宣告退位。

在邮传部奏请朝廷裁撤驿站后，陆军部也于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三十日向清廷上奏了《陆军部奏核议邮传部奏裁驿站扩充邮政折》，在此奏折中，陆军部认为裁撤驿站进而全面推行邮政的时机尚未成熟，其主要原因为：(1)战时交通事权应当归属军界，这是全世界的通行做法，清朝也应如此；(2)本国交通尚不发达，新式交通、通信工具如铁路、电报等尚未得到广泛应用，驿站不可统一裁撤。(3)驿站的归属权本属陆军部，而取代驿站的邮政却划归邮传部，因此驿站、邮政的管辖权尚不明晰。对此，朝廷给予的回复是“依议”。[注]《陆军部奏核议邮传部奏裁驿站扩充邮政折》，《奉天劝业报》1910年第4期。可见，在邮传部和陆军部之间围绕着驿站、邮政的管辖权问题有了争议，而清廷此时批准驿站的管辖权依然归属陆军部，对此邮传部并不甘心，断续向清廷上奏以获取驿站、邮政的管辖权。

在这一场围绕邮政事务管理权问题的争论中，彼时舆论认为邮驿的管辖权应当归属邮传部，此为大势所趋，符合世界通例，陆军部对此权的争夺纯属一己之私，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现实考量，“然则陆军部之断断然，必欲留之者，特以该部书吏津贴之所自出及遇陆军将领升迁调补之事，可以藉驿站上下其手耳”[注]《论陆部阻挠裁驿》，《新闻报》1909年第0002版。，这一评述可谓字字珠玑，切中肯綮，陆军部之所以不愿轻易放弃对邮驿的管辖权，横竖离不开一个“利”字。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裁驿归邮”才最终尘埃落定，邮政的管辖权归属邮传部，在《邮传部奏接收驿站事宜并拟随时变通办理折》一折中提出应当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驿站的裁撤，不可操之过急。“惟是甫经接办，头绪纷繁，似非详慎酌核恐不足以资完善，兹拟自接收后暂行仍照旧章办理，其有应行改革之处，随时计划量为变通，以收循序渐进统一事权之效。”[注]《邮传部奏接收驿站事宜并拟随时变通办理折》，《北洋官报》1911年第2887期。终于，(宣统三年)五月一日，邮政遂由邮传部实行接收，设总局于部内，任邮传部侍郎李经方为局长，洋员帛黎为总办。是为邮传部接管邮政之始。[7]

二、清末安徽邮驿的近代变革

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大清邮政”成立后，裁驿归邮的呼声便开始不断高涨，宣统三年(1911年)邮传部邮政总局成立，主管全国邮政事务。然而，在清末全国新式通信、交通尚未完全建立覆盖全国的情况下，裁驿归邮注定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完成。在全国掀起裁驿归邮的浪潮中，各地方政府也开始了自己的新式通信、交通工具的建设，安徽省在这一浪潮的推动下，采取了将驿站分等、逐步裁撤的办法，受到朝廷的赞赏，也迈开了本省建设近代邮政、电报的步伐。

(一)清末安徽裁驿历程与人员安置

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统计，全国共有驿站1861处，其中安徽置驿81处，驿马1514匹，驿船41只，驿夫2067名(其中，马夫967名，差夫808名，水舵手172名，水夫头120名)，“额设驿站银十万四千四百七十四两一钱三分，额征马田租稻一万五千四百四石三斗五升一合七勺，麦二十二石五斗三升一合七勺，豆九石五斗分升七。”[注](清)吴坤修等修，何绍基、杨沂孙等纂：《(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一百九《武备志》。平均每处驿站经费1290两。如此庞大的驿夫群体和数量甚巨的驿费使得裁驿之路面临诸多阻碍，另外一个不得不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即为驿站裁撤后驿夫的安置问题，冯桂芬在《裁驿站议》一文中对于该问题表达了些许隐忧，“驿站之设由来已久，合天下计之，恃此衣食者数十万人，今一旦裁之，惧激而生变。”[注](清)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七十五《邮传十六》，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驿站之裁撤关乎数十万人的生计问题，遽一裁撤，恐生变数，故裁驿归邮的步伐相当谨慎，只能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式进行。

在制定裁撤计划之时，陆军部已开始着手调查全国驿站基本情况，为裁驿归邮的可行性事先做好预估和准备。由于各省驿站大小繁简各有不同，在裁撤的方法和时间上也应当区别对待、因站而异。安徽省在此番裁驿过程之中的表现可谓可圈可点，备受陆军部的肯定和推崇，“去年安徽省查减驿站办法颇善，先分最要、次要两等暂为酌留，其余概以裁去。”可见，安徽省在驿站的裁撤方法上并未实行一刀切的形式，而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驿站分为最要、次要等不同等级，其分类的标准大致如下：“(1)凡通衢大道而火车电线所未通者为最要；(2)火车电线已通之处，各局车站可达之地为次要；(3)既非大道，惟邮政尚未设立，或与火车相距太远者，为裁减暂留之地。”[注]《陆军部饬查军务驿站》，《新闻报》1910年第0005版。等级的划分明晰了裁驿事务的轻重缓急，加快了裁驿步伐，这也在客观上照顾到了那些交通不便且尚未通铁路、电报的地区，允其暂缓裁撤驿站，安抚了部分因驿站裁撤导致信息传递不便产生抵触情绪的县份。对于裁驿之后的驿夫安置问题，“数十年间，驿站与邮局的关系，是此消彼长……邮局一步步接管了驿站的人员和设施，迅速实现了全国性邮政网络的低成本扩张。”[注]游乃器、王剑智：《大清驿站为邮政起源说》，“香港2004邮票博览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邮局对驿站的接管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段，实现了人员和设施的平稳过渡，从而避免了“裁驿归邮”之后重蹈晚明覆辙，引起差夫暴动，较好地解决了驿夫安置问题。

(二)清末安徽邮政业的发展

尽管安徽建省时间相对较晚，然而其开办近代邮政的时间却并不晚，安徽近代邮政建设的开始时间可以追溯到光绪二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增设芜湖为通商口岸，并设立芜湖海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廷批准推广海关试办邮政，正式开办国家邮政(大清邮政)。在(民国)《芜湖县志》中对这一历程有相关记载：“光绪二十二年，总理衙门奏定，于通商口岸试办邮政局，由总税务司责成各新关税务司兼办，芜湖亦于是年设立。”[8]106芜湖海关在二街设立邮政总局，在长街徽州会馆和青山街等地设立分支局。这是安徽省创办近代邮政的开端。[9]7

芜湖邮局由芜湖海关试办，并将邮局附设于海关内，由芜湖海关税务司管理“总税务司责成各新关税务司兼办”。芜湖邮局设立之时，总税务司署按海关通行办法以通商口岸为标准，在通商口岸附近划设邮界，全国共划分为35个邮界，每一邮界设邮政总局一所，芜湖为一独立邮界，下辖23个支局(所)。“光绪二十五年在安庆清节堂设邮政支局，属芜湖邮局。”[10]同时，在和悦洲皖岸盐厘署内设立大通邮局，“以盐厘副税务司兼管，大通以上各城镇分局隶之，”[11]852亦隶属于芜湖邮政总局。“邮政代办局，二十七年初，设芜湖。”[注](清)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七十七《邮传十八》，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芜湖邮界首设邮政代办局，翌年，将其推向全国。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初一日，大通改定为独立的副总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安徽省境内设置的邮政局已遍布安庆府、宁国府、庐州府、凤阳府、颍州府、广德州、和州、六安州、徽州府、太平府、池州府共11府、州。详见表1。至此，安徽省内有芜湖、大通两处邮政总局，以及多处邮政分局(所)，其分布呈现沿长江两岸向内地扩展的特点。

表1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安徽省邮政局分布简表

资料来源：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邮电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页。

除了上表中所列各邮局外，“凤阳府、怀远、池河、宿州、灵壁、临淮关；颍州府、蒙城、涡阳、亳县；滁州、泗县、五河等局隶属于南京邮政总局”。[9]8

为了保护邮局官员，加快推进邮政事业的发展，清政府召令各邮政总局官员将执事人员名单转报各地方政府，“光绪三十年九月，外务部咨行准黑龙江将军咨称，以后派遣邮局执事，应知照地方官，以便识认保护。札行总税务司遵照办理。皖省奉文后，自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二日起至十一月二十五日止，扣合西历三个月为第一届。以后，按届由两总局将设立处所及派遣执事人员衔名开折，送由芜湖关道具文按期转报。”[11]852详见表2。

表2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第十一届芜关申报清折列表

资料来源：(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852-853页。

基于表1、表2对比可以发现，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两年之间，芜湖总局和大通总局设置的邮政局数量分别由22处、20处上升至36处、27处，从这一数字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清末安徽省邮政事业发展之迅速，并且在表1中所列邮局分布地多集中于县治，而表2所列邮局不但分布于县治，且重要城镇也已设立邮局，使得邮政分布点呈现出由交通便利的县治向附近重要城镇不断扩散的趋势。

安徽邮政发展速度之快令人始料未及，至宣统元年(1909年)，安徽省通邮局所已达200处之多，根据功能的不同可分为八大类：

“总局：芜湖、大通。

分局：安庆府、太平府、庐州府、巢县、运漕。

内地局：徽州府、屯溪、黟县、宁国府、凤阳府、寿州、正阳关、颍州府、亳州、六安州、南陵县、三河、柘皋、怀远县、宿州、临淮关、滁县。

保险及代收贷价包裹局：安庆府、徽州府、庐州府、屯溪、芜湖县、大通、黟县。

火汇局：芜湖县、大通、庐州府、安庆府。

旱汇局：宁国府、太平府、南陵县、运漕、寿州、六安州、屯溪、三河、巢县、柘皋、徽州府、凤阳府、黟县、正阳关、临淮关、怀远县。

快递信件局：安庆府、芜湖县。

汽车通运局：安庆府、大通、巢县、忠庙、和州、刘家渡、庐州府、施口、西梁山、太平府、荻港镇、采石、芜湖县、乌江、雍家镇、运漕、汨县镇、枞阳镇、池州府、青阳县、土桥。”[9]64

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对各邮务所辖区域进行了重新调整和划定，将芜湖、大通改为副邮界，两地邮务区域隶属江苏南京邮政司署管辖。宣统三年(1911年)，邮政脱离海关，由邮传部邮政总局接管全国邮政事务。同年，芜湖、大通两副邮界合称安庆副邮界，芜湖、大通两邮局则为安庆管辖下的邮务分局。“安庆府邮政分局的署邮务总办兼巡查为司格德(洋员)，巡查卦特(洋员)，下辖巡员、供事、差役等华、洋邮务人员389各，总分各局23处，代办所140处。”[9]8

(三)清末安徽电报业的发展

19世纪60年代，为挽救清朝统治寻求“自强”，洋务派开始创办近代工业，并在全国择要地架设电报线路。与清末安徽邮政类似，安徽第一条电报线的出现与首个邮政局的设置差相同时，安徽省内设置的第一条电报线于“光绪九年设局，开办线路，划分三区，上游至大浪冲二百十五里，下游至南庙一百五十里。宁国线，至湾沚六十里。”[8]106这条经过芜湖的电报线即是由左宗棠主持修建的长江沿线电报线(沪—汉电报干线)其中的一部分，其在安徽境内途经采石、芜湖、大通、池州、殷家汇，并在这些地方成立电报局，这条沿江线路成为安徽省内首条电报线。

光绪十年(1884年)，由贵池殷家汇电报支线通达安徽省城安庆，并在安庆黄甲山设立安庆电报分局，归上海电报总局管辖。光绪十六年(1890年)，安庆经练潭至桐城的电报线架设竣工，桐城成立了电报局。“光绪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将电报线由安庆经桐城延至舒城、庐州(治合肥)，于3月设立庐州电报局(商办)，自此，合肥始有现代电信事业。”[12]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架设正阳线，由庐州电报局接修至寿州(今寿县)，电报局址设在寿县城内北过驿巷北首，职员2-3人，为四等电报局，后改为话传电报，直达蚌埠、凤台、正阳关等地。[13]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为便于光绪帝来太湖观看清兵秋操，架设由安庆经潜山至太湖单报线一条，并成立潜山、太湖电报局。[14]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邮传部设电政司，统辖全国电报事务，同时改“官督商办”模式为官办，实行电报国有化，在此期间，共收回省办电线7万余里，局所239处，连同接管电报总局所辖电报，总计线路有12万余里，局所560余处。从此，全国电报基本上都统一归邮传部管辖。[15]同年，安徽省内新架设一条由安庆经潜山至太湖的电报线，并在太湖设有报房。至此，安徽省内长江、淮河两岸均架设有电报线，相较于安徽南部(主要是长江沿岸)，皖北电报线路略显稀疏，特别是颍州、亳州等地仍然没有通电报，终于，宣统元年(1909年)，由正阳关往西北架设电报线至颍州(今阜阳)，断续往正北方向架设电报线至亳州，并在颍州、亳州两地设置报房。宣统二年(1910年)，宣城、六安设电报局。

清朝时期徽州府由于地理环境阻隔造成交通不便，与外界联系相对困难，到了清朝末期电报线路的架设使得这一局面有所改善。宣统二年(1910年)以前，安徽省内电报线路的架设主要集中于徽州府以北各府、州、县，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徽州府地区才开始接通电报，使整个安徽省电报线路大大南拓。正是在这一年七月十一日，邮传部向清廷上奏《展设安徽芜湖至宁国府及徽州屯溪电线折》一折，请求架设芜湖至宁国府、徽州府的电报线，以促进徽州地区发展。

“奏为展设安徽芜湖至宁国府及徽州屯溪电线，派员勘估兴修，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部推广各省电线，所有安徽省之颍州、亳州、太湖、六安等处业已陆续添设，先后奏陈在案。上年冬间，准安徽巡抚朱家宝咨称宁国府及徽州之屯溪，商务均称繁盛，惟向未设立电报，消息难通，据咨议局呈明推广电线议案，饬据劝业道查明宁国、徽州物产殷富，屯溪尤为商务荟萃之区，请分筹展设，以利交通，至设线经费仍照颍、亳成案，部、省各半摊认等因当经臣部札饬电政局总办候选道周万鹏派员前往，详细勘估。兹据禀称查由芜湖展设至宁国府以达徽州之屯溪，共线路四百八十里，于宁国府设一支店，屯溪暂设报房。”[16]

这一奏折中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1)关于架设安徽芜湖至宁国府、徽州府屯溪电线的线路问题，并说明了在以上几地架设电报线的必要性，其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因素，以上几地“商务均称繁盛”，架设电报线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2)架设电线所需经费来源问题，由邮传部和安徽省各半摊派。(3)电线架设所经之地，需安徽省派员协助保护。奏折上奏不久之后便得到批准施行，宣统三年(1911年)，宁国、广德、祁门、屯溪、深渡、婺源(今属江西)设立电报局。自光绪九年(1883年)，安徽采石、芜湖、大通、池州、殷家汇几地架设省内首条电报线起，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徽州地区设立电报局止，安徽省内设立电报局的地点如下。详见表3。

表3 光绪九年(1883年)—宣统三年(1911年)安徽各地电报局一览表

资料来源：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邮电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页。

从表3可以发现，自光绪九年(1883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短短28年间，安徽省内电报事业发展十分迅速，其架设路线也从长江沿岸向南北方向扩展，设立电报局的地点也在与日俱增，对传统驿传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冲击。为了进一步提高电报功效，促进电报事业的更好发展，清末，根据各个电报局业务繁简，将其分为四等：分局、子局、支店和报房，其中分局业务最为繁忙，关系也最为紧要，安庆、芜湖两地作为清时安徽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均设电报分局，至宣统三年(1911年)，安徽省内已设电报分局2处，子局3处，支店5处，报房5处，这一发展进程不可谓不迅速。

结 语

“变”与“不变”既是个人面对事事变幻时的处世原则，亦是国家面临时局嬗变时的政治抉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哲理为世人所遵循，但是真正施行起来又会陷入知易行难的窘境。清季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徜徉浸润于欧风美雨的时代浪潮之中，“闲庭信步笑看花开花落”，还是力挽狂澜拯救清廷危局，成为每个有识之士所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在这一新旧势力的角力中，“改革”的主张层出迭起，“变局迫来，逼使认识深化；认识的深化又推动改革越出旧界。”[17]但是，既得利益者又怎会俯首听命、束手就擒。清朝末年，有关于“裁驿归邮”后的邮政管理权问题，陆军部与邮传部之间引发论战，这一论战不啻为新旧势力的利益与力量的博弈，在这一场较量中代表革新力量的邮传部最终获胜，取得了裁驿归邮后的邮政管理权。在全国掀起“裁驿归邮”运动的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在为引进新的通信、交通工具而谋篇布局，然而，这一切的实现又以驿站的顺利裁撤为前提，安徽省以分等逐步裁撤的方式解决了这一棘手的难题。由于芜湖被增设为通商口岸，并设立芜湖海关的缘故，安徽成为近代新式通信、交通工具传入较早的地区，其较好地适应了这一变化，适时开展邮政、电报业务，这就使得安徽在整个晚清各省份之中较好地实现近代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