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时期基督教中学的教育危机与应对

凌富亚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1937年11月1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上海同胞书》，宣布撤出上海，随后侵华日军占领上海华界。由于政治原因，上海法租界和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得以幸存，日军对其进行包围封锁，使之与外界隔绝，从而开启了两租界长达四年的孤岛时期。

淞沪会战期间，日军对上海市区狂轰滥炸，致使昔日繁华的大都会变得满目疮痍，废墟一片。“南市，龙华，新市区满目凄凉，偶尔有一二没有烧毁的地方，也不过是断瓦颓垣，不堪入目。”[1]国难当头，教会中学亦不能幸免，择址于华界的基督教中学“或已变为瓦砾，或已被日军占用，或已改设收容所及难民医院。校具之被移、被焚、被捣毁者不计其数，损失之大，可谓空前”。[2]与华界截然不同的是，占地不足30平方千米的租界基督教中学教育却在战后急速发展，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目前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基督教教育的研究成果颇多，[3]但大多集中于高等教育方面，对基督教中等教育的研究尚欠深入，而“孤岛”这一特殊时期的相关研究则更是无人涉猎。事实上，孤岛时期教会中学所面临的问题比大学更为复杂和棘手，一些民国刊物对此给予了充分关注，本文即以此为研究资料，考察这一时期基督教中学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及其应对之策，并对其历史意义做出评析。

一、畸形繁荣：孤岛基督教中学概况

上海沦陷后，暂存的租界为饱受战火的教会师生提供了最后的避难空间，原设于华界的基督教中学大部分迁入租界。随着战争持续，苏州、杭州、舟山、嘉兴等上海周边地区相继沦陷，其地所设教会中学部分迁往内地，部分则就近迁入租界继续办学。外地基督教中学的迁入，极大地增加了租界学校的总体数量。截止1939年底，各地迁入上海租界的基督教中学已达32所。[4]一时间，租界基督教中学的数量与日俱增，他们与其他迁入租界的普通学校一道，构成了一派畸形繁荣的景象。时人描述道：“海上学店林立，至今可为最盛时期，即以慈淑大楼一隅而言，其中包括大学，中学，小学，补习学校，几达卅余家，而黄家沙等地，更无论矣。”[5]

淞沪会战期间，大批民众涌入租界避难，致使租界人口剧增，据工部局统计，从1937年8月26日到9月6日的12天里，涌入两租界的人口就达54232人。[6]随着战争持续，江浙两省民众相率来沪，到了1938年，仅公共租界的人口就达250万人，是战事爆发前的两倍之多。[7]人口激增，一方面挤压了租界的生活空间，另一方面也为教会中学提供了充足的生源，各校纷纷发布招生广告，吸引学生入学，导致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如表1所示，淞沪会战后的三年间，几乎每所教会中学的学生人数都在短暂的衰减后急速增长，截至1940年底，孤岛基督教中学学生人数达到7946人，[8]可谓生源火爆。

表1 孤岛部分基督教中学学生人数统计(1937—1940)

资料来源：据《教育季刊(上海1925)》所载各校1937—1940年校闻、近况制

二、繁荣背后：孤岛基督教中学的教育危机

孤岛基督教中学教育的“繁荣”仅仅是体现在学校与学生数量方面，对于教育本身而言则暗藏着诸多危机。

(一)校舍紧缺，设备损毁

迁入租界后，为了安置广大师生，基督教中学不得不租借临时校舍，然而随着避难民众的不断涌入，租界屋舍供不应求，各校往往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方能租得校舍。更有甚者，一处校舍常常出现多所学校合用的情形，致使各校只能分时段上课，从而严重影响了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时人朱立民对此有过精彩描述：“战事起后，居民日增，房屋缺乏，觅适当之课室尤难，幸而租得者，则除付租费外(往往须先交数月甚至一年)，尚有‘顶费’，此款付清，始能正式迁入，每间自二百元至七百元不等。当头先敲一下大竹杠，最普遍情形为一地两用，即午前甲校上课，午后乙校上课，更有夜间上课者。”[9]校舍的缺乏已经使租界基督中学教育举步维艰，而教学设备的损毁则更是雪上加霜。战事期间，大多埠外学校的教学设备惨遭破坏，如苏州沦陷后，萃英中学的教学仪器、图书、校具等设施全部被日军抢劫一空，唯有迁入租界后重新购置。[10]教学设备的损毁，严重影响了相应课程的教学，如崇德女中迁入租界后，因图书和教学器具损失极其严重，不得不暂停图书、音乐、体育等课程。[11]同时，部分学校由于生物、物理、化学等理科教学设备的毁坏，导致教学过程中出现“学生兴趣减少，教师授课亦感枯燥鲜效”[12]的窘境。

(二)物价飞涨，经费紧张

与普通公立中学不同，民国基督教中学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差会津贴、基金利息和学生学费三个方面，其中能够享有差会津贴和基金利息的中学数量极少。据时任中华基督教会理事的葛德基统计，1937年全国269所基督教中学中，能够享有差会津贴的中学只有64所，其比例尚不足学校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具有基金的中学则更是凤毛麟角，仅有34所，且每年利息收入十分有限，最高者不过一万元，多数学校为五百至三千元不等，[13]相比学校所需经费而言，可谓杯水车薪。因此，对于大部分基督教中学而言，其办学经费来源主要是依靠学费收入。在抗战爆发之前，多数学校尚能够依靠学费维持日常运转。抗战爆发后，时局动乱，物价飞涨，正常的学费收入逐渐难以满足学校办学所需。尤其是在沦为“孤岛”的上海租界，由于日军的封锁，运沪物资受阻，投机者囤积居奇，加之大量难民涌入，致使物价一路高涨。以生活必需的大米和煤为例，淞沪会战前上海米价约为11元每石，煤价约为16元每吨，上海沦陷后，“食米涨至每石四十元外，煤每吨百元以上，其他日用品无一不涨。”除日用品外，纸张、杂志、图书等文教用品的价格也持续上涨，并一度出现“高价劣质”的现象。如《科学》杂志“向用报纸印，三年前改用副号道林纸，自(1939)本月一期起复用报纸印，每册售价三角增为四角矣。”[14]文教用品价格上涨，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租界教会中学的经费负担，各校“学费之收入独不足以应付物价飞涨下之经常支出……校长及中国教会人员时被派往美国宣道，以便筹款，其中困难，局外人鲜有知者”。[9]可见经费缺乏对租界教会中学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三)教师素质不济

淞沪会战后，虽然租界教会中学的学生数量急剧增加，但并没有出现师资短缺的问题。如表3所示，1939年租界教会中学学生总数为7231人，教员为586人，师生比例为1∶12.3，这样的比例即便是在当今社会也完全符合标准。而清心中学、惠中女中、怀恩中学等学校的师生比例则更是达到1∶11，1：7，1∶6(参见表2)，可见即便在战争状态下，各校师资依然十分“雄厚”，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在“雄厚”师资的外表下隐藏的是教师水平欠缺以及师德丧失的真相。教会中学的教师大多聘自基督大学，由于大学与中学在课程设置方面的差异，加之缺乏岗前训练，许多教师入职后便陷入了研教脱节的窘境。“在大学里研究社会学科，到中学里不会教史地，数理科毕业的来教自然，在旁人看来，有些‘杀鸡焉用牛刀’，可是本人当之颇有难色。”除此之外，由于长期生活在战争的阴霾之下，物价飞涨，人心涣散，部分教师的个人修养也日渐低下，遇“同科教员参观或学校行政人员前来视导视为有意挑剔，出外参观或进修认为游览机会……为了享乐主义炙热，不惜破坏教师职业上应守之道德。”[15]

表2 1939年秋季上海租界基督教中学师生人数统计表

(据二十八年度全国基督教中学各项调查报告(上海之部)制)

(四)学生体质虚弱，纪律涣散

与大学相比，中学时期正是青少年体格发育、成长的关键时刻，然而由于战争、经济以及医疗条件等方面的影响，教会中学的许多学生都存在体质虚弱的问题。1939年初，上海青年会中学对391名在校学生进行体格检查，结果显示：“患沙眼者二十六人，心脏病者十九人，扁桃腺炎者五人，肺病及肺虚弱者四人，心跳病者二人，腮腺炎者一人，又一人则兼患肺病心脏病三四种之多。”[16]患病比率高达学生总数的15%，足见中学生体质问题的严重性。除此之外，大多数学校在迁入租界前，均经历了短暂的停课整顿，致使学生学业荒废，终日无所事事。进入租界复课后，面对全新的生活环境，学生之中“荒惑败乱，如醉如痴，優游于影院舞榭以及其他娱乐之场所者，不一而足”[17]。与此同时，连年的战争也对学生的心理造成了极大创伤，许多学生“或以失望而趋於颓废，或因刺激而偏於激烈，故纪律方面，渐见废弛”[16]。由此可见，战时租界教会中学的学生在身心两个方面皆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而这些也是相关学校无法回避的危机。

(五)政治压迫，举步维艰

上海沦陷之初，日本侵略者便扶持组建了上海市大道政府，在其辖区内积极开展媚日奴化教育。但是由于租界的特殊政治地位，加之各校坚持民族气节，坚决抵制伪政府的各项教育条令，因而并没有受到过多影响，能够安然从事各项教育工作。然而好景不长，1938年维新政府成立后，为了贯彻“中日亲善”的卖国政策，开始积极向租界教育系统渗透，通过收买投机分子、暗杀爱国教育家等一系列手段对租界教会学校步步紧逼。1938年4月7日，著名基督徒、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因坚持抗日立场，拒绝出任伪政府教育部长而被日伪特务暗杀致死，此事在孤岛教育界引起了极大轰动，教会学校的师生在哀悼刘氏的同时，也时刻面临着生命威胁。由于史料所限，我们难以窥尽日伪政权对基督教中学的政治压迫，但从刘湛恩的遭遇来看，政治压迫绝非沪江大学一家之虞，而是孤岛教会学校普遍遭遇的危机。1940年伪政府成立后，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提出“收回租界教育权”，进一步向租界教育系统渗透。在此情形下，许多教会中学的校长“虽不愿跟着汪逆精卫那条末路走，但他们却不敢作公开的反对”。[18]可见残酷的政治高压下，租界教会中学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三、应对之策：孤岛基督中学的自救活动

在长达四年的孤岛时期，基督教中学虽面临种种危机，但为了支持租界教育事业的发展，为避难国人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各校师生齐心协力地开展了一系列自救活动。

(一)联合办学，积极购置教学设备

首先，针对校舍与设备紧缺的问题，部分学校选择了联合办学的方式来应对困境。例如1938年2月，为了解决避难学生增多而校舍紧缺的问题，经华东基督教教育协会执行委员会赞助，由杭州道弘女中、嘉兴秀州中学、湖州民德中学等教会中学联合成立了“华东区基督教联合中学”，以江西路451号大厦为集体校舍，统一进行各项教育工作。[18]值得注意的是，所谓“联合中学”并不仅仅是为了应付校舍紧缺的权宜之计，而是在战争状态下维持各校正常教学活动的明智之举。联校成立后，在行政方面，以“校长团为最高行政机关，由参加各学校之校长或指定代表人组织之”[19]。在教学方面，实行师资与设备共享、学生集体授课的教育模式，从而有效解决了诸校各自为政、分时段上课的尴尬局面，提高了教学效率。

其次，相比联校而言，独立办学的中学则是通过积极租借或购置的方式来解决校舍和设备的问题。例如苏州桃坞中学迁沪后，租得南京路慈淑大楼为临时校舍，一切教学设备，除“黑板在沪购置外，余若桌椅等项，均借自圣约翰大学。科学实验室，亦蒙约翰附中慨允借用。”[20]沪江附中迁入租界后，不断购置各项设备，“生物、化学、物理试验用具，经两年之备置，已颇敷教学试验之用。”[21]不仅如此，1939年该校更是将英国“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博物院”的五楼全部租下，用做学生的试验室，可见其对充实教学设备颇为重视。

(二)申请补助，筹募捐款，适当增收学费

针对经费紧缺的问题，教会中学主要通过申请工部局补助、筹募捐款和增收学费等方式解决。以华东联合中学为例，该校于1940年曾向工部局求得补助5000元，翌年因沪上生活指数日高，学校开支浩大，再次向工部局请求增加补助，工部局审核之后，将其补助增加为14000元。[22]除此之外，为了缓解师生经济困难，该校还特设师生救济委员会，专门救济清寒学生和贫困教员。救济委员会成立后，广泛筹募善款，仅在1940年上半年就筹得资金2568元，这些资金对于生活窘迫的师生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当然，对于学校的巨额开支而言，补助与募捐所得只是杯水车薪，唯有增加学费方能维持学校运转，因此该校于分别于1939和1941年两次适度增收了学费。需要指出的是，增收学费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生的经济负担，但对于维持学校运转、保障师生生活而言却有着积极意义。

(三)寻聘良师，适度加强宗教教育

在改善师资方面，各校也做了诸多努力。以上海青年会中学为例，1939年秋季，该校举行了一次教师招聘，具体情形如下：

英文科方面，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教育学士严菊生女士，圣约翰大学文学士李兰轩女士；国文科方面，有沪江大学文学士，前市教育局专员薛石庵君等，均曾历任本外埠各大中学教授，富于教学经验；而体育方面则改聘章文元君担任，与校医卢宝法博士(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探讨，对于个人卫生，公众清洁，及体格锻炼，尤为注意；而最重要者，则为训育方面之改进，该校训育，自训育主任宣伯焜君故后，暂由教务主任陆谡庵君兼任，最近始聘彭三美君主持其事。彭君毕业沪江大学后，曾历任江苏省立商专等校教员，及上海青年会体育主任干事，学识经验，两臻其极，故任事不及一月，成绩已斐然可观。[23]

从以上招聘情形可以看出，上海青年会中学新进教师的学历普遍较高，其中不仅有国内知名大学的毕业生，甚至还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的留学毕业生。除此之外，新进教师的履历也格外引人注目，薛石庵、章文元、彭三美等人在任职前历任各校教职，在教育教学方面都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高学历教师的引进优化了教学团队的学识结构，而相关人员丰富的从教经历则从根本上克服了研教脱节的困境，从而提高了教学效能。

(四)关注学生身心健康

在学生身体素质方面，基督教中学通过加强体育锻炼、积极医治患病学生等措施来提高学生体质。例如明强中学为增强学生体魄，“特组织篮球队，奖励参加比赛。”[24]上海岭南中学在缺少操场的情况下，“每早借用大新天台为临时晨操场所”，1940年“更租用八仙桥青年会健身房作为体育课程之用”。[25]上海青年会中学则在校开设医务室，对全校学生进行身体检查，并依据检查结果，对患病学生做出留校治疗或退学修养的决定。[16]

针对学风萎靡，纪律涣散的问题，基督教中学则通过制定学生守则和建立新型教育制度来应对。例如，华东联合中学自成立之初便制定了严格的学生守则，给予品学兼优的学生以奖词、记功、奖状等奖励，而品学不良者，则按照情节轻重给予训诫、赔偿、没收、罚缺课、记过、开除学籍等不同程度的惩罚。与此同时，该校还建立了“自学辅导制”，由学校“开设自修室，各科教师轮值辅导，使学生对于功课有充分之准备及温习之时间，并可养成课外阅读习惯于无形，此举对于学生实大有裨益。”[26]而裨文女中则对后进生实行导师制，“每日下午课毕后，将各级程度较低之学生，分组分科，由各担任教师个别指导，其工作有谈话，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核阅学生之生活日记等。”[27]这一措施实际上是在师生之间构建了一种“导学”关系，使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之外，能够对学生的思想、心理、学习和生活等方面进行教育和指导，从而融洽了师生关系，也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五)反对压迫，坚持抗日

孤岛时期，基督教中学面对日伪政府的政治压迫，不仅没有卖国求存，反而利用教会学校的特殊身份，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国运动。在上海沦陷之后，许多教会中学虽身处险境，却依然表现出对国家的绝对忠诚。1938年6月13日，麦伦中学校董会代表白士德在毕业仪式上公开表示：“遵守国民政府颁布教育法令，在任何环境之下贯彻到底之决心”[28]。华东联合中学的学生也在校刊上踊跃发声：“是中国的青年，不论何人，当负起抗战的责任才是。”“我们要在文字上扫除文盲，灌输民众们以普通知识；更要在精神上，使他们对于抗战有极大的信心。我以为，这便是我们中学生所要做的一件大事。”[29]可见该校学生对战时所肩负的责任已经有了深刻认识。除发表宣言外，各校师生还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1938年秋，清心女中在自身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依然举行“一日一分捐”“节约献金”“征募寒衣”“按月认定捐款”等募捐活动，所得全部送交红十字会，用以救济本市难胞和负伤将士。1940年初，国民政府发起“伤兵之友”运动，号召全国民众捐款救助抗战伤兵。此时正值汪伪政府加紧渗透租界教育之际，各教会中学都面临着空前的政治压迫，即便如此，浸会联合中学依然积极响应号召，为抗战伤兵捐款100元，[30]足见其坚持抗战、爱国救国的决心。

四、往事回眸：孤岛基督教中学的历史评价

首先，孤岛基督教中学为避难学生提供了继续教育的机会，使其在战争状态下，依然能够享受相对丰富的教育资源，对于保障中学生的身心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物价暴涨，不少避难学生维持生计已属艰难，更枉论筹款求学，接受教育。为此，教会中学在经费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救济清寒子弟，免致失学”的办学宗旨，为困难学生减免学费。以浸会联合中学为例，1939年该校共招收学生405人，其中60人获准减免学费，[31]人数占据学生总数的15%，对于家境贫苦的学生而言，实可谓是济困解危之举。在四年的孤岛时期，各教会中学通过租赁校舍、增添设备、制定校规、招聘名师、丰富课程等一系列措施，使身处战争旋涡中的学生，能够继续接受现代化的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由“学业荒废、纪律涣散”向“勤于求知、严于律己”的人格转变，这一点在其学生的毕业感言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两年来被逼迫在这城市的角落里上课，方才领悟到从前生活的可贵、难得。我深切地忏悔，为什么当时要设法免上早操，或籍故不参加童子军活动……愿沪江附中的兄弟姐妹们，不要沉醉在舒适的环境里，而磨减青年人努力的志向！愿沪江能产生些在困苦中奋斗成功的人物！”[32]可见孤岛教会中学的存在，不仅仅为避难学生提供了读书之所，更为重要的是，为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树立独立人格与高尚情操提供了保障，这一点恰恰是大学教育所无法赋予的。

其次，在孤岛时期，基督教中学始终将国家危亡与自身命运紧密相连，为抗日救国做出了巨大贡献。相比基督教大学而言，基督教中学的数量更多，学生规模也更为庞大，因而更加有利于抗日思想的广泛传播。有基于此，部分基督教中学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特意将基督教所倡导的博爱、奉献和牺牲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结合起来，灌输到学生的脑海之中，激发其爱国之心和民族责任感。例如沪江附中教师陈其善在该校高三毕业赠言中道：“青年为国家之命脉，民族之中坚，方今国难正殷，诸君适于此时毕业，则已肩兹救国于复兴民族之责任……吾尤盼望于诸君者，努力于科学研究，并养成基督化之人格，秉牺牲奋斗之精神，以排除人类之蠡贼，而恢复国际和平与正义也。”[33]正是在这种基督思想与爱国精神的双重作用之下，租界基督教中学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但却从未变节投敌，而是成为为国家储备元气，为民族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

综上所述，孤岛时期的基督教中学在设备、经费、师资、学生和政治方面都存在诸多危机，但各校通过一系列措施维持了学校运转，保障了教学质量，其学生毕业后，“升学者颇多，大致以交大、之大、沪大、约大占多数”[34]，这一现象可谓是对孤岛教会中学教学成果的最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