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生活与艺术创作的审美格调

李会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36-0-02

宋代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整个社会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体现在审美方面较之魏晋和唐代都有历史性的进步。在生活领域，人们作为审美主体的意识提高，生活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在生活方式和艺术创作上注重艺术化、审美化意蕴。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城市市民化和科举制度的平民化，使宋代文人可以通过趋于合理的科举考试进入统治阶层，获得相对优越的生活待遇，体现在文学、艺术和美学方面，无论是贵族、士人还是平民，日常生活和艺术创作都极富审美色彩。钱穆在《国史新论》中曾说：“宋代以后的文学艺术，都已经平民化了，每一个平民家庭的厅堂墙壁上，总会挂有几幅字画，上面写着几句诗，或画上几根竹子，几只小鸟之类，幽雅淡泊。”[2]此种平民化、生活化的审美和艺术趋向是由于宋代发达的文化和对教育的格外重视。宋代文人在审美格调上表现为崇尚理趣，内敛含蓄，追求平淡闲适、文雅精致的慢生活方式，在中国古代生活史上出现了“生活艺术化”的潮流。

一、崇尚理趣

宋代文人创作在艺术上追求义理，作品往往饱含理趣。这主要是因为宋代是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时代，审美取向在这三家哲学思想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影响下不同于以往的时代。宋代文人大多重视自身的心性修养，将崇高的人生境界作为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他们的创作思维、诗词意蕴和表现形式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崇尚理性已成为自觉。例如，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说理诗包含着隽永的意味和深刻的哲理，以源头活水比喻学习要不断读书，不断汲取新的营养才能有所进步，读来从中获得抽象化的认识，诗中感性美的表现却很微少。在这种理学认知模式下形成的审美表现就是通过对事物的认识获得一定的道理，它不是简单枯燥的谈理，是情与理的结合，以揭示哲理为最高目的，而情感表现的成份显得十分微弱。从宋代的咏茶诗词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平常生活的饮茶这一细节，也要道出其中的哲理，“要知清白德，盏面看浮花”[3]宋代文人生活与创作的审美格调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氛围中孕育出来的。以诗歌创作为例，宋代的艺术创作审美格调在崇尚“理趣”上表现最为突出。以宋诗为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公，终非古人之诗也否”。概括出宋诗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平易而富有理趣。“理趣”就是趣中之理，由诗意催生哲理。苏轼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二：“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裴回”。这首诗中，鱼鳖逐人，荷花无主，山与人俯仰，船与月徘徊，人与自然互相融合，将自然哲理化，“理趣”淡如烟，浓如酒，在自然中以情悟理，使人对其中蕴含的“理趣”有着更深刻的审美感受。

二、内敛含蓄

宋代是一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严重的朝代，虽然民族交流融合不断加强，经济逐渐繁荣起来，但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统治者对外保守妥协，对内加强专制，文人们仕途坎坷，建功立业的愿望甚至无法实现，他们的精神面貌从积极乐观、热情外放变得逐渐沉稳内敛，理性思辨的特点使他们对人生、对审美有着深刻的认识。宋代园林中好种梅兰竹菊，喜好的是君子内在的品格，是宋代文人内敛心理的物化表现。宋代的山水画、花鸟画发达，是“寓意于物”，寄情于自然山水之中。宋代文人在精神生活上力求身心的愉悦和精神的超脱，在日常生活中乐于吟诗、作画、品茗、抚琴，这些行为摆脱功利因素和利害得失，深受儒道两家文化的影响，直接促使了文人们审美情趣的转变，使他们的审美格调逐渐从外向张扬趋向内敛含蓄。两宋的很多词人在个人生活方式和文艺创作上都比较倾向于内敛。林逋笔下“占尽风情”的梅花是“向小园”，晏殊也沉醉于“小园香径独徘徊”，司马光《独乐园二首》“独乐园中客，朝朝常闭门。端居无一事，今日又黄昏”，闭门端居一整天，在相对静态、内敛封闭的生活中寄情同水，被宋代文人们津津乐道。例如，宋代的钧瓷器，基本体型多数为圆形，圆形器物曲线圆润，易制作烧制，使用方便。如，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单柄洗、钵式碗、渣斗尊等，“大多都具备使用价值，且造型古朴，简约端庄，这些功能则主要是通过它的造型与装饰中体现出了一种法度严谨、古朴端庄、线条简洁、寓意高远之特色。”[4]“器型曲线优美， 仿佛随着抑扬、委婉、幽雅的乐曲进入到旋律優美的意境， 柔韧的线条赋予了高大的尊体圆润、丰满、浑厚的风韵， 釉色淡雅， 含蓄， 尊体挺拔俊逸， 给人以恢宏， 古朴之美感。”[5]宋代钧瓷的艺术特征更好地体现了含蓄内敛的美学特质。

宋词是代表宋代艺术创作的最高峰，苏轼对宋代的文艺创作上的美学原则有明确的阐述，即“寓意于物”。“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苏轼全集·宝绘堂记》）苏轼“寓意于物”的主张不把外物看很重，而重在自己的心态上，他也用行动践行自己的主张，“平居攘去膏粱，屏远声色，而从事于书画”（《苏轼全集·宝绘堂记》），创作上重意蕴，心态上显得更含蓄内敛，重视自由性和随意性。姜夔《扬州慢》充分体现了作者认为的诗歌要“含蓄”和“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白石道人诗说》）的主张，也是历代词人抒发“黍离之悲”而富有余味的罕有佳作。辛弃疾词《摸鱼儿》借春意阑珊和美人遭妒来暗喻自己政治上的不得意，表现得婉转含蓄。宋代文人审美情趣由外向内的转变在审美格调上超越了传统儒学，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人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得到提升并日趋完善。

三、平淡自然

对于宋代文人来说，审美趣味之一就是崇尚平淡自然。平淡闲适是他们的生活美学，也是文艺创作上的美学。宋代初期的审美主张是为了一改晚唐五代诗风绮丽、雕琢的特点，推崇诗风的平淡清远，追求平淡的审美趣味几乎影响着两宋近三百年的美学思潮。宋代文人把道家的“虚静恬淡，寂寞无为，万物之本也” （庄子《天道》）奉为最高的审美理想。陆游也在《睡起》中写道：“闲身喜午睡，睡起日犹早。茂竹青入檐，幽花红出草。苔钱亦满砌，护惜不忍扫。宦情本自疏，此地可忘老。”宋代文人喜欢过平淡的生活，津津乐道于这种审美追求，故其艺术创作上也呈现出自然平淡的风格。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他认为“平淡”是诗歌意境创作的最高追求，也是最不容易做到的。他所指的“平淡”是理法自然、洗去浮华的质朴，是耐人寻味的。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提到“圣愈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难”[6]。程颢的《秋日偶成二首》：“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心情闲静安适，做什么事情都不慌不忙的。一觉醒来，红日已高照东窗了。静观万物，都可以得到自然的乐趣，人们对一年四季中美妙风光的兴致都是一样的。道理通著天地之间一切有形无形的事物，思想渗透在风云变幻之中。苏轼、欧阳修的诗文都显示了平淡、自然的特征，“中兴诗人”杨万里、范成大都写了风格平淡的作品，陆游的诗作中，风格平淡之作比悲壮激越之作的数量要多一些。

四、优雅精致

宋代文人在生活和艺术创作上崇尚“平淡”的同时，也追求雅致的审美品格，并把它作为人格修养、文艺创作的一种境界。这种优雅精致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情趣、对器物的讲究、对家居环境的布置等方面，也表现在文人的行为活动和趣味中，还体现在艺术创作风格中。“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苏轼《於潜僧绿筠轩》）。宋代文人大多喜欢书画，文人更加多才多艺，他们愿意以填词、品茗、作画、抚琴这类雅事来充实自己的人生。王禹偁在《无愠斋记》中说道：“公退之暇，当以琴书诗酒为娱宾之地，有余力则召高僧道士，煮茶炼药可矣。”[7]宋代写饮茶的诗极多，黄庭坚《满庭芳》：“北苑龙团，江南鹰爪，万里名动京关。碾深罗细，琼蕊暖生烟。一种风流气味，如甘露、不染尘凡。纤纤捧，冰瓷莹玉，金缕鹧鸪斑”，用“琼蕊”来描写茶芽花朵初绽，欲开未开的娇美姿态。李清照在《转调满庭芳·芳草池塘》：“当年曾胜赏，生香熏袖，活火分茶。极目犹龙骄马，流水轻车。不怕风狂雨骤，恰才称，煮酒笺花。”诗人将过去的美好生活和今日的凄凉憔悴作对比，“活火分茶”“煮酒笺花”排遣心中苦闷，在品茶、煮酒中寄托了故国之思。陆游也在《临安春雨初霁》中写道“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细乳戏分茶”这里就是品茶、玩茶道，无事而作草书，用品茶借以遣散，晴窗下品着清茗，表面上看是极闲适恬静的境界，而诗人内心藏着无限的感慨与牢骚。

宋代文人有学问，重学识，因此他们在优雅精致的生活中更讲究品位和涵养。比如饮酒，宋人饮酒更平和、内敛，有意把自己与魏晋那种涓狂放荡的交游风气区分开，而是艺术地借花的把玩与观赏传达出来。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载：欧阳修在扬州时，修平山堂，每到夏天，就会遣人去邵伯湖取千朵荷花。“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8]在花的作用下，行酒令也变得诗意起来，欧阳修将此情此景写进诗中：“千顷芙蕖盖水平，扬州太守旧多情。画盆围处花光合，红袖传来酒令行。舞踏落晖留醉客，歌迟檀板换新声。如今寂寞西湖上，雨后无人看落英。”将宴饮形式化、艺术化，交游中更小于注重优雅精致的艺术特征。欧阳修晏殊《浣溪沙》：“宿酒才醒厌玉卮。水沉香冷懒熏衣。早梅先绽日边枝。寒雪寂寥初散后，春风悠扬欲来时。小屏闲放画帘垂。”饮酒的器物、行为等表现极为是优雅精致的。宋代文人对器物的把玩也很讲究，中国的私人收藏、研究古玩是从宋代开始的，他们把这些事看作是极雅极乐之事，是理想生活的最佳选择。宋代美学研究一直都是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热点，从审美角度去了解宋代文人的哲学思想、艺术观念，挖掘出富有文化价值的传统美学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研究价值。

注释：

[1]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观志考证序》，载《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77页。

[2]钱穆：《国史新论》，东大图书公司2008年版，第321页。

[3]（清）王洋：《东牟集》，卷三，第43页。

[4]周鹤：《从宋代钧瓷器型看造型艺术的审美意识》，《大众文艺》2013年第5期。

[5]王忠全：《中国钧瓷欣赏》，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1月，第33页。

[6]（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中华书局，1981：第267页。

[7]（宋）王禹偁：《无愠斋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五七，八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8]洪本健：《歐阳修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