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再思考
——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的诠释

李 慧

（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222）

在今年的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同志强调“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要带着问题阅读原著经典，“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又一部阐述和捍卫自己政治信念与理论观点，堪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书中彻底批判了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深入系统地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不仅在当时对人们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对于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一、现实的个人：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

出发点对于哲学体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找准了出发点，才能确保整个哲学体系的研究不会偏离正确的轨道。区别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现实的个人”这个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从而确立了唯物史观。同样，出发点对于思想政治工作也极为重要。思想政治工作历来就有“生命线”的论述，是党和国家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就是要围绕人，关心人和服务人，因而我们可以说，“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出发点。但是，仅仅只是找到这个出发点并不足够，正确全面的认知“人”这个根本，才是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现实的个人”进行了多维度的剖析，丰富了我们对“人”的理解。

“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P524)个人是整个社会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首先，现实的个人是“有生命的个人”，不能脱离他们的肉体组织及其和自然的关系而存在，这是人的自然属性。其次，现实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P524)生产既是人满足肉体生存需要的必然途径，也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使人成其为人。因此活动是现实的人的本质特征，是人能动的创造性的体现，并且这种活动不是任意的，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统摄的，而是受限于现实世界的界限、前提和条件。第三，现实的个人所处的这个现实世界，不是费尔巴哈眼中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存在物，“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P528)因此每一代人都是在上一代人所积淀下的物质资料和精神财富的基础上，继续着新的探索和创造，所以现实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P525)这种表征在现实的个人身上的历史生成性强调了人是一定关系中的人，不能够脱离时空条件孤立的认知一个人；人也是发展变化着的人，不能将其看作僵死的原子式的存在。从这三个维度上认知“现实的个人”，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自然属性、活动本质和历史生成性是个人的特征也是人的类特征，具有现实的普遍性，但同时现实的个人也有其个体性，不仅仅表征在每个人因为生存环境的不同所内涵于自身的个性特定，还表现在“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1](P571)个人总是并且也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1](P537)

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历史的、现实的人，是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并存的个体，既是环境的产物，也凭借自己的劳动对环境予以新的创造，因此人是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的对象。全面准确地认知“人”这个出发点，有助于教育者更好地更新教育理念。一是教育者能够更加自觉地尊重人的立体性，认知人的丰富性。比如认知到人具有历史生成性，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不同时代的学生会呈现出不同的个性特点，就能够更深刻地理解“90 后”、“00后”不仅仅是一个群体的指代，更是一种群体特征的代言。认知到人的自然性，就能够明白每个人都不能进行纯粹精神的生活而脱离现实的肉体生存基础，在看待学生时就不仅仅要从思想上分析，更要从现实环境中去分析，开展工作就能够更好地认同“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相结合”的工作原则。认知到人的个体性，就能够在看到学生群体共性特征的基础上，给予每个个体以个性化的分析考量，兼顾个体自身的专属特征，在推进教育引导的广泛性基础上，投注更多精力在针对性定制化地教育辅导上。二是教育者能够强化对生命体的敬畏。当前大数据和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依托数据分析可以跟踪学生的成长特性，研判学生行为特征，针对性地开展用户画像。但是基于现实的个人的出发点，教育者将明确数据不等于生命，无论数据采集的多么详实逼真，无论算法多么精准，都不可能代替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现实的个人，我们不能过分依赖数据分析的结果而忽视了现实中的教育个体。第三，教育者能够更好地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价值追求。出发点是活动的原初起点，却不是最终目标，因此强调现实的个人并不意味停留在现实的个人。对比《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后的相关著作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相较于个人的个性化，更关注到阶级和类。现实的个人不等于个人至上，更不是个人主义，[2]思想政治教育恰恰是立足于现实的个人这个出发点，最终的奋斗目标是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的解放，这一点是所有教育者必须清醒认知的，否则就会在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中过分扩大了特定个人的利益诉求，过分看重特定个人的价值趋向，陷入四处救急、无法兼顾的窘境。无论是撇开现实的人的普遍性，仅仅从个性、独特性角度得出利己主义，还是仅仅从普遍性出发，鼓吹为了普遍利益而进行自我牺牲，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的，也都是有违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追求的。

二、人的解放：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追求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与魂，回答思想政治教育“应如何”的问题。回顾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演变路线，呈现出从强调社会服务到个人发展完善再到人与社会统合发展的价值趋向。[3]这一演变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人与社会统合是否顺应人的解放目标？我们可以返回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寻答案。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阐述，表达了对“人的解放”这一价值目标和实践追求的向往，在这个过程中贯穿着个人与社会内在统一的主张。一方面，“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P519)人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的活动。另一方面，“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4](P507)“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1](P541)“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1](P571)人作为处在现实世界中的人，必须依靠社会提供的基础和条件为自己的生存发展服务。所以，在马克思那里，人和社会是一对应然相互支持的范畴，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应该指向人的更好发展，而人的更好发展又创建了更好的社会，社会和人是统合的。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同样指出“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只是作为理想、作为职责等等存在于想象之中，而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4](P330)这一论述表明实践运动的向往目标，即驾驭外部世界对个人本身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人是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寻求人的解放是其最终的落脚点，社会是人们生产生活过程中必然结合的产物，它是作为一种存在中介，作为人追求自我发展的一种手段，而其核心在马克思那里仍旧是人，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趋向回归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更为贴切，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应以人的解放为根本价值追求。

关于人的解放，《德意志意识形态》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首先，澄清关于解放的种种误解：“一个人说，我们要教会他们用符合人的本质的思想来代替这些臆想；另一个人说，我们要教会他们批判地对待这些臆想，还有个人说，我们要教会他们从头脑里抛掉这些臆想”。[1](P509)这些所谓的解放手段停留于理论性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绝对精神的瓦解，但如果只是把人从这些所谓的词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话，人的解放并没有任何实质的前进，而且由于这些哲学家没有关注到“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P516)而导致理论与现实的分离，陷于唯心主义的漩涡。随后，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描绘了人的解放的状态：“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P537)当人达到解放的状态，分工不再是一种强迫，而是出自自愿，人的活动对人来说不再是一种异己的、对立的力量，人便不再屈从于物的力量而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发展。最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确实现人的解放需要现实条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1](P527)“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P571)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所达到的这种共同体是和以往那些冒充的各种共同体有本质不同的，在这种共同体中实现的自由，既不是局限在某些特定阶级内部的，更不是新的桎梏，而是“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P571)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解放的哲学理念，具体化为现实的个人不断根据自己创造出来的客观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变现存的生存状况、追求个性解放的历史过程，既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也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价值追求。

三、生活决定意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遵循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P525)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找到了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确立了唯物史观也为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实践遵循。思想和语言、意识、观念、交往、生产相关，都是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的产物，因此，任何思想问题都不仅仅表现为纯粹精神领域的问题，而是现实矛盾进入意识领域的结果，是现实的人在现实的社会生产生活中产生的矛盾在意识层面的表现。“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P533)意识依附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人们在改变现实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尽管由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意识具有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才“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1](P534)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1](P534)这种独立性只是外观上的独立，是一种假象，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4](P29)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意识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并非是镜子式的再现，而是附加上了人的主观色彩，既反映着现实情况，又反映了现实的人对现实的认识、评价甚至批判和否定，体现了人本源于人性而生的改进现实的价值理想、价值标准，表征了人的能动的创造性的特点。意识作用于人的精神领域，使人们形成某种观念精神，这些观念精神又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人的行动实践。因此正确认知意识和生活的关系，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本质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的蕴含着意识和生活相互关系的指导准绳。

有学者曾指出，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防止“虚无化”和“事务化”的倾向。[6]所谓“虚无化”是指只注重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忽视实际问题的解决，使思想政治教育停留于空洞的口号式的说教。尽管这会极大地伤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情感，但是大部分学生仍旧将思政课作为“水课”、“洗脑课”的观点却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几乎所有的思政课老师都在探求创新，并以极大的热情拥抱新技术来变革自己的教育方式，思政课仍旧面临着极大的“人在心不在，抬头不思考”的局面。思想政治教育要摆脱“洗脑”的标签，关键是要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单纯作用于思想的一种教育活动——如果是这样，其本身也是必然不会达到效果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切到人的现实利益，“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6](P187)“‘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P286)关切到现实问题的解决不仅是拉近教育者和受教者之前情感距离的方式，也是“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1](P547)通过改变了的现实环境作用于受教育者的认知，才能够实现思想层面的重塑。

而“事务化”倾向与之正好相反，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只注重解决现实实际问题，不注重在这个过程中的思想素养提升，以现实利益代替长远信念引领，这是因为没有看到意识对现实生活的能动的反作用。人们的现实行为总是在一定的意识观念指导下进行的，不同的观念会引导不同的行为，同样改变了的认知会产生改变了的行动，在改变了的行动中重新创造环境，而新的环境又创造了新的人。如果只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就会丧失了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功能。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党中央谋划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规划了“两步走”的战略路径，在大踏步奔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路上，需要汇聚其磅礴的合力。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启示我们，当奔向发展目标的力量日益成为大多数人的奋斗方向，历史的发展方向就会日益接近我们的期望。工人阶级并不会自发的形成一个阶级，他们需要组织起来，而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凝聚思想力量，汇聚发展动能的重要载体。要实现承担好这一载体的角色，就要辨证全面地认知意识和生活，协调好思想和利益的关系。

四、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7]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接地气儿，就是要始终坚持从“现实的个人”这个出发点来考察现实、谋划教育实践，兼顾普遍性和个体性，关注学生发展期望，尊重学生的创造创新能力，发挥学生在实践中的主动性和主体性。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高视野，就是要始终瞄准人的解放这个目标，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追求，正确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提升人的思想认识水平和实践活动能力，为人的解放提供条件。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正理路，就是要正确认知意识和生活的关系。意识的改造必须通过现实环境的改变来完成，而要激发受教育者对意识本身的思考，要避免出现“唱高调”、“大道理的说教”这种虚空的情况，就要明白“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解释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6](P275)任何解释和说明都应该“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P544)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有行动力，即思想政治教育绝不仅仅是让学生“知道”，而关键是在“知道”之后的行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P506)认识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认识要客观全面，改造才会有力量。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指出：“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不断树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和信心；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激励学生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飞扬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8](P377)学界往往将其概括为“四个正确认识”，但是这种概括只保留了如何观世界的内容，却忽视了“观”之后的行动。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针对每个“正确认识”都有行动层面的对应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行动力就体现于此。

需要注意的是，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生命线，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工作是万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需要全员参与，是多方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思想必须在现实中得到确证才能够更加坚定。同样，思想政治工作者也不是万能的，他们有自己的职责边界，如果在一个学校中，将学生不上课归咎于辅导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做好，将学生的一次安全事故归咎于主管部门的安全意识教育不到位，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万能论的谬误。对于一些教师上课不认真，课堂纪律松散等情况，我们不能责怪学生不去上课，而应该反思教师的自我行为，因为“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1](P516)而这恰恰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拿既定的正确理论去强行要求受教育者进行改变，而是用方法论指导受教育者获得认知世界的技能，而通过这个技能，他们就能够更加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真正的实现社会的发展，实现人的解放，根本上是靠改变了的物质根源，作为变革力量的人正确找到了物质根源，认知到如何进行物质根源的改造，那么行动就是最后的实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