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时期铨选制度小考
——以太武帝拓跋焘诏书为例

孙小梅,姚国群,姚 玮

（1.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2.山西大同大学网络中心；3.山西大同大学外语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自古以来，选官即为国之大事。举贤任才，立国之本；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因此，历代统治者都不断探索和完善铨选制度，以此来加强中央集权，提升统治效能，巩固统治，兴国安邦。北魏平城时期拓跋鲜卑政权也不例外，在政权的建立、发展和巩固过程中，不断选录官吏，以满足统治者需要，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铨选制度，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审视和思考。特别是太武帝拓跋焘关于铨选方面的诏书，尤其具有启示意义。故而以太武帝拓跋焘诏书为例，对平城时期拓跋鲜卑政权的铨选制度进行探究，进而勾勒出该时期拓跋鲜卑政权铨选制度的运行轨迹和面貌。

一、铨选制度草创：《听镇将王公开府辟召诏》

在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征辟和察举是两种重要的选官方式。征辟是源于汉代的一种选官制度，即由皇帝和王公大臣征召才学俱优的名士，量才授官。这种制度经魏晋后，又被北魏承袭。“王公将军和州郡长官自选属官，多是通过‘辟’的方式。……这种选官方式在当时相当普遍，许多人是经过征辟途径而入仕当官的”。[1](P22“4)察举也是承袭汉代、魏晋的一种选官制度。州贡秀才、郡举孝廉和贤良，每年举行一次”。[1](P225)拓跋焘的《听镇将王公开府辟召诏》①就是一道关于征辟、察举的诏书。据《魏书·太武纪》记载，该诏书下达于神三年（430年）七月己亥，诏云：

昔太祖拨乱，制度草创，太宗因循，未遑改作，军国官属，至乃阙然。今诸征镇将军、王公仗节边远者，听开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员。[2](P76)

由诏书可见，北魏王朝第一任皇帝太祖道武帝拓跋珪时期，职官制度属于草创阶段：“昔太祖拨乱，制度草创”，到第二任皇帝太宗明元帝拓跋嗣时期，因循道武帝官制：“太宗因循，未遑改作”，直至世祖太武帝拓跋焘执政的神三年（430年）七月己亥下达这道诏书时，北魏职官制度仍然是“军国官属，至乃阙然”的状态。可见，从道武帝到明元帝直至太武帝执政的神三年，职官制度呈现“阙然”状态，处于草创阶段，具有不完备的特点。与此相应，铨选制度也相应地处于这种状态。

考《魏书·官氏志》可以作为这段历史时期职官制度阙然的旁证。据《魏书·官氏志》记载：

魏氏世君玄朔，远统□臣，掌事立司，各有号秩。及交好南夏，颇亦改创。昭成之即王位，已命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矣。余官杂号，多同于晋朝。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2](P2971)

据俞鹿年先生《北魏职官制度考》可知，“世君玄朔”，指的是北魏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南迁塞内，定居于定襄的盛乐故城之后，拓跋鲜卑首领即以“可汗”为号，其妻称“可敦”。“掌事立司，各有秩号”，指的是力微以后至拓跋什翼犍继位为代王以前，主要是根据拓跋部落习惯和需要而设置官员，如四部大人、部落大人等。在此期间，亦偶有仿晋制而设置的官职，如国太子、辅相、信义将军、建武将军、折冲将军、左将军等。什翼犍继位之后，于建国二年（339年）始设百官，一是依晋制设置代王府官左右长史和国官郎中令。二是设立内侍诸官，如左右近侍，内侍长等。三是沿用部落酋长——大人之称，以为官名，如，南部大人，北部大人等。可见，拓跋鲜卑和中原王朝交往之后，借鉴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从而建立了胡汉杂揉的二重职官制度，一些是拓跋鲜卑的职官，另一些则是仿照晋制设置的职官。由于是“始设百官”，处于建立职官制度的起始阶段，所以制度尚未完备。与此相应，当时的铨选制度亦复如此，“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貎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2](P2971)从“初置”“无常员”“或”等词语可以看出，当时的铨选制度尚未确立，属于草创阶段。铨选的范围是“诸部大人豪族良家子弟”，铨选的标准是“仪貎端严”，“机辩才干”。

太元十一年（386年）正月戊申，拓跋珪即代王位。拓跋珪仿照汉人改元的习惯，把这一年称做登国元年。拓跋珪重建的联盟设置的机构，基本承袭什翼犍时期的体制，正如《魏书·官氏志》所言“因而不改”。[2](P2972)登国十一年（396年）七月，拓跋珪在盛乐即皇帝位，改元皇始。“皇始元年，始建曹省，备置百官”。[2](P297“2)天兴元年十有一月辛亥，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品爵”。[2](P2972)从上述记载中我们注意到，天兴元年（398年）十有一月辛亥，北魏开始“典官制，立品爵”，着手订立国家职官制度，之后直至拓跋焘下达《听镇将王公开府辟召诏》之时，职官名称、职权范围、品级地位等不断有所增减和变化，其频繁程度可以从《魏书·官氏志》中摘录的下列词语看出：“置”（出现 14 次）“凡置”“又置”“初置”“别置”“赠置”“下置”，“又制”（出现 2次），“立”（出现 2 次）；“罢”“复罢”“复”“除”“降为”“减”；“始分”“无常员”[2](P2972-2975)等，这些词语充分说明直至太武帝拓跋焘神三年（430年）七月，北魏的职官制度还是处于“制度草创“”军国官属，至乃阙然”的境地，还没有确立一套系统完整的职官制度。

正因为如此，拓跋焘才颁布诏令曰：“今诸征镇将军、王公仗节边远者，听开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员。”[2](P76)关于“征镇将军”，《魏书·官氏志》有如下记载：“旧制，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与刺史同。城隍、仓库皆镇将主之，但不治。故为重于刺史。”[2](P2976)这是太武帝对军镇的级别、编制以及镇将的权限、职责、待遇等规定的诏书（军镇制度在全国推行的时代自太武帝至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年），前后长达60年。镇的地位相当于州，往往州镇并提）。北魏的爵位制度在道武帝建国后就开始实行，登国元年（386年），道武帝便“班爵叙勋，各有差”，[2](P20)并且“从明元帝以后，直至孝文帝爵位改革前，五等爵的等级先后增加了男、伯两级爵位。也就是五等爵逐渐形成王、公、侯、伯、子、男六等级的制度”。[3]由此可见，拓跋焘此诏主要针对边境地区的镇将和王公而言，听任他们建立府署并自选僚属，赠置吏员。这样就给予了诸征镇将军、王公仗节边远者铨选官吏的自主权，有利于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尽快铨选官吏，增补僚属，及时弥补官吏阙然的缺憾。可以说拓跋焘的这道诏书适应了当时历史时期的政治需要，为解决“军国官属，至乃阙然”的问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铨选制度初见成效：《征卢玄崔绰等诏》

在《听镇将王公开府辟召诏》下达之后的第二年，开府辟召有了实质性成果，由拓跋焘于神四年（431年）九月壬申下达的《征卢玄崔绰等诏》可见一斑，其诏云：

顷逆命纵逸，方夏未宁，戎车屡驾，不遑休息。今二寇摧殄，士马无为，方将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废职，举逸民，拔起幽穷，延登俊乂，昧旦思求，想遇师辅，虽殷宗之梦板筑，罔以加也。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颍、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诗》不云乎“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庶得其人，任之政事，共臻邕熙之美。《诗》曰：“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如玄之比，隐迹衡门、不耀名誉者，尽敕州郡，以礼发遣。[2](P79)

这道诏书之后，紧接着有如下记载“征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2](P79)这年的征士行动在《魏书·天象志》也有记载：

比对上述诏书、诏书后的记载和《魏书·天象志》可以发现，神四年九月壬申这一天，世祖太武帝焘下诏“征范阳卢玄等三十六人，郡国察秀、孝数百人，且命以礼宣喻，申其出处之节”。[2](P2402)诏书下达之后，太武帝拓跋焘不仅征召了卢玄等36人，而且在郡国察举了秀、孝数百人。并且，结合《魏书》记载的“征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2](P79)可知，卢玄等36 人及秀、孝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

太武帝拓跋焘的上述诏书，让我们看到北魏最早采用的察举制的面貌，卢玄等由太武帝拓跋焘特诏征拜入仕途，州郡依据汉晋的州举秀才、郡察孝廉的惯例，选拔官吏数百人。我们看到，本次铨选的对象是“贤俊之胄”，即“才德出众的人”的后代，而且本人也是“冠冕州邦”，即当时的社会名士。可见此时铨选的标准主要是德才和名望。从诏书“理废职，举逸民，拔起幽穷，延登俊乂”[2](P79)也可以看出，当时铨选主要注重选拔有德才的隐逸之士。拓跋焘于延和元年（432年）正月颁布的《行庆赏诏》再次提到“修废官，举俊逸”，[2](P80)再次证明了当时的铨选标准。为什么拓跋焘会反复强调以德才和名望作为铨选标准呢？因为传统中国，人治为主，统治者维护自己统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拥有一批具有较高道德感召力和名望的官员，并使官员凭借自己的才德和名望有效地贯彻落实皇帝的意图。所以对于贤才的依赖性，甚至超过制度健全的现代社会。也正因为如此，统治者非常渴望得到这样的贤才，一如拓跋焘《征卢玄崔绰等诏》所言“昧旦思求，想遇师辅，虽殷宗之梦板筑，罔以加也”。[2](P79)

三、铨选态度：《禁州郡逼遣贤良诏》

尽管拓跋焘采取皇帝特诏和州郡征辟的途径铨选官员，“乃旷官以待之，悬爵以縻之”，[2](P1081)但仍然有人不愿出来做官。对此州郡多逼遣之，于是拓跋焘于延和元年（432年）颁布《禁州郡逼遣贤良诏》，诏令曰：

朕除伪平暴，征讨累年，思得英贤，缉熙治道，故诏州郡，搜扬隐逸，进举贤俊。古之君子，养志衡门，德成业就，才为世使。或雍容雅步，三命而后至；或栖栖遑遑，负鼎而自达。虽徇尚不同，济时一也。诸召人皆当以礼申谕，任其进退，何逼遣之有也！此刺史、守宰宣扬失旨，岂复光益，乃所以彰朕不德。自今以后，各令乡闾推举，守宰但宣朕虚心求贤之意。既至，当待以不次之举，随才文武，任之政事。其明宣敕，咸使闻知。[2](P81-82)

由上述诏书可见，拓跋焘诏令州郡辟召贤良的目的是“思得英贤，缉熙治道，搜扬隐逸，进举贤俊”。[2](P81)可见拓跋焘一直秉承的铨选标准是以德才和名望为先。而且，拓跋焘深知：“古之君子，养志衡门，德成业就，才为世使。或雍容雅步，三命而后至；或栖栖遑遑，负鼎而自达。虽徇尚不同，济时一也。”[2](P81)拓跋焘对“养志衡门”的贤才的特性有很深的了解，并且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做法。所以，针对辟召贤良州郡多逼遣之的情况，诏令“诸召人皆当以礼申谕，任其进退”，[2](P81)“自今以后，各令乡闾推举，守宰但宣朕虚心求贤之意”，[2](P81)并且对于应召贤才，将“当待以不次之举，随才文武，任之政事”。[2](P81-82)给予优厚待遇，既可以破格提拔，又可以专业对口，提供充分施展才华的平台，以使人才皆有用武之地。可以说这样的铨选目的、标准、态度及待遇都是非常有远见的，也是非常有利于推举出治国安邦之才的，值得历代帝王借鉴。

综上所述，至世祖太武帝焘延和元年（432年），北魏平城时期的铨选制度，由“昔太祖拨乱，制度草创，太宗因循，未遑改作，军国官属，至乃阙然”[2](P76)的状态，已经发展到有了明确的铨选目的“思得英贤，缉熙治道”，[2](P81)标准是“搜扬隐逸，进举贤俊”，[2](P81)态度为“以礼申谕，任其进退”，[2](P81)待遇“当待以不次之举，随才文武，任之政事”。[2](P81-82)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征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3](P79)进步的、合理的铨选制度，使拓跋焘得到了许多贤才，为治国安邦献计献策，形成了优质的官僚集团，这是拓跋焘能够“平秦、陇，扫统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绝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2](P109)的最重要的因素。

注释：

①本文中所引诏书篇目名称,皆采自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命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