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西茶商与文人政要关系探究

李珍梅，柴雨露

（山西大同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清王朝建立以来，商品经济发展迅速，许多巨商大贾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其中，山西茶商作为当时著名的商贸集团，在清代焕发出了巨大活力。一方面，受明清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文人政要从商者不在少数；另一方面，茶商贸易往来不可避免与这些人发生关系。茶商与文人政要之间密切的联系，值得我们仔细探究。

一、清代山西茶叶贸易概况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明朝时已有茶叶出口的历史，清王朝建立以来，地理版图上出现了新的劲敌，即沙皇俄国。沙俄通过变革，实力日益强大，并不断与清朝发生摩擦。为了维护国家和平稳定，清政府除了用军事手段对付沙俄外，经济方面主要通过茶叶贸易对其进行控制。这一时期，中国的砖茶在俄国和欧洲已经培养起了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俄国普通百姓也已形成了很难克制的饮茶习惯，西伯利亚一带以肉奶为主食的游牧民族更是到了“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1](P251)的地步，他们必须依靠饮茶来消食化腻。到了清代中后期，欧洲各国尤其是俄国对茶叶的需求与日俱增，茶叶便成为边境贸易中向俄国和欧洲输出的主要商品，茶叶贸易成了国际贸易的主流，自然也成了中国商业贸易的主要经济来源。输入俄国的砖茶均来自中国的南方，而经营者却是非产茶之省的晋商。山西很多殷实富有的商家都投资经营茶业，他们南下闽、赣、湘、鄂等产茶地区收购茶叶，生产加工之后，北上向西，经长途运输，进入俄蒙市场销售。有清一代，山西茶商将贸易范围扩张至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区，相比明代更为繁荣。不过，在对外贸易方面，主要还是和俄国的贸易。茶叶是晋茶商发家致富的财源，晋茶商从中获得大量盈利。

二、清代山西茶商与政要的关系

“封建社会的商人大多与封建政府有着特殊关系，而山西商人尤为突出”。[2]清朝是晋商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的山西省有着与其他省份不同的重商文化氛围，社会阶层普遍以商业为流动中心。但“在清代封建社会结构中士与农才是维系皇权统治的根本，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非官即民的特征，社会流动主要以官民之间的双向流动为主。因此耕读才是当时最理想的模式，也就注定了商人只能是作为社会结构的末枝”。[3](P44)晋商通过经商发家致富之后，希望能够走向仕途，为其商业发展提供保障。茶商作为晋商的一支同样如此。

（一）乔家与政要的关系 茶叶贸易是乔家经营的重要行业之一，也是乔家商业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清嘉庆年间，乔家开设了大德诚、大德兴两家茶庄。其中大德兴除主营茶业外，还兼营放款、汇兑等业务，这不仅便于茶庄自身资金的整合，还可利用部分闲置资金通过借贷获取厚利。同时，乔家在其所设的票号中也兼营茶业，为其开展金融业务提供充足的资本。这种茶票兼营的商铺在祁县被称为“茶票庄”，这种商业与金融相结合的方式是晋商茶帮的经营特色之一。

乔家商号在当时盛极一时，声名显赫，但从乔家史料中发现乔家很多前辈顶有各种官衔，这与当时清朝实行捐纳制度有重要关系，当时清政府为了弥补军饷不足，颁布捐纳政令，鼓励富商进行捐纳，以解决军事或经济上的燃眉之急。许多富商为了光大门庭，或为得到官府庇护，积极为自己和子孙捐官买爵。乔家的发展与官府照应十分密切。乔家先辈也意识到单纯依靠买来的爵位，并不可靠，只是徒有虚名。“而花钱结识权贵则可作为靠山，如果某一位官员失意了，花钱还能结交另一位官员作为自己的靠山”。[4](P54)乔家结交官吏从创立复盛公字号就开始了，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州府县吏，方方面面结交疏通，到光绪年间与官府结交更是频繁。陕甘宁的封疆大吏、山西的巡抚道员，几乎全与乔家有往来。

乔氏发迹之初，乔家只是靠辛劳赚了钱，社会地位还没有提高，而且当时社会上没有正式保护商业的机构、人员，更没有相应的法律，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有时难免被歹徒抢去或者被某些官员以各种理由掠去。于是，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乔家就想办法结交官吏，寻求官吏的政治保护。乔家的复盛公字号创立之后，朝廷赐予它“木鞭”作为守护神。木鞭上刻有朝廷的特殊红印，乔家用它打死人也不犯法。当时，中国的西北地区由于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掀起了规模和影响都较大的少数民族起义，后来虽被清廷镇压，但清廷经济力量大大损耗，统治威势大减。包头一带社会黑恶势力随之不断涌起，常常扰乱市场，讹诈商家的商铺，给商民造成危害。乔家因为与官府交往甚密，并有“木鞭”作保护神，一些地痞无赖也就不敢来乔家寻事，因而乔家商业的发展也就减少了这方面的不利影响。

山西茶商与朝中政要除了利益往来之外，二者相结合的另一重要途径则是商人官员化和官员商人化。一方面，清代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时代，统治阶级手中握有生杀大权，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商人，要想其商业平稳发展，必须依赖政府官员。如果没有政治势力庇佑，商人即使家产万贯，也难逃被勒索、被敲诈以至于倾家荡产的结局。另一方面，官场似铁打的营盘，官员似流水的兵，官员经常变换岗位，常常是商人们刚打点好的官员没几日调离了甚或倒台了，他们不得不再花血本打点新上任的官员，为此，商人叫苦不迭。于是他们就想方设法亲自往官场里挤，正所谓：“茶商在积累了财富之后，只是依靠官员的政治保护伞也不足够。他们可能会因为官员的倒台而失去保护。因而晋商在发家致富之后，就开始千方百计地谋求一官半职。”[3](P127)

乔超五即是乔氏家族中的佼佼者。乔超五，乔致远之子，字那山，号厚庵，生于道光六年五月，卒于光绪十二年，诰封朝议大夫。系宁守堂乔致远次子，保元堂的第一代主人。幼年时期并没有因为生于富贵之家而贪图安逸，而是在父亲、祖父的严格要求下，发奋读书，想在仕途上有所建树。终于在咸丰己未年（1859）中了举人，在他的影响下，乔氏子孙中有很多人中了举人。因而有“父子”、“叔侄”、“爷孙”、“兄弟”、“甥舅”同举的佳话。

随着商业尤其是茶叶贸易的发展，乔家的社会关系也在慢慢扩大，最终形成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乔家不仅与当时的晋商大户在业务上相互往来，而且与许多大小官员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其商业发展能得到官府的庇护，乔家与官员们的交往非常频繁，曾与当时声名显赫的王公贵族，还有许多官吏有过深厚的交往。保元堂的乔超五入仕做官，与社会名流也多有交往，关系密切者有清王朝相国李殿林。李殿林（1842-1916），清朝政要，字荫墀，大同县大王村人。“他于同治三年中举人，同治十年（1871年）成进士，钦点翰林授庶吉士，内阁学士”。[5]乔超五与李殿林既是同乡，又同朝为官，两人不仅在朝互相扶持，而且私交也甚密。此外，乔超五还与太守杨长藻、杨履晋、京卿刘笃敬、刑部大臣栾倬等人来往密切。之后“保元堂乔晋糅在任太谷铭贤学校校长时，与国民政府行政部部长孔祥熙关系密切，还曾作为孔的秘书和代理人，以特使身份与外国人会谈，深受孔的信任，据说保元堂的乔背樾还曾在孙中山身边工作过”。[4](P54)

（二）渠家与政要的关系 作为当时晋商八大家之一的渠家也同样是人才辈出，经商与致仕兼顾。渠映潢（1758-1832），字天池，渠同海第三子。渠映潢成年之后，子承父业，于乾嘉年间增设“长顺川”和“长源川”两大茶庄，并与外国开展茶叶贸易。至道咸年间，其子渠长发和渠长瀛扩大了渠家的贸易规模，还增加了贩盐的业务。随着渠家的商业发展和财富的积累，到其孙辈时，渠家已有四大茶庄即长顺川、长源川、长盛川、诚记茶号。渠氏商业达到鼎盛，据清人徐珂《清稗类钞》估计，渠家资产在三四百万两白银。渠家发家后，历经数代，在祁县古城东半城大兴土木，营造宅院，人称“渠半城”。

晋商之中“贾而优则学”、“贾而优则仕”蔚然成风，商人官员化和官员商人化的特征明显。渠家后代渠本翘是一典范。

渠本翘（1862-1919），原名本桥，字楚南，号湘笙，自幼天资聪颖，随母寄居于乔家堡外祖父——当时的名儒（咸丰己未科举人）乔朗山家，勤奋好学，又与舅父乔佑谦、乔尚谦、学友刘奋熙等日夜砥砺，相互切磋，学业大进，不到20 岁就博得“神童”美誉，精通经史。光绪十一年（1885年）考中头名秀才。次年于太原岁试，又获第一。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了解元，全省乡试第一名。光绪十八年（1892年）全国会试，中进士，敕任内阁中书，时年31 岁，实现了科举时代“琼林赐宴”、“春风得志”的愿望。光绪二十六年（190O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挟光绪帝逃往西安，本翘为了御侮救亡，投身国难。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始，以外部司员派往日本横滨领事。1904年，充山西大学监督。渠本翘虽然因学而优做官从了政，但他毕竟出身于商贾家庭，热衷经商致富，因而也重视商业的发展。二十世纪初，在举国废科举、兴学堂，开矿办厂的热潮中，渠本翘与乡绅商定，并捐资两万余两白银，把原“昭余书院”创办为祁县中学堂，并附设蒙养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山西官办太原火柴厂（“晋升火柴公司”）濒临倒闭的危难时刻，他挺身而出，出资五千两白银，接办了该公司并改名为“双福火柴公司”（地址太原市三桥街），渠氏控股的“双福火柴公司”（今日平遥火柴厂的前身）引进西方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生意日渐红火，效益良好，成了山西省最早的民族工业，渠本翘开创了山西民族资本工业的先河。与此同时，渠本翘充分认识到了采矿业对近代工业发展的作用。这一年，清政府将山西阳泉、潞城等地的煤矿开采权出卖给英商福公司，一时，晋省商人群情激奋，在阳泉成立了“山西保晋矿务总公司”，因渠本翘声名显赫，在民间投资中也是有名望的实业家，故而被全省商界公推为公司总经理。他出面筹措白银150 万两，赎回矿权，并建立了山西省的煤矿开采业。

渠本翘能顺应历史潮流，既入仕从政，仍办厂开矿，揭开了山西近代工业的序幕，是山西为官兼经商的典型代表，他在山西乃至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范家与政要的关系 从16世纪起，张家口在对俄贸易之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清朝建立后，双方多次派遣使臣商议通商之事，最终开通了恰克图等地的商埠。在对俄诸多商品贸易之中，茶叶贸易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由于沙俄对茶叶的需求巨大。同治八年（1869年），山西商人向恰克图运送茶叶颇多，是年《汉口关册》中记载：“山西商人，由陆路运往恰克图的茶叶，估计有功夫茶48000 箱，还有红绿茶计98500 筐，即62760 担，两项合计约11 万担，到同治十年（1871年），山西商人的输出能力已达202184 担。”[6]由此可见山西茶商对外贸易规模之大。在张家口经商的山西商人就是以经营茶叶为主的。他们把湖南福建等地的茶叶，历经辛苦，辗转多地运往俄国。对维护清朝统治及中俄贸易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也获得了朝廷的支持，茶商与朝廷关系颇为密切。从朝廷对山西范氏的支持便可窥见茶商与政要过从甚密的关系。

范永斗（1504-？），祖籍山西介休。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张家口。早在明朝初年，范氏就在张家口和蒙古地区做生意，历经七代，传至范永斗成为张家口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富商，时人称其“贾于边城，以信义著”。清军入关过程中，范永斗和其他七家商人在提供军需物资、生活用品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清朝定鼎后，顺治帝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并赐给服饰，还将八家晋商封为“皇商”（籍隶内务府）。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从此，范永斗等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借势广开财路，漫天做起买卖来。转眼，便成了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皇商，为八大家中之佼佼者。

以他为首的山西祁县商帮在张家口建立了四大茶庄，即长裕川、长盛川、大玉川、大昌川。范永斗茶厂之多令人惊叹不已。为了赞扬以范氏为代表的山西茶商的功绩，清朝曾赠与“大玉川”一块双龙石碑。我们知道，在对外茶叶贸易中，商人的信誉尤为重要。而“大玉川”是清廷御贴备案的商家，持有“双龙红贴”，这相当于现代的官方认证商家，外商见到红贴之后，便可放心大胆的交易。这更助推了范家对外贸易的发展。

在此，我们暂且不评价范家与清政府关系带来的后果。总之，清政府和官员对于范家的政治庇佑，使其在对外贸易中更具优势，范家后代茶店中的黄马褂、御食和牌匾等物。也都反映了当时范家与与政要关系的密切。

三、清代山西茶商与文人的关系

（一）乔家与文人的关系 山西茶商之所以人才辈出，生意兴隆，与其尊师重教，注重教化是分不开的。乔家先辈因为家贫读书不多，但他发家致富后却很注重对后代的教育。他的孙子乔致庸自幼读书勤勉，他的曾孙乔超五也酷爱读书，因俩人年龄相伤，长辈们曾送他们起去书塾。乔超五也是一位名医，尤善医术，民有疾苦求医药者，立施予。其喜阅书册，治家有方，待人诚挚。辞官返乡后，设家塾授教。其子伯谦、佑谦、尚谦，外孙渠本翘等同堂学习，后都考取功名，传为佳话。乔超五著作等身，所著《有融斋文钞》一卷，《诗钞》二卷，《然德人之言时艺》二卷等。《同治圣德颂》载“癸亥之秋，七月既望。越有翌日，天门轶荡。父老忭歌，儿童雀喜……”[7]由此可见，乔超五才学渊博，文采斐然，在茶商之中出类拔萃。

乔超五还经常与当时榆次常家的常赞春、常旭春等名流学者交往。常赞春（1872-1941），字子襄，堂名常敬一堂，山西榆次人。出生大家，并没有骄奢淫逸，而是刻苦读书。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举，宣统元年（1909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师从林纾等经学大师，授文学士。民国七年（1918年）授国会众议院议员。终身从事教育及文化事业，谆谆善导，著作等身，桃李满三晋。常赞春学识渊博，熟读儒家经典，对史籍、诸子、目录、金石有极深的造诣；对楚辞汉赋，也有颇多研究；对宋学经义，亦有精研；对文字语言，有深入研究和创作。他文辞畅达，如行云流水。诗源于杜甫、李义山，亦得王世祯诗精髓，慷慨激昂，清新隽永，为经学文学巨儒，三晋著名的教育家、国学家、文学家和书法家，被誉为文化名人。

常旭春（1873-1949），字晓楼（孝麓），清榆次县人。清光绪二十八年，与兄赞春同榜中举，被传为佳话。平生推崇名书法家，先学魏碑，后尊崇唐代李北海，精研摹习，自成一家。太谷书法家赵铁山有评：“旭春翁平日少写，而心目用功细巧，偶见有别致体裁结构，必牢记心头，深研琢磨，此其胜人一着。所以劲精有力，与年俱增，实在难能可贵。”[8]书法与其兄赞春及赵铁山并称为“二常一赵”，名著一时。其著名书法作品有：《乔筱山墓志铭》、《宋隽臣墓志铭》等。乔超五常与常赞春、常旭春二人在保元堂举办诗会，相互唱和，以文会友，互以条幅、中堂书画等相赠。由此可见茶商乔家与文人关系的密切。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山西茶商都采用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使之成为符合儒家义理的“儒商”。如乔家家训是乔家几代商人关于人生、商道、世道经验的总结，反映了他们作为一个在商业上获得很大成功的百年大商家的道德立场和精神高度。作为清代的巨商大贾，乔家的财富的社会地位很少有人与之匹敌。但乔家并没有把这些最为真正的财富，而是把学问，礼义廉耻这些作为视为珍贵的东西，这也是古代儒商才会拥有的精神境界。商人不同于士，是四民之末，不需要用无用的言词表白自己，但乔家还是这么做了，那就是说，这个乔家有他自己的精神自觉。乔家先人认为这些话是对的，才会作为家训留给后人。

在道德文章方面，世人皆以为谋利是商人的终极目标，对钱应当有一种狂热的崇拜。但在乔家人眼里，真正的道德确是无欲无为。纵观乔家历代诚信经营、乐善好施、回馈社会的行为，他的所谓无欲，是不可自私自利；他的所谓无为，是不可损人利己。乔家家境和社会地位如此优越，对后代却严格要求，是乔家长盛不衰的原因，也是其后代多文人才俊的原因。乔家以儒家义理规范家族行为，使得茶商和文人得以结合，也使得乔家成为享誉百年的大商家。

（二）侯家与文人的关系 晚清时期有一位山西籍名人，他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又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在文学、历史、书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纽约时报》称其为东方伽利略。他于道光六年中进士，历任广西、福建巡抚、闽浙总督、总理衙门大臣、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它既是名臣，又是学者，他就是著有《瀛环志略》、《古诗源评注》、《退密斋时文》、《退密斋时文补编》的徐继畲。徐继畲祖籍山西五台山，家境殷实，父辈皆在朝为官。他本人才学广博，在朝为官数十载，并与山西商人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

年轻时的徐继畲便频繁与晋商交往，晚年更甚。谈及徐继畲，山西茶商、平遥古城是必不可少的话题。在明代，随着晋商的兴起与壮大，平遥古城日益发展成为北方商业重镇，城内店铺众多、商贾纷至沓来，山西著名的“日升昌”票庄就在此挂牌经营。平遥古城内不仅商业活动兴盛，而且教育氛围很浓，当地人普遍重视教育文化事业。建立在平遥的超山书院在商界的大力支持之下重新恢复，并聘请名师培养后辈。商人们议定：“超山书院山长由绅士询访进士之有品学者，禀请县尊送关敦请。”[9]徐继畲才能出众，人品尤甚，加之其社会地位和影响，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因此，徐继畲于咸丰六年应邀来到平遥古城，此后十多年来，徐继畲对超山书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侯培余是平遥城的巨商大贾，侯家与徐继畬的关系密切。在徐继畲应请撰写的《侯节母赵太恭人七十寿序》中，可以看出：“先君子施南公（按即其父徐润第）尝与笃斋副车（按即侯培余）为宾主，教其弟绍先，余顷年设帐绵田，与其昆仲游，晚岁归田，馆平遥，又交其群从子孙。累世通家，过从无间，故其家事知之为最悉。”[10]到咸丰年间，票号机构越来越庞大，人员越来越增多。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票号规章制度的创设便提上日程。当时，徐继畲出任超山书院山长，鉴于其才学和社会地位。经过票号商人的协商，决定请徐继畲协助，制定出一套票号规定章程。从这些章程中的内部结构，人事安排等可以看见山西商人管理严格，责权分明等精神，同时也贯穿着儒家传统道德精神。蔚字号建立起规章之后，其生意利润倍增。以致“一纸汇票到，百万现银立取”。探究其原因，徐继畲对票号管理的贡献显而易见。由此观之，文人对山西茶商的贸易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人与商人的关系密不可分。

如上所述，伴随着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山西茶商日益崛起了，他们爬山涉水，跨国经营，积累了社会财富，实现了人生价值，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结构和传统价值观的转变。但在以士农为主体的封建社会框架内，商业始终被视为末枝，商人很难一步登天，成为社会的主流。于是，富有智慧的山西茶商便主动交接文人，攀附政客，甚至亲自跻身于政治舞台，保护商业利益。正如有学者所言：“特别是对于商人来说，他们对官位更是有着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依赖，只有读书做官才能彻底脱离自己的出身，进入更高的社会层级。”[3](P163)同时，茶商与文人政客的结合又催生了新型的“儒商”文化，商人将儒家传统义理纳入自己的经营哲学之中，创造了独特的晋商文化，为当今社会构建新型的政商关系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