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宋榷场贸易的历史分期与特征

刘智博，李秀莲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榷场贸易的历史分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宋关系的变化过程，其对于金宋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学界对于金宋榷场贸易历史分期的相关研究较少，并且大多以宋朝为主，根据宋金战和关系将双方榷场贸易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分期的具体细节方面仍有着明显差异。本文拟在前人相关研究基础上，将尝试以金的角度来试析金宋间榷场贸易的历史分期及其特征，笔者不揣谫陋，起而踵之，为中肯絮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学界对于金宋榷场贸易历史分期的认识

关于金宋榷场贸易的历史分期问题，前人已有相关成果论述。陈新权先生在《宋金榷场贸易考略》全面地论述了宋金榷场诸问题，并将宋金间榷场贸易划分为三个时期，文章认为：“纵观百余年以来，宋金两国通商关系，可分为三个时期……初期战争甫定，设备未全，且为时不久，复告中断；然而立法规模，已颇为可观。中期和平最长，通商极盛，贸易激增，岁入亦巨。末期战争频仍，虽通商继续，然已渐趋没落。”[1]（P436)陈氏虽然指出了嘉定和议后双方榷场贸易趋于没落，但并未展开讨论，颇为遗憾。

靳华先生在《宋、金榷场贸易的特点》中系统地探究了宋金间榷场贸易的诸特点，并认为：“南宋自始至终有五榷场……在1206年以前，倍于宋，1208年以后，减少到八处，这就说明双方的贸易从此走向衰落。另外，从榷场的开放时间上看，明显地反映了榷场贸易的三个时期：1142年至1161年；1164年至 1206年；1208年至 1234年，这与宋金和好的时间吻合，说明宋金榷场贸易受政治军事制约的特点。”[2]其将金国恢复榷场数目的减少作为嘉定和议后双方榷场衰落的依据，难以言之凿凿。

晚近左强先生在《宋金榷场贸易与走私贸易研究》一文对宋金榷场贸易的发展进行了全面梳理，文章认为“从时间上来看，宋金榷场的设置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间段：‘绍兴和议’之后的1142年到海陵王准备南侵的1159年；‘隆兴和议’订立之后的1164年到宋朝开禧北伐的 1206年；从 1208年‘嘉定和议’订立到1234年金朝灭亡，这三个时期是两国榷场贸易发展迅速的时期，而这三个时间段之间的历史时期则是因为战争而造成的贸易中断。”[3]（P6)但实际却并非如此，在“嘉定和议”签订后双方榷场贸易受战争、局势等因素影响已经开始走向衰落。

可以看出，前人的研究皆注意到榷场贸易的历史分期与金宋关系的联动关系，但研究成果大多以宋作为中原王朝的角度探析榷场问题，并忽视了榷场自身的发展过程。下文将尝试以金的角度、从榷场贸易自身发展的过程着手来试析金宋间榷场贸易的历史分期及其特征。

二、金与北宋榷场贸易的酝酿阶段（1120-1125）

榷场是从事商业贸易的主要场所，其一般开设于两个政权势力的交界处。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于辽天庆四年（1114）率领女真各部人马于来流水誓师反辽，开始了为期十年的征辽战争。虽然女真人在对辽战争中节节胜利，但是介于此时辽国还并未灭亡，金与北宋的政权势力范围还尚未接壤，双方就榷场贸易问题只是多次通过使臣、国书等方式行沟通，并基本达成“互开榷场”的共识，故在这一时期金宋榷场尚处在酝酿阶段，但考虑到金宋榷场贸易自身发展的完整性，这一阶段不应被忽视。

早在北宋建国之初，女真人曾依附于北宋，双方经常进行马匹贸易，“国初时，女真常奉贡，而太宗皇帝屡市马女真，其后始绝。”[4]（P1)由于辽的势力逐渐强大，女真人遂依附于与其更近并实力更强大的辽国，断绝了与北宋的联系，故女真人和北宋之间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少有联系，北宋亦对女真人鲜有关注。直至阿骨打起兵反辽，并在对辽战争中不断胜利，北宋才逐渐关注到处于北方的女真人。此时正值北宋徽宗时期，徽宗一心想收复燕云之地，辽国叛臣赵良嗣献“联金复燕之策”正合徽宗之意，加之朝堂内蔡京、童贯等要臣支持，徽宗决定实施“联金复燕之策”，但由于对金国内部不了解，于是向登州守臣王师中下诏书：“募人持诏，以市马为名，伺其实。”[5]（P3)北宋遂开始了与金进行交流的尝试。关于北宋本次“出使”《三朝北盟会编》记：“虽已到彼苏州界，望见岸上女真兵甲多，不敢近而回。”[4]（P3)虽然北宋这次尝试失败，但是徽宗并没有放弃出使的计划，金天辅二年（1118）北宋再次遣马政、呼延庆以“市马为名”泛海并成功使金，金宋两国的直接交流开始，随后双方就外交书礼、燕云地区归属、联合灭辽等问题多次协商，在这其中也包括了双方共置榷场的问题。

金与北宋双方关于商议共同建立榷场最早在《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为天辅四年（1120），“两国方以义理通好，将来本朝取了燕京却要系官钱物，此无义理，可便除去五也。事定之后，当于榆关之东置榷场六也。”[4]（P20)金方同意将燕云一带土地归于北宋，作为答谢北宋将原来纳贡辽的岁币转贡于金，并仍置榷场与金进行贸易往来。在此金宋榷场贸易的酝酿阶段，女真人所建立的金国作为一个新兴的政权，虽然在对辽战争中接连取胜，可无论是从统治集团的底蕴还是从国力、经济水平都无法跟经营百余年的辽宋相提并论。在金太祖阿骨打在建立金国之前，也就是女真人还在氏族部落时期，辽和北宋都曾以宗主国身份对待女真人，女真人经常遭受压迫，而金辽战争的节节胜利让长期受到压迫的女真人看到提升自身地位的希望。在女真人发动对辽战争后，其本意只为在辽国方面争取到更多的利益，然而北宋的介入并请求“联合灭辽”，给予其极大的信心的同时也坚定了阿骨打灭辽的决心。在金与北宋达成“海上之盟”后，一方面由于金人主要对“联宋灭辽”予以极大兴趣，对其它盟约内容如榷场问题、岁币问题关注相对较少，金人都是以宋对辽的方式作为参考标准。在金人致北宋国书中提及置榷场“银绢依准与契丹数目岁交，仍置榷场”，[4]（P26)随后北宋回金国书中对此予以确认“银绢依与契丹数目岁交，仍置榷场。”[4]（P27)可见双方基本达成互开榷场的共识，并且从中也不难发现金人希望能取代辽地位的“政治野心”。

金人由于着力于与辽的战事，其对于共建榷场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缺乏直观的认识，所提要求也较少，金太祖阿骨打只是于天辅七年（1123）在致宋国书中云：“仍于稳便处所起置榷场”，[4]（P95)北宋随后致书答复在《三朝北盟汇编》记：“遣使贺正旦生辰及置榷场事，并如来书所谕。”[4]（P97)其在《大金吊伐录补》亦有记载：“置榷场去处，从贵朝所便，交易并如契丹体例。”[6]（P72)对应《金史》中也发现有对此的相应记载，在天辅七年（1123），“宋使赵良嗣来，请加岁币以代燕税，及议画疆与遣使贺正旦生辰、置榷场交易，并计议西京等事。”[7]（P40)以此来看金宋双方基本达成互开榷场的共识。

在这一时期，金人希望通过榷场贸易带来更多的是北宋的政治认同，其迫切希望“联宋灭辽”来取代辽的政治地位，正如靳华在《试析宋、金榷场建立的目的及作用》一文中指出，“榷场贸易是两个独立政权间采用的一种贸易形式，北宋与辽之间曾进行过，因此，金提‘仍置榷场’，表明它要取代辽进行榷场贸易，宋政府的应诺说明金已通过要求建榷场取得与宋的平等地位。”[8]在金宋榷场贸易的酝酿阶段，金国统治者认为相比于共建榷场可能为金带来的经济效益，远不如在政治上得到北宋的认同，提升自身地位的现实意义重要。金人想取代辽的地位与北宋共置榷场，并通过以此带来宋国的政治认同是这一阶段金宋榷场所表现出的最显著特征。

三、金与南宋榷场贸易的发展阶段（1141-1206）

逐渐强大的金国最终于天会三年（1125）灭亡辽国，此时的金国已经基本取代了辽国的政治地位。作为北方新兴的政治势力，金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一跃成为北方新的霸主，而在之前金与北宋双方就燕云地区的交涉以及联合灭辽问题产生较大分歧，在这过程中宋人的软弱腐朽无不充分地暴露在“强势”的金国面前，两国之间本就貌合神离的联盟关系在此时更是显得摇摇欲坠。金太宗于天会三年十月，以“岁交金币并不如期”，[6]（P72)“物货粗恶”[6]（P72)等借口进攻北宋并于次年（1126）攻陷开封，北宋政权灭亡。随着北宋政权的覆灭，金与北宋的榷场贸易也就此做罢。随后南宋政权于南方兴起，其经济政治中心受战争影响而逐渐南移，金与南宋的战争持续到皇统元年（1141）。在此阶段，双方的榷场贸易受战争及外交关系影响一直处于“搁置”状态。

皇统元年（1141）金与南宋由战转和签订“皇统和议”，并于皇统二年在边境处建立榷场开始进行广泛的榷场贸易。正如赵永春先生认为：“‘皇统和议’签订以后，宋金结束了长达十五六年的战争生活，开始走向了和平相处的道路……金朝虽然没有达到灭亡宋朝的目的，但与宋朝签订‘皇统和议’，并没有吃亏，他们在宋金势力趋于均衡的形势下，既得到大量土地，又迫使南宋称臣纳贡……宋高宗和秦桧也把‘皇统和议’的签订看成是一大胜利。”[9]（P196-197)在此次和议签订后，双方会维持较长一段时间的和平与稳定，一方面原因是金与南宋在近乎均衡的实力下签订和议，双方的统治阶级都较满足于“皇统和议”的签订，另一方面两国人民都深受战争影响，更向往和平稳定，而在双方持续长时间稳定的关系下，榷场贸易顺势而生。

《金史·食货五》中记：“熙宗皇统二年五月，许宋人之请，遂各置于两界。九月，命寿州、邓州、凤翔府等处皆置。”[7]（P1113)金方面设置的榷场有泅州场、寿州场、颖州场、蔡州场、唐州场、邓州场、息州场、风翔府场、秦州西子城场、巩州场、洮州场以及密州胶西场，至此金与南宋榷场贸易正式进入发展阶段。从皇统二年（1142）金人始置榷场至泰和六年（1206）“宋界诸场，以伐宋皆罢”，[7]（P1115)金宋战争爆发，榷场贸易因双方的战争而罢置这六十四年间，金宋榷场贸易总体呈繁荣发展趋势。在这阶段中，金宋榷场虽然由于海陵南征而陷入暂时停滞，《金史·食货五》云：海陵正隆四年正月，罢凤翔府、唐、邓、颖、蔡、巩、洮等州并胶西县所置者，而专置于泗州。寻伐宋，亦罢之。[7]（P1113)对应《宋史·高宗本纪》亦载：“二十九年春正月丙辰朔，……是月，金国罢沿边榷场，惟泗州如旧。”[10]（P591)然而在世宗即位后，就积极改善与南宋的关系，大定三年（1163）双方战争结束并议和，签订“隆兴和议”，仅仅一年后，金世宗便以尚书省奏请为由，恢复榷场贸易，“四年，以尚书省奏，复置泗、寿、蔡、唐、邓、颍、密、凤翔、秦、巩、洮诸场”。[7]（P1113)

从1142年至1206年纵观而看，双方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状态，榷场贸易发展较为稳定，而因战争关闭榷场的时间只有不到五年，故这一阶段双方榷场贸易总体呈上升发展趋势。在此阶段，金宋双方不仅开设榷场数目较多，并且榷场贸易额以倍数扩大。由于缺乏较多的史料记载，仅在《金史·食货志》有关于金国榷场贸易额的记载：“泗州场，大定间，岁获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承安元年，增为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六百五十三文。”[7]（P1114)“秦州西子城场，大定间，岁获三万三千六百五十六贯，承安元年，岁获十二万二千九十九贯。”[7]（P1115)以此来看承安元年（1196）榷场贸易额倍于大定年间（1161-1189），在金宋榷场贸易发展阶段，榷场贸易给金国所带的经济效益日益凸显。金国不仅通过榷场贸易获取大量经济利益，增加国家收入的同时还通过榷场从南宋获取大量所必需的商品，如茶叶、象牙、苏木等。《金史·食货五》记载：“所须杂物，泗州场岁供进新茶千胯、荔支五百斤、圆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榄五百斤、芭蕉干三百个、苏木千斤、温柑七千个、橘子八千个、沙糖三百斤、生姜六百斤、栀子九十称、犀象丹砂之类不与焉。”[7]（P1114-1115)从南宋在泗州场对金的岁贡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岁贡品都是金人在北方所稀缺的。金人通过金宋榷场贸易也获取大量其生活必需品，这些必需品大多在北方无法获得，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茶叶，《金史·食货四》载：自宋人岁供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世宗大定十六年，以多私贩，乃更定香茶罪赏格。[7]（P1107)尚书省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下上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财弥甚。”[7]（P1108-1109)由此来看，金人喜好喝茶，上至皇帝百官下至普通百姓都喜好喝茶，然而北方气候寒冷干燥却不适宜种茶，只能通过进口获取茶叶，故茶叶贸易在金宋榷场贸易中逐渐占据较大份额。但由于金人大量进口茶叶致使其供不应求，造成了严重的贸易逆差，这与金统治者希望通过榷场贸易获得经济收入的初衷背道而驰，在这一阶段，金国统治者也愈加开始重视规范榷场贸易，逐渐开始对榷场进行贸易限制以此来保护本国经济发展，从而追求更多的利益。正如蔡定益在《论金代的茶叶贸易》中指出：“金宋榷场每年的茶叶贸易额十分巨大，……为了在榷场换购宋方茶叶，金人耗费了大量资财，以致一度造成金国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11]金国统治者对榷场贸易产生的贸易逆差深感担忧，后来其更是通过制定“食茶制”，来限制民间食用茶叶，期望通过以此方式来避免在榷场贸易中为换取茶叶而出口大量丝帛。

在金宋榷场贸易快速发展阶段，金国统治者逐渐重视榷场带来的经济效益，其一方面通过有力手段对榷场贸易商品的限制避免大量的贸易逆差，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加强对军备必需品的贸易限制，以确保国家政治军事安全，“禁秦州场不得卖米面、及羊泵之腊、并可作军器之物入外界。”[7]（P1113)“有以甲叶贸易诸物，天德榷场及界外岁采铜矿，或因私挟兵铁与之市易，皆一切禁绝之。”[7]（P2025)金国不仅将米、面、铜等军需品被列入禁易品，作为金军保持战斗力而不可或缺的马匹，同样也是被禁止贸易的，“诏禁卖马入外境，但至界欲卖而为所捕即论死。”[7]（P277)在这一阶段，在双方的榷场贸易中由于金国军事实力的强大，使得金国方面逐渐掌握了贸易的主动性。金国一方面积极开展对宋榷场贸易，以此来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其严格控制榷场贸易商品，开始注重在榷场贸易中维护自身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安全。

四、金与南宋榷场贸易的衰落阶段（1206-1234）

南宋于开禧二年（1206）发动“开禧北伐”致使金宋又陷入战争状态，双方榷场亦受战争影响而暂时关闭。随着南宋“开禧北伐”的失败，金宋议和双方签订“嘉定和议”，南宋方面请求恢复榷场贸易，金朝统治者应允，《金史》记：“泰和八年八月，以与宋和，宋人请如旧置之，遂复置于唐、邓、寿、泗、息州及秦、凤之地。”[7]（P1115)虽然双方的榷场有所恢复，但从这次金国恢复榷场情况来看，金宋榷场贸易不置可否地已经走向衰落，正如陈新权在《宋金榷场贸易考略》中认为：“经过三年之后，和议再次成功，在宋国的建议下，金国才恢复榷场七处。……此后，宋、金间的贸易，虽然继续保持，但前途则颇为暗淡。在战争气氛弥馒之下，双方用兵日多，时断时续，迄无宁日。”[1]（P421)

金国方面在此次和议后所恢复的榷场数远不及之前两次战争后恢复数目，由原来的“倍于宋”减少到仅余八处，蔡州场、密州胶西场、巩州场、洮州场没有被金国恢复，其中巩州场与洮州场早在大定十一年（1177）被金国关闭，“十七年二月，上谓宰臣曰：‘宋人喜生事背盟，或与大石交通，恐枉害生灵，不可不备。其陕西沿边榷场可止留一处，余悉罢之’。”[7]（P1114)由于巩州、洮州地理位置特殊，北邻西夏南邻南宋，金人因恐西辽与南宋勾结而关闭榷场。在卫绍王即位后，金国又因拒绝救援西夏，致使金夏关系紧张，金夏战争又于大安元年（1109）爆发，作为金夏、金宋边境的巩、洮两地首当其冲，遂两地榷场贸易的恢复更加遥遥无期。密州胶西场位于山东境内，在金末深处红袄军活动范围内，其相继被红袄军方郭三、李旺占据，故深受战争影响的密州胶西场的榷场贸易亦是无从恢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双方榷场贸易已经走向衰落。

虽然单单从金国恢复的榷场数目来断定双方榷场贸易走向衰落并不严谨，但在结合当时金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局势与金宋双方不稳定的关系来看，金宋榷场贸易走向衰落其实是必然的。金章宗在“嘉定和议”签订后不久即逝世，卫绍王即位后金蒙关系亦急剧恶化，在成吉思汗的整合下蒙古日益强大，大安三年（1211)蒙古正式发起对金战争，强势大蒙古已经令金国疲于应对，而金国朝堂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纥石烈执中和术虎高琪先后左右朝堂使金国陷入内忧外患局势，金人由于对蒙战争耗费大量财力，而南宋又没有按时送来岁币，双方关系已经有恶化的趋势，“宣宗贞祐元年，秦州榷场为宋人所焚。二年，陕西安抚副使乌古论衮州复开设之。”[7]（P1115)秦州榷场更是于宣宗贞祐元年（1213）被宋军烧毁，但是由于金国在这一时期财政极为紧张，急需通过榷场贸易来获取经济利益，于是第二年即恢复秦州榷场，以此来看在双方的榷场贸易中金国逐渐失去了主动权。南宋随着金蒙战争的进行，其对金国的政策与态度也在发生着改变，停止了对金输送岁币，致使双方关系持续恶化，金宣宗还在权臣的怂恿下于兴定元年（1217）进攻南宋。虽然在现有资料中没有记载关于这次战争爆发后双方榷场开闭的明确状态，但是从兴定元年（1217）集贤院咨议官吕鉴的奏言中可知，金宋部分榷场已经陷入停滞，《金史·术虎高琪传》中记：“集贤院谘议官吕鉴言：‘南边屯兵数十万，自唐、邓至寿、泗沿边居民逃亡殆尽，兵士亦多亡者，亦以人烟绝少故也。臣尝比监息州榷场，每场所获布帛数千匹、银数百两，大计布帛数万匹，银数千两，兵兴以来俱失之矣。夫军民有逃亡之病，而国家失日获之利，非计也。’”[7]（P2344-2345)

在这段疏言中，亦是直观可知金宋双方关闭榷场为金国带来的巨额经济损失，深受战争影响的边境榷场沿边居民的逃亡致使唐、邓、寿、泗诸场关闭，这使得原本就陷入衰落的金宋榷场贸易更是名存实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在一定范围内会影响政治决策，金国统治者考虑到关闭榷场，断绝贸易往来所带来持续的巨额经济损失，其在处理与南宋关系时势必会更加谨慎，这也间接的影响了金朝末期对南宋政策的改变，哀宗为了扭转四面受敌的处境积极与南宋议和，无奈宋人拒绝议和并联蒙灭金，金国最终无法避免被灭国的命运。

在金宋榷场贸易衰落阶段，金国不仅要面对蒙古持续的进攻，其内部也矛盾重重，而金宋关系的持续恶化又致使双方战争不断，这对原本正常进行的榷场贸易产生了严重影响，金国在财政紧张的同时也难以从双方榷场贸易中得到经济补充，这也进一步加速了金国的灭亡。天兴三年（1234）随着宋蒙联军攻入蔡州城，金哀宗自缢而亡，金国退出历史舞台，金宋榷场贸易也就随着金的灭亡而彻底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