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性、地方性与中国现代文献学的着力方向

李 怡

最近数年，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一样，“去中心化”的趋势继续发展，“边缘”现象、“地方性”知识成为学界特别关注的对象，这究竟是学术研究过于成熟之后不得不向外围发展的策略，还是基于对学术历史的自我反省之后的开拓之举？对一系列被人遗忘的陌生的话题的开掘是否真有通达未来的特殊意义？或者，又是否真的具有更深的方法论的指向呢？

我觉得，边缘性、地方性知识分量的上升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文学更清醒的自我定位的结果，其中，更包含着我们自觉建构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努力。

一

一般认为，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是中国变革的关键，对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而言，如何效仿西方、紧追西方的现代化取向就是历史的共识，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念兹在兹的头等大事。这样的历史叙述可能会忽略掉一些微妙而重要的历史细节，当然，这些细节中包含的精神变迁的意义也就一并被漠视了。例如，百余年前近现代之交，当中国留学生走出国门，全方位领略“世界”的节奏与步伐之时，同时出现了两种关怀：其一当然是为我们所熟知的对外部世界的关怀，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介绍，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如果仔细观察当时的杂志、论述，就会发现，在外来文化知识进入视野的同时，一种“内视”的眼光也同时出现。这就是大量以乡土、区域命名的杂志涌现，《湖北学生界》《直说》《浙江潮》《江苏》《洞庭波》《鹃声》《豫报》《云南》《晋乘》《关陇》《江西》《四川》《滇话》《河南》……外来文化的引入与“地方”意识的出现几乎同时发生，就是在这些以地方命名的杂志上，对西方新知识的介绍和对地方文化、特别是边缘生存状况的关怀并行不悖。地方风物与人物图画、地域时政报告及地方文学栏目是这些杂志必不可少的设置，近代中国学人对西方的发现伴随着我们自己的“地理大发现”。

江苏同乡会创办了《江苏》杂志，在主办者看来，“爱国必自爱乡始。无他，事之由小以成大，自迩而及远，亦必至之势，无可如何者也”。(1)江苏同乡会：《创始记事》，《江苏》1903年4月创刊号，第145页。《洞庭波》创自湖南留学生，他们将湖南直接置放在世界格局当中:“以湖南比近世之帝国，一曰日耳曼二十五联邦中之德意志也;以湖南比世界之共和国，一美国十三州中华盛顿也。”这是乐观言之，但苛刻观之，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哀湖南者莫不曰:湖南在今日将为天下第二之印度、犹太也。”(2)铁郎：《二十世纪之湖南》，《洞庭波》1906年10月创刊号，第1页。中州大地的河南留学生也有类似的地方性忧患：“自今而后，吾河南父老忆过去之腐败，当激其耻心;睹现在之危险，当兴其惧心;更虑及将来之苦痛而矢其奋心。而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促黄河流域一部开化最早之民族雄飞于世界，不至与尼罗河流域之哈米低克族、印度河流域之阿利安种徒为后人所凭吊。”(3)《豫报开言仁》，《豫报》1906年12月第1号，第1页。浙江留学生更从其对两浙地域性体验中提炼出了文化地理学的视野：“抑吾闻之，地理与人物有直接之关系在焉。近于山者，其人质而强;近于水者，其人文以弱。地理之移人，盖如是。其甚也，可爱哉浙江潮。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力气，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4)《浙江潮》发刊词，《浙江潮》1903年2月创刊号，第1页。

晚清留日知识分子是影响近代中国思想变化的最大规模的群体，这些留日学生创办的以地方性命名的杂志，一如既往地充满了“世界眼光”(讨论中外关系、文明大势)，满怀“忧患意识”(处处可见“危机”之声)——这都是新时代与新知识的产物，然而其中对“吾土吾民”、对边缘区域历史文化的关注也格外引人注目，并且还不仅仅是感性抒怀层面的，那些由“地方”而生发出来的“地理学”知识、“民族学”考辨以及区域学术史的梳理，都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知识已然开始建构了。

如果说，上述杂志还主要来自留日学生界，那么回到中国本土仍会发现，就在同一时期，国内同样创刊了类似的以各地域命名的报章杂志，如重庆的《渝报》(1897)，成都的《蜀学报》(1898)、《蜀报》旬刊(1903)、《蜀报》半月刊(1910)，西安的《陕西》(1909)，长沙的《湘学报》(1897)、《湘报》(1898)等等。这就表明，以现代地理知识框架重新审视国人的生存空间，透过“地方的发现”回应外来的冲击，如此的思想逻辑特别清晰，只不过它经常被后来的主流历史叙述淹没于“走向世界”的喧嚣声浪中。

中国知识分子借助新的地理知识，对“地方”的再发现实际上在晚清就已经结出了果实。中国古代的地理描述，从《禹贡》到《史记·货殖列传》主要还是一种帝国疆域的检阅，梁启超是从事中国文化地域性研究的第一人。1902年，他连续发表了《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等重要论述，表达了近代意义的文化地理学思想。在这样的视角下，中国的地理意义在世界的大背景上被呈现了出来，中国不再如过去人们所认识的那样雄踞于世界地理的中心，中国以外的世界也不是浑然的一体而是各不相同的地理空间的组合。这就意味着，中国与西方，西方诸国彼此之间、中国内部各区域之间都具有各自的差异性，在地理差异的背后则是文化与精神的巨大的差异。从“地理”的角度寻找对精神现象解释，这也就是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由梁启超所开启的文化地理学思潮以后在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著述中多有体现，在留日学生中亦有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等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地理大发现”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逻辑，他们所要祛除的“中心”是中国人曾经自以为是的“中原中心”，巨大的世界格局击破了“中国中心”或曰“中原中心”的虚幻想象，但惟有如此才能带来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平等相处，使国人充分感受到这个竞争的世界所给予的生存的压力，从而激发出人们不屈奋斗的决心。由此，晚清知识分子的地理知识具有了双重含义：首先，在世界格局中，中国从“中心”降低为“地方”，带来奋发图强的紧迫性；其次，国家的危机须由其内部各个不同的“地方”来承担，如何调动“地方”的文化力量奋发图强，成了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

二

可惜的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地理发现到后来却逐渐演变为一种：即对国家民族整体的“非中心”的认知。相应地，我们却在中国的内部以另外的方式强化着另外一种“中心”观念。“地方”再次被淹没和忽略了。

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发展受外来思潮的影响的确格外明显，这就逐渐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似乎主要是以向西方敞开大门来实现的，而首开风气的少数“发达”城市如上海、北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先进”的外来文化是透过北京、上海这样的“窗口”才向内地区域逐步传播，而更次一级的区域则又是通过各区域中心城市的“再传播”来汲取信息，就这样，从西方先进文化开始，到中国少数发达的窗口城市，再到区域中心城市，最后逐级抵达边缘的区域，这就是文化现代化与文学现代进程的全过程，至于迄今也不够发达的文化区域，则是因为这种外来的先进的文化传播速度缓慢所致。

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这种描述，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某些重要特质，却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不同的“地方”(哪怕是最偏远的所在)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它自己也有着发展和演变的可能，至少也不会是呆板地被动地等待着外来力量的改变，能够改变某种文化形态的外来文化，最终一定会与固有的地方文化相互结合、彼此激荡才形成了“合力”，在历史大变化的过程中，所谓“地方经验”绝对不是仅仅属于偏狭地域而不能与外界分享，它本身也可能包含着促进整体变化的重要经验。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力量绝不仅仅是外来“先进”文化本身的力量或者少数发达的中国城市努力传播的力量，它同时也是各个“地方”资源激活与自我发展的结果，是许许多多的“地方”共同推进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并没有绝对的“边缘”和所谓歧视性的“地方”概念，任何一种边缘/中心的划分都是相对的，是立足于特定观察立场的后果，而所谓的“地方”概念实则出于与“中央”的对应，而“中央”概念本身恰恰属于大一统集权的传统体制，本身就可能是现代化进程要挑战和消解的对象。我们可以这样说，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本身就是让不同的“边缘”和“地方”重新彰显自己，是否有更多的“边缘”和“地方”在这一过程中华丽转身，将它们各自的知识上升为全民族的知识，将它们各自的经验整合进国家层面的经验，正是文化现代化是否深入展开的重要标志。

最近数年，我一直在关注“四川现代边缘作家”的文学意义，其实也就是基于对现代中国文学中的现代经验的丰富性的发掘需要。对于大中国而言，尤其是传统习惯性以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角度来看，四川当然就是不折不扣的“内陆腹地”，或者说就是现代化方向上的边缘之地，而立足于这一边缘又无法进入主流文学史视野的四川作家，当然也就属于“边缘之边缘”了。双重边缘的地位让许多的四川作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而忽视就让我们失去了深入勘探独特文学经验的机会。例如，作为传统意义的内陆腹地，四川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的作家本身就被划分为两极：尽力顺应现代化指向而冲出巴蜀盆地扬名文坛的如郭沫若、巴金等，不那么因时而动而更愿意固守乡土的如李劼人。前者很快赢得了大范围的声誉，成为主流文学史的讲述对象，不过，人们习惯于讲述的还是他们与其他区域人们的“共同经验”，这样一来，巴金的《家》也就不再是成都公馆的独特故事，而是中国“封建家庭”的共同的影像，这是中国读者的普遍感受，也是巴金本人的自觉追求。郭沫若的精神气质原本颇具地方特质，但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来就是努力将其《女神》、抗战历史剧与古代社会研究联通到时代宏大主题之中，诸如五四狂飙突进的精神、中国思想的巨大变动等等。同理，因为对于乡土的固守，李劼人的历史趣味和地方色彩迟迟得不到主流文学史的留意，或者说在整体现代化的叙述框架中，人们长期找不到一种恰如其分的方式来掂量李劼人的独到品味。

当然，随着文学史观念的逐渐更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围也有所拓展，如今，李劼人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不过，除开李劼人不论，照样还有许多的现代作家因为“边缘”而未能进入学术研究的范围——在这里，我将未能在主流文学史中占据某一叙述小节甚至连名字都难以寻觅的作家视作“边缘”。下面这个名单可能都属于这个范畴，其中相当部分可能对许多读者都是陌生的。

王光祈、周太玄、李思纯、孙少荆、何鲁之、周晓和(光煦)、李璜、李小舫、彭云生、穆济波、曾琦、吴芳吉、叶伯和、蒲伯英、康白情、邓均吾、王余杞、刘盛亚、陈炜谟、陈翔鹤、林如稷、李开先、沈启予、李初梨、卲子南、任白戈、李一氓、马宗融、段可情、赵景深、甘永柏、萧蔓若、李华飞、章泯、杨子戒、李岫石、周文、还珠楼主、陈铨、贺麟、敬渔隐、何剑熏、阳翰生、沙鸥、覃子豪、陈敬容、曹葆华、杜谷、葛珍、许伽、白堤、秦德君、胡兰畦……如此众多的作家都处于或基本处于边缘的地位，换句话说，如此多样的文学经验都被我们限定为“地方经验”，因为“地方”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无缘成为主流文学史描述的对象，这里肯定失落了一系列的信息。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边缘作家都值得大书特书，非要打乱文学史的现有格局，将大大小小的创作者不分轻重地等量齐观，这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我还是相信，随着岁月的荡涤，大浪淘沙，文学史中最终留下的还是少数作家，文学史不会越来越厚，它只能越来越薄。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在一个文学史观念尚面临考验的、转型的年代，不应当时时检讨我们的知识框架，不断回首我们踏过的道路，留意于那些不经意间被遗弃的部分，特别是当我们曾经过于依赖总体的历史叙述而对个别、局部和异质都多有忽略的时候。所谓边缘和“地方性知识”的价值正在于此。

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开风气的是新诗。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胡适是公认的开创者，他于1920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尝试集》被认为是第一部个人的白话诗集。其实，就在胡适于美国尝试白话新诗的同时，另一位四川人叶伯和也在本土展开了白话诗歌的探索，他的《诗歌集》出版仅仅只比《尝试集》晚两个月，而中国新诗史却长期忽略这位四川人。因为，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四川是近现代中国变革的边缘，叶伯和本人又是诗歌界和文学界的边缘——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位音乐家，双重边缘的身份注定了他被“史家”遗忘的命运。重新讲述中国新诗史，有遗忘叶伯和的理由么？而且，随着我们对诗歌发展的理解逐渐走向深入，也越来越承认，诗歌历史的兴衰起伏，古今诗歌演变的多舛命运，都与音乐性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认可度有关。在中国古代，诗歌与音乐具有天然的联系，不仅音乐方式的变化直接决定了诗歌体式的演变，古人也能够在不断的调适中稳定地接受诗歌形式的转换，但进入现代，这样一种对音乐的重视却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许多时候，我们对音乐都有这样和那样的忽略，以致新诗发展坎坷不断。叶伯和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诗体创制与音乐旋律的密切关系，试图通过诗与乐的对话走出一条新路，《诗歌集》将诗与歌并置探讨就是这样的用意，换句话说，这里体现了一位音乐家对韵文艺术的特殊敏感，可惜，在当时似乎有点曲高和寡，最后长期被文学史所遗忘。发掘这样的“地方性”文学现象，其意义肯定不局限于“地方”，它体现出来的恰恰是遗落在地方的经验对整个中国文学的“激活”价值。

李劼人1915年发表在《闲娱录》上的小说《儿时影》，其清新流畅的文风和对儿童心态的刻绘显然有别于古典白话，呈现出一种“新文学”的风貌，而按照我们文学史的通行的说法，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还得是三年后鲁迅发表的《狂人日记》。当然，在这里关于白话文学“谁是第一”的辨析还不是最要紧的，更耐人寻味的在于，当时的李劼人尚未留法求学，套不上“中国的左拉”“东方的福楼拜”这些称谓，他的阅读兴趣主要还是晚清的谴责小说一类，我们应当如何解释这里的文化变动？在我们最容易观察到的中外文化交流之外，李劼人的“新文学”流向有没有源自成都这一区域独特性的脉络？如果有，这究竟有哪些内容？它们又如何存在？如果的确存在着一种与我们通行的现代化发展相并立(或者至少是相补充)的中国自身的文化演变方式，我们是否需要加以特别的注意？它的潜力、动能和有限性分别又在哪里呢？

总之，边缘的价值绝不是遥远得与我们没有关系，地方的价值也绝不是与我们的世界整体毫无牵连。

三

“去中心化”诉求的进一步凸显，“地方性”追求的自觉提升，不仅可以为我们揭示文学史发展的新的意义，而且可以推动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的建树，这就是“中国现代文献学”的建立和完善。

中国现代文献学的建立当然是为了科学地处理整个现代历史的文献，但却并非没有知觉地笼统对待一切的文献史料，一个新的学科的出现本身就体现了一种鲜明的问题意识，在当前，那些长期为主流历史叙述所掩盖的地方文献，或者因为意识形态原因被忽略、被压抑的特定时期的文献，应该特别引起重视，对它们的保护、发掘和抢救性整理，就是中国现代文献学的第一任务。

地方文献保护与研究的自觉化是“地方性知识”之所以能够成为“知识”的基础。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教授(Clifford Geertz)提出了“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在地方上有一定深度的观念可以引导我们看到一些无论怎样杂乱无章，但却说明问题的特点。”(5)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46页。回头观察晚清一代学人对“地方性”知识谱系的自觉梳理，我们似乎可以揣测到当时人们的良苦用心——通过对具体生存区域的“问题”的把握和思想脉络的总结，真正建构起一种坚实的体现本土遭遇和对策的话语。也就是说，当时的人们以为从对“地方性”的重视和建构出发，是通达对现代中国问题真切理解的重要方式，这倒是暗合了吉尔兹所谓“知识形成的具体情境条件”。在晚清时代以各种地域命名的杂志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对地方历史与地理的有意识总结。

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处理大量的地方文献是中国现代文献方法的特殊着力所在。因为，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动荡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知识”的区域隔离，研究者必须跨越区域的限制，在多种地方性知识的比照当中才能更充分地掌握文化与文学的诸多信息。例如新文化运动已展开将近十年了，四川万县的何其芳“还不知道五四运动，还不知道新文化，新文学，连白话文也还被视为异端”。(6)方敬、何频伽：《何其芳散记》，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2-23页。这个事实在很大的程度上超出研究者的想象，或者说不深入到地方性的文化经验，单凭想象是无法展开社会文化研究的。又如，民国的战乱造成中国重要文化人士与作家的全国性流动，他们的声音和书写痕迹留在了一些可能意想不到的地方，需要我们仔细寻觅。特别是抗战期间，大批作家来到了四川大后方，这里固然有迁移过来的全国性的大刊大报，但也有不少地方性报刊，他们可能有不少作品散落在地方性报刊上，而这些报刊往往生存时间不长，知名度有限，常常在人们的视线之外。但是它们却可能包含重要的信息，需要我们特别留意。近年来，随着文献意识的提高，大量的民国文献都重新整理问世，但是“地方性”的遗漏依然不少，如所谓“大后方文献”，一般都特别重视陪都重庆的文献情况，而作为“大后方”组成部分的其他广大区域包括成都、乐山、叙永、宜宾、贵阳等都残缺不全，亟待系统地打捞和抢救。由此看来，从边缘出发，立足地方性知识的梳理，我们的中国现代文献整理之路才刚刚开始。

作为现代文献大系统的组成部分，民国时期的文献具有特殊的抢救性价值和整理、研究价值，这可以说就是当前现代文献学研究最重要的课题。在这里，最显而易见的理由就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载体的民国文献已经到了其生命的极限期，任何一次不经意的疏忽都可能带来致命的破坏，而这个时刻的破坏已经没有了弥补的机会。正如文献学者刘福春所指出的那样：“一百年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讲可能是个节日，可对我们文学史研究者，特别是民国文献工作者来说，恐怕并不值得那么兴奋。一百年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第一，我们赖以生存的书报刊这些纸质文本，因为纸张酸性强，脆化、老化加剧，已经基本临近阅读、使用的极限；第二，随着一批批老作家和老文学工作者的故去，那些存活在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头脑中的鲜活的历史永远无法打捞。”(7)刘福春：《民国文学文献：抢救与整理》，《长江学术》2016年第4期，第26页。

当然，进一步追问，我们就可能体会到，尊重这些文学文献还不仅仅因为它们来自物质条件困窘的民国，而是因为它们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而呈现出了与传统中国文献差异极大的基本形态，需要我们拟定专门化的学术方式加以整理和研究。

中国文献整理的理论和方法被概括为“文献学”，在不加特别说明的前提下，所谓“文献学”一般都是指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确，传统中国对于保存文献有着相当久远的历史，一系列大型丛书的编纂就是我们保存文献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明代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四库全书》、民国年间的“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等等；此外，我们还有编纂类书的历史，如唐代的《艺文类聚》《初学记》，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等，汇辑了大量便于寻检、引用的典籍资料。过去的现代文学文献研究也强调借鉴古典文献学的方法，1980年，王瑶就谈到过这一问题：“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罢了。”(8)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第16页。此当为确论，不过，单纯强调现代文献工作应该借鉴古典文献工作还是相当不够的，因为，进入民国以后的现代文献实际上已经表现出与古典文献并不相同的特点，需要我们特别地对待和处理。例如：在文字方面，民间简体字与异体字的存在，既不同于古典文献又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布的简体字，需要进行特别的辨析。在印刷、排版、装帧方式方面，新的印刷方式(铅印)的出现，横排与竖排的并行，自左向右与自右向左的排版并存，新的装订与装帧与古代有别，对阅读和书写都带来的革命性的改变。此外，纸张与印制方式的简陋，较之于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都十分突出，为文字的识别、文献的保存与修复都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尤为重要的是，民国时代特殊的意识形态斗争使得文学文献的精神传达呈现出一系列的特殊性，如版本的自我篡改、政治禁忌的规避等等，文学文献成为了隐含着各种隐秘信息的文本，需要我们综合各种社会政治信息加以分析、挖掘。

民国文学文献的这些从物质形态到精神形态的特异之处，决定了我们需要用特别的知识和特殊的智慧来加以勘探和研究，这就意味着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现代文献”应当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它可以借鉴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某些方法，但更多的方法却需要自己面对新的文献特点重新加以总结和探索，也就是说，是否承认现代文献学的独立性，从根本上讲是我们能否充分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知识体系应该立足于“知识形成的具体情境条件”，换句话说，这其实是一个能否尊重“边缘”现象和“地方性”知识的问题。在“去中心化”的知识重建之中，对现代文学文献特殊性的基本尊重，与我们重返边缘和地方以唤醒和扩充现代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