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析
——以甘南州和甘孜州为例

杨 超，屈海娜，石小春

（甘肃农业大学 财经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一、引言

经济新常态下，我们要一改过去高能耗、高投入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致力于探索具有高利用率、环保节能的经济增长新方法。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诸如资源枯竭、环境脆弱、生物多样性减少、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我们必须意识到过度的开采资源和过度开发旅游资源不仅不会促进经济发展，修复这些损坏的代价是不可估量的。要想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必须具备长期稳定的资源环境供给能力。

关于旅游、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三者相互作用的研究，国内外学者[1-4]主要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耦合协调模型等方法对其进行评估和改进优化。已有的研究大多聚集于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两者之间，或者从城镇化视角出发进行分析论证，将三者综合进行考量的研究较少，对三个系统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少，且主要集中两个方面：第一，从不同视角出发研究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和内容；第二，对二者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对其做出解释。在研究生态与经济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生态环境这一要素。陈祖海和熊焰（2006）[5]通过构建包含环境容量的经济增长模型来研究生态环境自净率对经济系统的影响。何一农和胡适耕（2004）[6]将环境污染与经济生产总量联系起来建立环境-内生人口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型。张晓东和朱德海（2003）[7]运用灰色系统模型分析了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机理以及对协调度进行预测。

甘南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南州”）地处甘肃省西南部，既是联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战略通道，也是甘肃省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加工基地。甘南州属于国家级江河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和生态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区位，因此，国家和地方需要十分重视对其生态环境的保护。随着旅游资源的开发，甘南州经济增速加快，2018 年全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5.73 亿元，比上年增长5%。

甘孜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孜州”）位于四川省西部，是我国第二大藏区、康巴的核心区，甘孜州2018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91.2 亿元，在中国十个藏族自治州中，排列靠前。甘孜州作为川西北牧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天然草原面积占总面积的61.7%，凭借着天然牧场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甘孜州境内育有大熊猫、金丝猴等珍稀动物，以及麝香、鹿茸、熊胆、虫草、贝母等动植物药材，做好生态保护意义非凡。作为情歌故乡，甘孜州拥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贡嘎雪山”、被誉为“蓝天下最后一块净土”的稻城亚丁都坐落于甘孜州，同时甘孜州还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红色文化等。依托于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有效的带动了甘孜州的经济增长，为全州地区生产总值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协调度测度模型

协同理论认为在整个环境中，不同的系统具有不同的属性，但他们之间存在均衡的增长关系[8]。本文中，旅游产业、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是三个不同的系统，但他们共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三个系统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

为了准确的评价三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关系，通过构建协调发展测度模型，测算三个系统各自的综合发展水平值和协调度。

1.模型设立。为了更好的评价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参考王宏起和徐玉莲（2012）[9]、汪良兵等（2014）[10]采用的复合系统协同性模型，其主要目的是研究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经过修正后可用来研究旅游产业、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三者的协调度。C 为三个系统的协调发展度，l（x）、j（x）、s（x）分别代表旅游产业、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各自的综合发展水平值。设X1，X2，…，X5为衡量旅游产业发展的指标，X6，X7，…，X14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X15，X16，…，X21为衡量生态环境状况的指标，协调度模型如下：

2.指标体系。为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在遵循可得性和适用性的原则下，选取了21项指标来对甘南州旅游产业、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协调度进行测算，具体指标如表1 所示。

表1 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3.指标权重的确立。由于涉及到的指标较多，不具备进行主观赋权的条件，在这里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法。

（二）协调发展度模型

为了更好的评价三个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反映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在此引入协调发展度指标，用D 来表示，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D 为协调发展度，T 为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生态环境的综合评 价指数，a1、b1、c1为 待定系数。考虑到旅游产业发展在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对区域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取a1=b1=c1=1/3。

（三）计量经济模型

进一步探究影响三个子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因素，采用面板数据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被解释变量为公式（5）测算出的协调发展度，解释变量有四项，代表经济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地区生产总值和旅游业综合收入；代表生态环境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代表技术进步的企业R&D 经费。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因变量为COit，α 为常数项，β1，β2，…，β4为待定系数，ε 为随机误差项。

（四）数据来源及处理

根据选取的指标，本文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甘肃省发展年鉴》（2010—2017）、《四川省发展年鉴》（2010—2017）、甘南藏族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2017）。

众多的指标具有不同的衡量单位，无法直接进行比较，为了去除指标量纲的影响，采用如下方法将数据标准化。

其中，xi和为第i 个指标的原始值和标准值，式（8）和式（9）分别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的处理方法。其中，min（xi）和max（xi）代表指标i 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标准化后最大值转变为1，最小值转变为0，其余数据取值在（0，1）之间，这时的各个指标具有可比性。

三、实证分析

（一）综合发展水平

根据（1）～（3）式，计算得出甘南州和甘孜州2010—2017 年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值、经济增长综合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增长水平值，如表2 所示。

表2 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值

由以上数据可得，甘南州旅游产业、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值总体呈上升趋势。旅游产业综合值最低，各年都基本处于0.2 以下，出现这种情形可能是因为考虑到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当地丰富的旅游资源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生态环境综合值比较不稳定，但呈波动上升态势，且在三者之中发展水平最高。甘肃省的自然生态环境整体比较脆弱，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可能更甚，其生态环境的保护受到政府高度重视；相比之下，经济增长综合值比较低，直到2015 年才出现明显好转，其作为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第二产业蓬勃发展，在旅游业等产业的带动下经济形势向好。

（二）协调度及协调发展水平度

根据表2 中各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带入公式（4）（5）（6），得到甘南州和甘孜州2010—2017 年三个子系统的协调度（C）和协调发展度（D），如表3 所示。

表3 旅游产业、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协调度及协调增长度

根据表3 可得，甘南州三个子系统之间协调度和是上升的，协调发展度基本呈现相同态势，在此参考廖重斌（1999）对珠江三角洲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研究。在2010—2012 年甘南州三个子系统之间是严重失调的，2013—2016 年处于中度失调，2017 年是轻度失调，由此可见，三个子系统齐头并进，整体有所提高，以求达到全局优化、共同发展。反观甘孜州协调度是比较稳定的，从2010—2017 年基本处于（0.24，0.32）之间，也是处于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的范围，由表2可以看出，这主要是由于旅游产业的发展后劲不足，三个系统的协调度受到影响。

（三）协调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1.平稳性检验。为验证变量的平稳性，采用ADF 检验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由此可见，序列JJ、LY、TZ、RD 检测结果都不平稳，对JJ 和LY 进行二阶差分，对TZ 和RD进行一阶差分，最终进入模型的为进行差分后的序列。

表4 单位根检验结果

2.影响因素分析。进一步进行面板数据分析，运用F 检验判断出面板数据适用于混合回归模型，根据选择的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 所示。

表5 混合模型回归结果

由表5 的数据可以看出，旅游业综合收入相关系数为0.41，且在5%水平下显著，表明旅游业综合收入与协调发展度显著正相关，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地区物流、经济发展，增强三者之间关联，从而提高协调发展度。地区生产总值相关系数为0.06，不具有显著性，但也为协调度的增长做出了微小贡献。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和企业R&D 经费内部支出的相关系数都为负，反映出技术进步和生态环境治理远远不够，需要做出改进。

四、结论与讨论

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作为研究区域，利用协调发展测度模型对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究影响三个子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从经济发展、旅游增长、生态改善和技术进步四个方面选取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

（一）结论

（1）甘南州协调发展水平处于[0，0.3]之间，属于严重失调范围；甘孜州协调发展水平处于[0.2，0.3]之间，属轻度失调。两地协调发展度都不高，甘南州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2）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旅游业发展对三个系统的协调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而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和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不利于协调发展度水平提高。

（二）讨论

以生态保护为核心发展区域经济，甘南州和甘孜州的生态综合发展水平值比其他两个系统的综合值高一点，在治理中发展的态势是可持续的，可能是由于地理区位和政策保护，或是衡量生态环境综合值的指标选取有所偏误，需要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