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电视综艺节目发展刍议
——基于娱乐功能的视角*

王 芳

(天津外国语大学 国际传媒学院，天津 30027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综艺节目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较大发展。电视综艺节目是与电视剧、新闻、专题等相并列的一种电视节目类型。在已有文献中，研究者有混用“电视综艺节目”“电视娱乐节目”“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情况。引用较多的定义是：“电视娱乐节目是通过一定的中介形式和大众参与，在相互交流中形成一种娱乐氛围的节目形态”[1]；“电视娱乐节目是指通过电视这一特定的传播媒体传播的，大众广泛参与的，以审美性、娱乐性、观赏性和趣味性为突出特点的电视节目”[2]。这两个定义都强调了电视娱乐节目的共同点，即电视作为传播载体、大众参与、娱乐性。有研究者认为，《综艺大观》被定义为电视综艺节目，而《快乐大本营》被定义为电视娱乐节目[3]。这种观点主要认为综艺节目强调综合各种艺术形式，而娱乐节目更强调受众参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通过电视媒体传播的、吸引大众的、满足受众娱乐需求的节目，使用“电视综艺节目”这一名称。

前人一般将我国电视综艺节目划分为“四阶段”，即以《综艺大观》为代表的“晚会型”、以《快乐大本营》为代表的“游戏型”、以《幸运52》为代表的“竞猜型”、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真人秀”。本文尝试依据媒体对娱乐功能的认识变化，将我国电视综艺节目划分为“三阶段”，即说教娱乐阶段、纯粹娱乐阶段、审美娱乐阶段。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文化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受众对娱乐的需求、媒体对综艺节目娱乐功能的认识也都随之变化，因而电视综艺节目从形式到内容不断推陈出新。如何理解娱乐需求？《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娱乐”的解释为：使人快乐，消遣；快乐有趣的活动。可见“娱乐”是一个中性词。游戏娱乐本是人的天性，娱乐消遣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马克思把这种精神生活称作“享乐的合理性”的满足，这是一种完整的人的需要观，也是对人的价值、人的主体性的充分肯定。在社会学视野中，娱乐与自由的生活、有价值的行动、身心的愉悦、确立精神理念或信仰等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4]以满足受众娱乐需求为主的电视综艺节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一、说教娱乐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期)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电视媒体的功能表现为单一的宣传功能，包括娱乐功能在内的其他功能被长期抑制。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只有电视剧和歌舞类综艺节目在弘扬主旋律的前提下发挥有限的娱乐功能，且这种娱乐功能表现出较强的政治色彩和说教气息。改革开放带来经济起飞，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发生较大变化，人们有了闲暇，开始追求休闲娱乐；媒体的信息、监督、娱乐等功能恢复，电视综艺节目开始起步。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综艺节目强调宏大叙事、突出政治性主题，彰显文艺的宣传教育功能，一方面表现了国家在推进文化事业繁荣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起步阶段的综艺节目商品化、市场化程度较低，基本上维持“行政买单”的运行模式，因此也使它不能不定位于“弘扬时代主旋律”的社会价值导向[5]。

(一)节目重艺术观赏性

早期的电视综艺节目脱胎于传统的文艺晚会，1981年广东电视台在学习香港综艺节目《欢乐今宵》的基础上，推出“综合性杂志式文艺节目”《万紫千红》，它的成功引起各家电视台的效仿。最具代表性的是1990年中央电视台开播的《综艺大观》，一定程度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追求“大而全”，综合了歌舞、小品、魔术、杂技等多种艺术门类，有“小春晚”之称，节目比较正统、积极向上，追求艺术性，注重观赏性。由于20世纪80年代文艺演出市场尚未形成，明星还是稀缺资源，所以“明星+表演”的内容模式能够吸引较多受众。

(二)娱乐功能有教化色彩

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的各种资源高度集中，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资源的配置都由国家统一计划，生产者缺乏经营自主权。媒体具有严格意义的政治身份和事业属性。受20世纪80年代精英文化的影响，媒体试图通过综艺节目为受众带来感官愉悦的同时，也教化和影响人们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但这种“影响”的出发点是传播者，而非受众。因此综艺节目的娱乐功能在相当程度上依附于“宣传教化”的功能。

(三)受众娱乐需求被动满足

改革开放初，在电视节目形式、内容均较为匮乏的情况下，“晚会式”综艺节目老少咸宜，具有较好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受众的接受度较高，因此较长一段时期内，周末全家一起收看此类节目成为许多中国家庭的媒介使用习惯。可见在当时的“传-受”关系中，电视媒体处于绝对优势，遵照“我播你看”的传播模式，受众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这反映出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不仅在经济生活中习惯被计划，而且在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也习惯了被动服从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特征。

二、纯粹娱乐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21世纪初)

20世纪90年代，中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尊重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中国人的主体意识逐步觉醒，参与意识增强，审美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受众细分趋势明显。同时，伴随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人们承受的各种压力也增大，需要更多缓解压力的方式和途径。陈力丹教授认为，我国公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机会、有时间、有能力关注自己的生存质量，追求生活的快乐和情感宣泄。新一代人不会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习惯于压抑欲望和感情，他们注重现实的娱乐和消遣，轻松表达即时情感。[6]收看电视综艺节目是人们娱乐消遣的一种便捷方式，但人们已不再满足于“说教娱乐”节目。

(一)娱乐功能回归

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为传媒业带来巨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电视发展的黄金时期，电视媒体在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社会功能、节目形态、编播形式、制作方式、运行机制等多层面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媒体兼具“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的双重属性被人们接受，各类媒体开始不同程度的市场化，政府对媒体在经济上的“断奶”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都迫使媒体更重视经济效益，遵循市场经济的“大数法则”，追求最大数量的受众。对电视媒体而言，满足受众感官娱乐的综艺节目是赢取受众的廉价且简单的方式。作为一种对忙碌而紧张的商业竞争时代的精神调整与心理修复手段，逗笑的、欢快的、不用动脑筋的娱乐类节目比深沉、说教的节目更容易受到大众喜爱。[7]因此，说教娱乐阶段与纯粹娱乐阶段的划分标志就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以满足受众快乐需求的游戏类综艺节目，如《快乐大本营》《欢乐总动员》等，内容模式从“明星+表演”转变为“明星+游戏+受众参与”，获得良好的收视率和市场回报。与游戏节目接踵而至的是以《幸运52》为代表的竞猜类综艺节目，融合知识与游戏，有的节目以高额奖金吸引受众，如《超级英雄》的口号是“知识就是财富”，在娱乐大众的同时，相当程度上满足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娱乐成为20世纪90年代审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一种普遍景观和重要特征[8]，说到底这是市场逻辑和追逐经济利益的结果。

(二)受众主动参与

游戏类、竞猜类综艺节目让受众更多地参与到节目当中，然而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综艺节目中“传-受”关系的是《超级女声》。综艺节目的主要受众群体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享受了经济快速增长、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红利，也经历了西方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他们推崇西方价值观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意识、独立人格和创新精神等；他们个性张扬、勇于表现、有较强的自我意识，注重个体发展与成功，追求快乐与享受。《超级女声》的口号是“想唱就唱”，契合了年轻人表达自我、展示自我、实现梦想的心理，吸引年轻受众参与。这种深度参与表现在，受众既可以作为选手参加到节目中，替代明星成为“主角”，也可以通过投票“决定”选手的命运，具有一定的“话语权”，满足了受众被尊重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因此节目一度被冠以“平民选秀”“全民参与”等标签，甚至有国外媒体评论，“中国人在全民选举超女的狂热中，第一次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了选举”[9]，表现出民主、平等、竞争等观念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中国年轻一代所接受。

(三)纯粹娱乐的影响

真人秀节目逐步成为这一阶段的主导综艺节目类型，歌唱选拔类、婚恋交友类、游戏竞技类等多主题真人秀在各大卫视竞相登场，综艺节目进入繁荣时期，同时也从“娱乐匮乏”滑向另一个极端“娱乐过度”。从积极方面看，对受众个体而言，综艺节目让受众获得一种彻底的宣泄和自我释放，“也就是人们在参与性娱乐节目中需求的不再是一个灯塔式的道德或艺术指引，而只是一群能够一起放松和狂欢的朋友和伙伴”[10]；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电视综艺节目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社会安全阀”的角色。身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巨变中的中国人感受到各种冲突，包括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城市与乡村、东方与西方、积极与消极等，伴随社会急剧变迁而产生的焦虑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特征。周晓虹教授将转型期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称为“中国体验”，中国体验最重要的特点是人格边际化或社会心态两极化[11]。因此，人们在收看电视综艺节目时，追求快乐，能够暂时忘却现实社会中的压力和烦恼，缓解内心紧张，也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必须指出，这种“逃避现实式”的减压只是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消极方面看，电视媒体对收视率及其背后经济利益的追逐，使得综艺节目出现低俗煽情、同质化严重、创新力不够等诸多问题，电视综艺节目发展进入一个“瓶颈期”，受众也对各种真人秀出现审美疲劳。尹鸿教授更为深刻地提出电视文化生态中的“娱乐霸权”问题。他认为，当娱乐节目越来越滑向社会平均公共道德水准之下，出现所谓低俗、庸俗的趋势，而且又越来越紧地捆绑上文化产业的生产链条的时候，娱乐节目很可能因为受经济利益的诱惑在市场机制的操纵下而成为一种新的霸权文化。[12]“娱乐霸权”的结果是让人们失去认识现实和批判现实的能力，丧失对获得知识、智慧、思想的精神需求，沉迷于宣泄性的、游戏性的娱乐文化之中。为追求快乐自由反而陷入失去思想自由的窠臼，而这与娱乐尊重人的价值的本质相悖。

三、审美娱乐阶段(21世纪10年代至今)

“审美娱乐”的提法是借鉴其他学者的观点。周伟莉认为，纯粹的娱乐是一种“以娱乐为手段，旨在逃避现实生活和调节世俗心理之目的”的娱乐方式，它注重文化消费层次上的游戏、娱乐、炫耀和欢娱；审美的娱乐是“观众沿着感受力的光谱深入而灵活的做出反应”，是一种审美层次上的心灵愉悦。[13]胡智锋提出“有内涵的娱乐”[14]，尹鸿提出“有意义的娱乐”[15]，虽然名称有不同，但观点基本一致，都认为娱乐的层次有高下之分，低层次的娱乐满足感官愉悦，侧重身体方面，使人获得某种生理的快感；高层次的娱乐满足心灵愉悦和审美需求，侧重心灵方面，陶冶情操，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以21世纪10年代作为划分“纯粹娱乐”和“审美娱乐”这两个阶段的界线，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为防止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国家广电总局于2011年、2013年分别出台相关文件，对电视节目实施调控，坊间也称“限娱令”，这对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具有矫正作用。二是在政策规范和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各电视台开始调整，出现一些优秀的综艺节目，特别是2013年以后出现的原创文化类综艺节目，如《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朗读者》《国家宝藏》等，推动电视综艺节目升级。

(一)从纯粹娱乐到审美娱乐的必然性

电视综艺节目从纯粹娱乐过渡到审美娱乐有其必然性，具体分析如下：

一是满足受众需求多元化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可以看出中国人在精神生活追求上的提升。从某种角度而言，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培育了受众的审美趣味和品位。受众对综艺节目的需求不再是简单的娱乐消遣，还有情感需求、知识需求，真、善、美的需求等，这推动电视综艺节目从“有意思”向“有意义”的升级。

二是引导多元社会价值观的需要。西方价值观念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观念混乱和道德失序的问题。人们对社会中一些不断突破道德底线的社会现象表示担忧，如2018年初的“紫光阁地沟油”事件(1)2018年1月4日至5日，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紫光阁》杂志官方微博批评嘻哈歌手PGone(在网络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夺冠成名)歌词教唆青少年吸毒和侮辱女性，引发网友热议。几天后，“紫光阁地沟油”话题登上新浪微博实时热搜榜。随之曝光的截图显示，该歌手的粉丝网友想报复抹黑，却误以为紫光阁是饭店，试图炒作食品安全问题，闹出“紫光阁地沟油”的笑话。揭示了网络谣言背后的商业利益博弈，破坏社会公共秩序，也暴露了一些青少年盲目崇拜偶像乃至价值观模糊、是非观丧失的问题。社会亟须一种新的核心价值观来凝心聚力。电视媒体承担社会公共责任，这就要求综艺节目不能仅限于满足受众的娱乐需求，还要传播主流价值观，引导受众。

三是建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需要。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处于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社会价值观念从统一向多元、从集体向个体、从精神向物质、从理想向世俗转化，多样性的价值观充满张力，但是社会发展需要一个核心价值观念来统摄。[16]国家认识到构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提出“文化强国”的长远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表关于增强文化自信、加强文化软实力等系列重要讲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整合社会多元价值观念，保障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我国媒体的性质决定了电视综艺节目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是综艺节目自身发展的需要。伴随对外开放，受全球化影响，我国电视综艺节目模仿国外综艺节目在21世纪初达到高峰。电视媒体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黄金发展阶段，积聚了资本，除央视外，湖南卫视、浙江卫视、东方卫视、江苏卫视等成为新崛起的强势媒体，他们在竞争中，不惜重金购买国外综艺节目的版权。因为综艺节目是文化产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的烙印，所以引进的国外综艺节目在面对中国受众时，难免出现“水土不服”。所以模仿之后，媒体不断尝试创新。在模仿阶段，媒体多是扮演文化接受者的角色，在“文化强国”的战略下，媒体应扮演文化传播者，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二)综艺节目娱乐功能的延伸

一些优秀的电视综艺节目将娱乐功能从简单纯粹的“娱乐”“享乐”升级为有内涵、有质量的娱乐。电视综艺节目的娱乐功能进一步延伸至舆论引导功能、社会整合功能、文化传播功能等，以满足受众更高层次的需要。试举例说明。

一是发挥舆论引导功能，满足认知社会的需要。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能够在同类节目中一枝独秀的重要原因是“以娱乐关怀民生”。主持人孟非是记者出身，因主持民生新闻《南京零距离》出名，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热点话题，在节目中引申讨论社会性话题，使得节目超越相亲择偶。有观众留言“哥看的不是相亲，而是社会”。节目呈现多元化观点，受众得以获得一个参照系，“以他人为镜”把个人生活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满足了受众对社会的认知需求，引导受众更好地寻找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扮演社会角色。与前一阶段让受众在快乐中忘却现实困扰，这种引导更加积极正向。

二是发挥社会整合功能，满足情感归属的需要。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定位为“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的，“励志”体现为选手为梦想而努力，如姚贝娜患乳腺癌，手术后，为了音乐梦想，努力唱歌。节目延续《超级女声》的“梦想”叙事框架，这也是平民选秀节目的共同特征。究其原因，其一，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人口聚集在城市，作为个体的人孤独感增强，其“边际人”的身份体验也日益明显，情感需求问题尤为突出。其二，普通人在收看平民选秀节目时，实现“移情”，满足“明星梦”。此类节目受推崇，反映出民众希望打破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凭借自身才华实现向上流动的梦想。梦想框架也契合国家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符合社会主导价值观，把实现个人的幸福梦想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相统一，这也是“中国梦”的核心议题。

三是发挥文化传播功能，满足文化认同的需要。被称作“清流”的文化类综艺节目如《中国诗词大会》等，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传播优秀传统文化，获得良好口碑。2017年底央视推出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节目融合了纪录片和综艺两种创作手法，通过讲故事，让受众了解文物及其所承载的文明和中华文化延续的精神内核。节目有一种仪式感，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联系，引领受众追寻“共享记忆”，建构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使得受众在感受文化与历史中，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进而获得一种文化认同和归属感。

四、结语

本文梳理了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三个阶段，即说教娱乐、纯粹娱乐、审美娱乐。需要说明的是，这三阶段是渐进发展的，并非界限分明。电视综艺节目的嬗变，是媒体人对电视娱乐功能认识不断深入、更好地满足受众需求的过程。综上所述，转型期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发展具有如下规律：

首先，电视综艺节目的娱乐功能本质上是尊重人的价值。电视综艺节目从说教娱乐到纯粹娱乐，满足受众追求快乐的需要，是对人的一种尊重。然而电视媒体一度以经济利益为先，追求“收视率”，把娱乐简单理解为游戏、消费，忽略了受众的高品位需求和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电视综艺节目不仅娱乐受众，还应引导受众，努力做到娱乐性、艺术性、思想性的统一。到审美娱乐阶段，我们对“娱乐”的理解才完整，即娱乐是对人的价值、人的主体性的充分肯定。娱乐首先要尊重人，给予人身心自由，这才是娱乐的本质。

其次，电视综艺节目发展的直接推动力是受众需求的变化。受众从“被动”接受娱乐，到积极主动寻求娱乐，获得感官的愉悦，犹如钟摆的两极，摆过之后，受众开始寻求更有内涵和质量的娱乐，求乐、求知、求美。需要决定生产，受众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特别是新媒体的发展赋予普通受众更多话语权，受众更多地参与节目，电视媒体也越来越重视受众的需求、收看体验和反馈意见。

再次，电视综艺节目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是本土化创新。电视综艺节目在摸索前进中经历了模仿国外的过程，但是一直没有放弃本土化创新。国外综艺节目面对的受众群体与国内受众群体不同，也存在文化差异，因而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因此，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必须从本国文化中汲取优秀的元素，考虑本国受众的特征、需求，“只有深刻理解‘本土化’的内涵才能让中国电视文艺具有民族气派、大国风范、地域品级”[17]。

最后，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方向是传播社会主导价值观、关照现实。中国电视文化20年来在各类节目中透射出价值取向的脉络，可以明显地看出其演变轨迹与社会转型中人们价值观体系的演变轨迹和由此形成的价值体系是非常一致的。[18]电视综艺节目的繁荣发展形成了凯尔纳所说的“媒体景观”，即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19]。只有代表社会主流价值观，关照社会现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向受众传递的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审美品位的电视综艺节目才能被受众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