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文化话语研究
——以安徽省为例*

李 煜

(铜陵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铜陵 244000)

发展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这些地区，生态旅游一般都被当成促进本国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的一种重要手段。“话语”是人们在特定的语境(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中运用语言及其他符号进行的具体社会事件或反复出现的社会实践活动。[1]172当代中国话语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同时也是话语问题。

在我国，生态旅游发展起步较晚，对于生态旅游发展的研究也一直局限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法规、地理规划等层面，生态旅游与语言(话语)相关问题的研究直到近几年才出现，而且以文本研究居多。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拟从文化话语的角度认识、阐释和评价本土化语境下安徽生态旅游发展的问题，尝试为我国生态旅游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建议。

一、话语、文化话语

由于对“text”和“discourse”的理解和界定不一致，国内学者在使用“话语”“语篇”“篇章”三个术语时存在一定混乱[2]24-28。但现在比较统一的做法是把“discourse” 翻译成“话语”，而把“text”翻译成“语篇”“篇章”或“文本”。在国外，“discourse”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因使用领域的不同而难有统一的定义，但主要受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语言观的影响。如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话语”是超越句子或小句的语言[3]1。而注重话语社会功能的批评话语分析学派(后结构主义学者)认为话语是指“社会行动中的语言(Renata,John,2004)”(1)By “discourse” we mean language as meaningful social action:a key instrument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roles,social contexts,social situations,and social processes.,见:Fox,R.,Fox,J.,(2004) Organizational Discourse:A Language-Ideology-Power Perspective.Westport:Praeger,p15.，是交际事件书面的、口头的语言产品(van Dijk,1998)(2)Discourse is “a spoken or a written verbal product of the communicative act”.见:Van Dijk,Teun A.(1998) Ideology: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London:Sage,p194.。Fairclough也认为在使用“话语”时，语言使用是一种社会实践；话语不仅表征世界，也在意义方面说明、组成和建构着世界。话语与构成社会实践环节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4]63-64

本文的“话语”是一个超越结构主义的概念，不只是文本(内容与形式)和文本背后的观念和规则，而是一个整体、多元、复杂、动态的现象。[5]52它不仅仅是言说活动，而且还是在具体语境(包括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等)下对社会现实意义的建构行为。通过对话语主体、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分析，展示话语对不同话语主体身份的形塑和权力的较量，所以“话语”是一种文化语境下的社会建构与权力争斗[6]26-27。

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描述”[7]57，或者说文化就是人类的生活，文化分析就是要阐明此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所隐含的意义和价值。文化的特性之一就是习得性，学习的方法是通过一些人工构造的符号系统或者社会符号的实践来完成文化生产、维持与发展。文化的传播理论也认为文化是在文化话语语境内通过传播实践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构建行为[8]74，因此，理解文化就是在特定的物质和机构的语境下通过语言的指称实践探索意义的构建。正如Duranti & Goodwin[9]所言：如果不注意人类运用语言构建社会和文化世界的细节，(我们)就根本无法全面地分析人类社会组织(行为)。因此，话语通过传播的实践与文化紧密地联系起来。文化制约着话语实践，话语实践影响着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认为“文化不仅是特定语境下某一群体的集体特征，具有同一性(patterned)，而且还具有多样性(diversified)”[10]54，不同文化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即价值观不同。这就要求话语研究人员在对待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必须具有反省意识，克服障碍，包容差异，采取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对话的方法。

二、话语与生态旅游

话语不仅是表达思想、交流感情、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还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生态旅游就是旅游者(tourists)、当地人(indigenous people)、旅游经营者(tourist operators)、政府管理部门等不同话语主体围绕生态旅游发展所进行的一系列的言说活动与实践。

随着全球化的蔓延，生态旅游成为“一种交际系统和独特的、有影响力的话语[11]303”，影响着人类交往活动，其发展过程包含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教育的、认知的诸多因素，话语呈现和建构生态旅游发展的社会实践行为。生态旅游的研究者们认识到：仅仅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待生态旅游发展问题[12]，无法真正理解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的身份构建、权力争斗、意识形态的较量等问题。在旅游研究出现批评转向之际[13]，一些学者尝试从话语的视角来解读生态旅游发展中的现象[14][15]。

批判话语研究的话语观强调话语的社会性，认为话语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即社会实践[16]15，它借助文本分析的方法来实现对社会实践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属于后结构主义的文本解释方法。如Stamou & Paraskevopoulos[17]借助批评话语分析(CDA)方法对希腊的Dadia森林保护区生态游客留言簿的字、词、句、篇和体裁的分析，来了解游客对目的地所采取的环境保护行动的了解程度，从而揭示出在保护区内生态旅游在绿色伪装(green wrapping)下的商业消费主义本质。Dorsey et al[18].运用定性文本分析法，对七个发展中国家的旅游网站进行分析，指出早期生态旅游印刷广告商业化的倾向也漫向生态旅游互联网广告业。少数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对生态旅游话语主体的研究，如Rodela[19]通过引入协商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概念，认为在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的过程中应该尊重和发挥当地话语主体的作用。

在国内，生态旅游研究虽然也出现了话语转向，但仍然局限于文本的语言学层面，从话语层面进行历时的、全面整体性研究的还较少。戴桂玉[20]采用生态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从及物性过程和态度资源两方面对生态酒店英文简介的语言特征进行分类、数据统计和分析，旨在阐释语言、环境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而王瑛瑛[21]以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和 Kress & van Leeuwen的视觉语法理论为基础，对动态旅游广告进行了多模态话语分析。郭英[22]通过网络文本的分析，揭示了在民族旅游宣传中国家意识也被巧妙地糅合进文本之中，并体现出以男性视野为主导的话语倾向。虽然这些研究基本上还是对生态旅游广告语料库的静态文本(语篇)分析，但已有学者开始关注话语对生态旅游资源和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建构功能。钟虹[23]以Bhatia话语多视角模型为理论分析框架，对英国著名艺术家Ruskin故居不同年代参观指南进行语类分析，揭示话语对旅游资源的建构作用；冯捷蕴[24]借助博客文本对多维度考察中外游客对北京城市的形象感知。

三、 研究设计

话语是指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的语境下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的方法进行交际的社会事件或者活动。[25]162生态旅游是基于自然资源的一种可持续旅游形式，其目的主要是体验和了解自然；就伦理而言，它对当地是低影响的、非消费性的，且在控制、利益和规模上倾向于当地受益；它主要发生在自然区域，有利于该区域的保护[26]24。对于生态旅游而言，“学习、可持续性(保护和当地参与/利益)和符合伦理的规划、发展和管理”[27]17就变得至关重要。由此可见，生态旅游实际上是不同话语主体(agents)之间的一系列言语交际事件和活动。不管是生态旅游教育，还是生态旅游的规划、发展与管理，实际上都是话语主体在不同场域的话语实践，即生态旅游话语(ecotourism discourse)。

(一)研究目的

生态旅游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主要被作为促进当地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工具[28]，国外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29][30][31][32]。我国同属发展中国家，生态旅游之于我国是发展问题，同时也是话语问题，即发展话语问题(Development Discourse)。发展过程就是一种文化的、政治的话语构建过程。传统的生态旅游研究往往从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忽略文化语境。因此，本文从文化话语的角度出发，试图研究安徽生态旅游发展话语的特征、存在的问题和采取的策略，即有哪些不同话语主体身份、话语内容/议题是什么、话语主体通过何种媒介进行交际以及交际的效果等，以便展现安徽生态旅游发展的动态图景。

(二)研究对象/区域

基于以下考虑，本文选择安徽省作为研究对象/区域。首先，国外对生态旅游目的地的界定一般比较注重“自然”“原始”[33]6和“文化”[34][35]的特征，即强调“保存较为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原始的自然生态系统、社会发展较为迟缓的‘原始’社区三类地域”[36]100。据此标准，安徽省生态旅游资源丰富，规模总量大，资源品质高。全省共拥有省级以上的品牌288处，其中，世界级、国家级和省级地质公园分别为2处、11处和5处；国际重要湿地1处，国家级城市湿地公园3处，国家级和省级湿地公园分别为26处和15处；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分别为12处和29处；国家生态公园1处，国家级和省级森林公园分别为32处和49处；国家级和省级水利风景区分别为39处和24处；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分别为8处和 31处，总体规模居于全国前列(3)资料来源：安徽省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其次，安徽是在全国较早开展生态旅游的省份，对其生态旅游发展话语的历时考察可以更好地评判整个生态旅游发展市场存在的问题。再次，安徽地处我国中部，在经济上与东部沿海省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应该属于欠发达地区。对该地区生态旅游发展问题的研究可以为中西部生态旅游发展提供示范性的指引作用。

(三)研究方法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在方法论上强调整体全面、辩证统一、理性与直觉并用来分析和评价话语。[37]所谓全面整体的话语观是指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某时、某地、某人的只言片语，而应该从历史的和(跨)文化的复杂社会关系中去探寻话语的踪迹。就生态旅游而言，我们不仅要关注不同利益主体通过什么渠道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了什么，还要关注话语行为对接受者/听者所产生的效果，即文化语境下的主体对话/交流。

辩证统一的话语观就是要避免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去评判话语主体的价值观和话语效果，而是试图“注意话语中各种事物的差异，同时努力去挖掘事物之间的依赖、渗透、转化关系”[38]6，因为话语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以生态旅游为例，辩证统一的话语观就是如何辩证看待生态旅游发展中政府、旅游经营企业、当地居民等不同主体的话语行为及蕴含其中的商业化、民主化和技术化等问题。

再次，要理性与直觉并用。由于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形成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话语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国外话语研究往往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文本进行解构、推理、论证，试图追寻形式(signifier)、意义(signified)和客观物体(referent)之间的客观联系。虽然批评话语分析也被认为是一种“趋向质性的话语分析”[39]方法，但仍然无法掩饰其过度依赖文本和关注语言层面的实证主义倾向。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不但重视客观证据的理性审视，还要求研究者从自身文化的哲学中找寻话语的规律、特性，用“经验、体会、理想、想象，提出试探性、创造性的认识和观点”[37]。这是由于中国话语独特的意义生成机制和话语表达方式所决定的，因此，话语研究者不能仅仅依赖实证主义范式研究当代中国话语，更应该具备一种对历史和文化的反省意识。[10]31-32

基于以上对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方法基本原则的分析，借用SIMPHC文化话语分析框架[40]71[41]29，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安徽生态旅游发展话语实践开展文化的、历史的分析、解释和评价：话语主体(谁(不)在说话)、话语议题((不)说什么)、话语目的/效果、话语媒介。

(四)数据收集与整理

根据此项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内容，采取民族志的方法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关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效果和媒介方面的资料，时间跨度为1993至2015年(4)实际上，在早1982年国务院审定公布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安徽黄山、九华山和天柱山就名列其中。然而中国第一次正式提出“生态旅游”概念是1993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会议上。。调研范围包括各级政府关于(生态)旅游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规章制度；关于安徽生态旅游的学术话语(报纸、期刊、杂志及其他文献)；安徽省旅游局及被政府部门定义为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名录及其网站；安徽省主要生态旅游企业名录及其网站；安徽(生态)旅游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名录及其网站；安徽旅游吧、代表性的地方论坛、网络博客和微博等关于安徽生态旅游的评价；主要生态旅游目的地所在地和旅行社的纸质宣传海报、手册、景区标示语及文字说明。各级政府、企业和当地居民为推销生态旅游而举办的各种形式的会议、展览(销)会、博览会、节日活动；领导人讲话。资料还包括对个别代表性生态旅游目的地居民、生态旅游者、企业法定负责人和个别政府领导人的访谈(主要通过问卷和电话的形式)，访谈内容涉及对生态旅游的认识、社区参与、居民受益等。数据总体分为四类：官方话语、民间话语、媒体话语、学术话语。

四、安徽生态旅游话语主体研究

“话语主体(agents)是指在特定语境下运用语言符号生成意义的具体的人或社会组织形式”[40]132。Swarbrooke认为生态旅游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当地社区、政府机构、旅游业、旅游者(大众旅游者、生态旅游者)、压力集团、志愿部门、专家、媒体等(5)参见：Swarbrooke J.Sustainable Tourism Management.Washington.D.C:CABI,1999.。

(一)政府成为推动地方生态旅游发展的话语主体

目前，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的决策更多来自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学术界和各种媒体成为助推器。自1999年我国第一次设立“生态环境旅游年”伊始，安徽省和地方各级政府层面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旅游的管理办法、意见和发展规划等。这些文件基本上是由政府部门委托高校的旅游学术研究机构、社会学者和专业的规划机构起草，审议通过后以行政文件的形式转发各级政府部门遵照执行，各种媒体再加以转载、报道。换言之，生态旅游规划与政策的制定是从采纳从上而下的形式，整个过程较少听见生态旅游地居民(indigenous people)和生态旅游志愿者和环保人士的声音。如安徽省生态旅游业发展规划(2003—2020)由安徽省旅游局委托安徽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起草；池州市乡村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5—2025)由池州市旅游委员会委托池州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发展研究中心起草；而安徽省皖江城市带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1—2020)则由北京同和时代旅游规划设计院设计。生态旅游是一个多主体参与的复杂系统，一般要满足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生态教育和社区受益的标准。[42]199国外比较成熟的做法是鼓励生态旅游参与式决策(participative decision-making)。[26][43]对于社区参与的生态旅游(community-based ecotourism)[44]来说，协商式话语不仅体现在后期的生态旅游合作经营当中，更应该体现在先期的决策与规划中。

(二)民间话语主体失声的原因分析

导致民间话语主体失声有不同层面的原因。首先，对生态旅游地的居民来说，发展生态旅游业是增加家庭收入、提升自身生活水平的一种重要途径。不少地方政府也认为依靠自然资源发展生态旅游是西部贫困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是脱贫致富的捷径。它既能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又投资较少，还能保护生态环境。因此，各种媒体上都充斥着发展生态旅游、促进经济发展的话语。在这个大环境下，居民很难不去认同政府的生态旅游发展行为。其次，虽然官方和主流媒体话语也很重视生态旅游的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等因素的表达，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生态旅游教育普及机制，此种话语被(有意？)忽略了，抑或是被淹没在经济发展话语的汪洋大海里。再次，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话语具有崇尚权威的特性[41]93-94。随着现代媒体、互联网和全球化生产方式的发展，人们对权威话语已经有了一定的批判意识，但对来自官方的、行政的、专业和学术的科学话语还是缺乏评判的主动意识。这也是导致话语主体失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五、安徽生态旅游话语议题研究

“‘话语主题’简单地说就是话语主体表述的、希望对方能够清楚的话语要点”。[45]41如果说话语主体“是参与社会，改变世界的社会实践的动力，[40]132”话语议题/内容则是“决定要发展什么(和不发展什么)”[40]87的问题。对生态旅游话语内容的分析对于生态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生态旅游话语内容不是对文本字面意思直接的分析，而是要通过上文所述的理性与直觉相结合的方法，挖掘文本背后之意，即言外之意。

(一)生态旅游概念话语的迷思

虽然“生态旅游概念”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引入我国，但安徽生态旅游发展学术话语在80年代就已经出现。纵观安徽生态旅游发展的历史话语不难发现，在“生态旅游”概念和内涵的探索上，学术研究话语一直走在前列，引领和影响着其他话语主体的认知行为。正如西方对生态旅游概念与内涵的认知经历了自发意识阶段、环境保护阶段和可持续旅游阶段一样[46]9-10，中国在对生态旅游概念与内涵的认知上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过程，并且较早地认识到了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47]和概念泛化问题[48]。特别是近些年来，学者们不仅仅研究生态旅游概念的内涵，而且把注意力放在不同省区、城市乃至特定旅游目的地的生态旅游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旅游业与该地区的其他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上。然而，学术界的这些话语实践只是部分地影响了市场其他话语主体的话语行为，我国生态旅游市场的发展亟须整顿与规范。

从政府话语实践来说，安徽省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在过去的近20年里相继颁布了不少指导安徽生态旅游业健康发展的意见、管理办法和总体规划，追踪这些文件，“生态”“可持续”“生态旅游”“生态旅游资源”“生态经济”“绿色”等字样并不鲜见，意在向人们昭示安徽生态旅游业发展是“生态的”“环保的”和“可持续的”，但却一直没有一个整体指导安徽生态旅游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文件。省级和地方政府出台的许多生态旅游发展规划都属于带有商业开发性质的文件。这些文件虽然也有指导生态旅游发展的内容，但多以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为目的，融入了过度商业化的元素。值得指出的是，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在一些涉及乡村旅游的文件中偏向于用“乡村旅游”这个概念，“生态旅游”概念被置于“乡村旅游”概念之中。正如“生态旅游”区别于“可持续旅游”(sustainable tourism)和“自然旅游(nature-based tourism)”，“生态旅游”与“乡村旅游”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49][50]。同样地，“森林生态旅游”“湿地生态旅游”“乡村生态旅游”“农业生态旅游”和“农家乐生态旅游”等媒体话语的传播也造成了“生态旅游”概念的泛化和生态旅游话语的混乱，让游客产生现代旅游就是生态旅游的假象。

我们无法考证生态旅游法律规范的缺失和地方政府话语弃用“生态旅游”标签的真正动因，但可以肯定的是，国内学术界对生态旅游概念与内涵进行科学探讨的学术话语实践会促成政府的积极话语行为，而政府的积极话语行为又规范生态旅游市场上其他主体的话语行为，并最终带来生态旅游的良性发展。因为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形式，话语不仅是现实的表现，还有助于影响、改变和变革其他社会实践。

(二)经济发展幕布下的生态旅游话语

根据福柯的话语理论，“话语”的功能就是赋予权力，而权力又共生于知识。话语对知识和权力的构建作用也体现于生态旅游发展话语的各个层面。毋庸置疑，如同其他旅游形式一样，生态旅游也是生态旅游者对生态旅游目的地文化和自然资源的一种符号消费行为。有消费就必须有产品。在我们生活的符号世界，生态旅游所提供的产品实际都是话语主体通过不同媒介所进行的符号表征与再建构，如生态旅游目的地“会被怎样表征是人类社会的操控和选择”[51]119的结果。下面我们将仍然从企业、政府和媒体话语的角度展示安徽生态旅游重经济发展、轻文化和自然保护的倾向。

为了更好地吸引生态游客，各种旅游企业(包括直接从事生态旅游开发和与生态旅游发展有关的商品开发、销售、餐饮等服务类型的企业)都纷纷冠以“生态旅游”的头衔，“绿色”“生态”“自然”等话语俨然成为一种时髦，满足了人们逃避都市、体验自然的心理需求。除了名称的噱头外，企业还通过自己的网站、公众微信、微博、博客、论坛、电视旅游宣传手册、旅游宣传推介会和展销会等多种话语渠道，介绍旅游线路、提供出行攻略、推介地方美食，给生态旅游者展示的是一幅幅“原始”“绿色”“生态”的画面和“舒适”“安逸”的氛围。此种话语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增加游客数量来获取更大的经济回报，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生态旅游景区的过度商业化和旅游化倾向。生态旅游似乎正在向大众化旅游逐渐转变。

安徽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尤其是文化资源，如铜陵的青铜文化、黄山的古徽州文化、九华山的佛教文化、齐云山的道教文化等，政府在规划生态旅游资源时也尽量凸显文化的元素，但其主要目的还是希望通过打文化牌来促经济发展。如综观2014年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的《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发展规划纲要》可以发现，该示范区建设的目的在于通过整合该区域的生态旅游资源，最终实现社会经济的更快发展。2016年2月19日，政府主流媒体央广网以“皖南国际文化示范区旅游收入突破2 200亿”为标题，报道了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的相关建设情况。在2016年2月24—25日召开的2016年安徽省旅游工作会议上该议题也被重点关注，并以政府文件形式转发地方各级政府部门。政府层面的一系列话语行为构建了这样一个事实：发展生态旅游业可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它影响着生态旅游企业的一系列社会实践行为：(1)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景区的交通、餐饮、住宿等基础设施，破坏了生态旅游景区的原始景观，造成景区的“同质化”现象，使游客无法真正体验原生态文化和自然景观；(2)追逐A级景区的评比，因为景区级别越高，门票定价就越高；(3)企业盲目增加旅游服务项目，加重景区商业化倾向；(4)追求生态旅游产业规模化经营和跃进式发展。

如果说企业和政府话语主导了安徽生态旅游商业化发展的方向，媒体话语则成为生态旅游商业化的有力推手。一般说来，生态旅游者受教育程度较高[52]，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现代媒介，如微信、微博、博客、手机、电脑等使他们可以无障碍地获取关于生态旅游产品的各种信息。为了满足游客的猎奇心态，媒体话语符号地构建了让人垂涎欲滴的“原生态”美食、让人忘却都市喧嚣的“原真性(authenticity)”生态旅游地和让人流连忘返的舒适生活场景。我们不会拒绝生态旅游产品的推销和商业化(commodification)，但当我们过分追求生态旅游的经济功能，让互联网+时代下的生态旅游演变成一种绿色推销(eco-sell)[53]和绿色生态伪装(Greenwashing)时[54][55][56]，它就很难不对生态旅游目的地造成文化和自然景观上的破坏。因此，媒体话语对生态旅游的过度再现与建构给当地居民带来的不是福祉(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而是生态剥削(eco-exploitation)[57]59。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国内外关于生态旅游发展所达成的共识(不是“标准”)，即自然保护、文化尊重、社区(当地居民)福祉和生态教育，来对安徽生态旅游发展话语进行评判：(1)在政府话语行为里，生态旅游概念与其他形式旅游概念被肆意嫁接和混用，导致生态旅游概念的话语秩序混乱，影响了自身的话语实践行为；(2)基于中国话语尊重权威的特质，我们认为政府话语在安徽生态旅游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它深刻地影响着其他市场主体的话语行为。为此，政府应该正视生态旅游发展理念的转变，扮演好规范和引导的角色；(3)政府话语行为揭示其在生态旅游发展意识形态上有以发展地方经济为先导的倾向；(4)企业和媒体成为生态旅游绿色伪装和绿色推销的践行者。过度追求生态旅游的经济功能推动安徽生态旅游向大众化旅游发展；(5)在大部分话语实践里，生态旅游业实质上被视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产业，被贴上数字化的标签来加以衡量。政府应该转变生态旅游发展理念，重视生态旅游发展的质量，使生态旅游能更好地促进自然和原生态文化的保护，更加有利于当地居民和生态游客身心的健康发展。

六、结语

生态旅游是一种发展话语，不同话语主体的话语表征、构建着生态旅游发展的实践。本研究无意于批评甚至否认现有生态旅游发展话语，而是期望根据当代中国话语“辩证和谐”的特性(与生态旅游 “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相吻合)，对安徽生态旅游发展话语做全面整体、辩证统一、理性与直觉的解读与评判，揭示其中存在的规律性和非规律性的因素，以服务于“生态旅游”事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