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入、嵌入和融入：社会工作的“在地化”路径

张乐

一、引 言

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走符合国情的本土化道路早已是各界共识，而本土化实现路径主要有四种主张：一是嵌入说（王思斌、阮曾媛琪，2009；王思斌，2011；史柏年，2013；尹阿雳等，2016），二是内生转型说（李迎生，方舒，2010；张昱，孙志丽，2010；卫小将，2014），三是分立说（刘威，2011；殷妙仲，2011），四是融合说（李伟，张昱，2015）。无论哪一派观点都没有完全排除政府的作用去单纯地谈社会工作发展。学界普遍认为，在中国大陆当前“政—社”关系下，依靠政府结合既有体制来推动社会工作本土化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当然，政府强势主导的社会工作发展路径也有弊端，这表现在专业社会工作者被吸纳到街道的权力网络过程中产生了外部服务行政化和内部治理官僚化等问题，社会工作在街区权力体系中逐渐式微，失去了影响力（朱健刚等，2013:43），甚至出现了“道德实践的商品化”和“政治实践的工具化”现象（肖小霞等，2013:151），社会工作追求社会正义的使命也被扭曲了（郑广怀，王小姬，2014：31），以至于社会工作自身陷入了身份焦虑（张超，2017：73）和看似难以解脱的发展困局之中（宋言奇、余力，2016：126）。事实果真如此吗？中国大陆的社会工作在寻求自我发展的道路上难道真的如以往研究所言的那样变得愈加保守和悲观了吗？以专业性和自主性自诩的社会工作在面对国家强势主导的框架里真的毫无“招架还手”之力了吗？本文以笔者长期积累的观察笔记、学生实习报告与跟追访谈资料为依据，通过介绍W市社会工作及其核心社会组织的“在地化”过程，揭示社会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之间的博弈和互动的细节，尝试性地回答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