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的认知逻辑进路

宋保振

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方法，法律解释的价值必须要通过其运用来实现。从当下司法实践来看，法律解释的运用难题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解释权限模糊导致“不敢”解释；第二，裁判后果导向“不想”解释；第三，运用标准欠缺“不会”解释。如果说前两者更多涉及解释体制和司法理念等宏观内容，那么解释标准欠缺就直观体现了裁判实践中法律解释方法“运用难”，这也被称为“法律解释的困境”。①参见桑本谦：《法律解释的困境》，《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在我国法治发展的初级阶段还很难完全把握和运用法律解释这样一种抽象方法，另一方面也和当下法律解释研究过于“重理论”和“重西方”不无关系。当前，尽管越来越多的法律人开始秉持法律解释的智识性理解，但是考虑到各种解释方法运用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判断，法律的整体性和融贯性、裁判的逻辑标准与政策标准以及解释结论的可接受性，都成为解释过程中的重要考量因素。相对于恪守解释理论可能引发的“风险”，现实促使法官必须立足中国语境，从一种发展、多样和开放的视角来把握法律解释。其实裁判者也深知，无论法律解释理论建构的多么完善，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褶皱”都不可能被“完全客观”地填平，它仍是人的主观活动。至多就是依靠一些抽象的解释标准，证成法律渊源与法律决定之间的大前提，并以之作为“转换规则”弥补法律论证或推理中的“跳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