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伐齐所见魏氏将领及相关问题考辨二题
——以清华简《系年》为中心

杨蒙生

（清华大学 a.中文系；b.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北京 100084）

通过清华简《系年》第22章对公元前404年三晋伐齐这段历史的描述，结合20世纪30年代初公布的羌编钟铭文，已经可以清楚地知道，三晋方面参与伐齐的人物中既有三晋各自的领袖，也有三晋盟国越、鲁两国的君主。这对完善战国前期历史、特别是充分认识对后世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三晋伐齐一事，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在《系年》公布之前，限于材料的不足，学界很少有人能对这些人物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笔者不揣浅陋，谨先行钩稽魏国方面诸将领资料而成此文，不当之处，敬乞方家雅量。

一、魏斯纪年及其伐齐史迹考

魏斯，魏文侯，魏桓子之子。其名《魏世家》误作都，①钱穆《魏文侯为魏桓子之子非孙其元年为周贞定王二十三年非周威烈王二年辨》，载《先秦诸子系年》，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25-126页；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120页。《索隐》作，清华简《系年》作（简115）、（简116）、（简121），可隶定作畀，读为斯。②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90页。

由《系年》第21章：

以及第22章：

楚圣桓王即位，元年，晋公止会诸侯于任，宋悼公将会晋公，卒于鼬。韩虔、赵籍、魏击率师与越公翳伐齐。齐与越成，以建阳、陵之田，且男女服。越公与齐侯贷、鲁侯显盟于鲁稷门之外。越公入飨于鲁，鲁侯御，齐侯骖乘以入。晋魏文侯斯从晋师，晋师大败齐师，齐师北，晋师逐之，入至水。齐人且有陈子牛之祸，齐与晋成，齐侯盟于晋军。

两部分内容判断，魏斯不仅曾参与楚简王七年和之后的三晋攻楚行动，还曾投身到楚声王四年时的三晋伐齐一役。然而，对于此人的“初立”以及与之连带的称侯问题，学界却颇多异辞。究其原因，多半是出于对以下两条史料的不同理解。《晋世家》索隐：

按《纪年》魏文侯初立在晋敬公十八年。《魏世家》索隐：

（魏文侯）三十八年卒。《纪年》云五十年卒。按《纪年》武侯二十六年卒。

与之相应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①引按，下引各家观点，除单独出注者，其他诸说均参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2-93页；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第117页。第一，晋敬公十八年说。

此说以朱右曾和陈梦家为代表。

朱右曾认为，据《晋世家》索隐，知文侯在位三十八年而卒，其立当在晋敬公十八年，若在位五十年，其初立宜在晋敬公六年，这与《晋世家》索隐不合。

陈梦家绕开《魏世家》魏文以二十二年为侯之说，直承《纪年》文侯初立在晋敬公十八年之说，云：魏斯初立应在称侯改元前一年；在位五十年，立十二年自称为侯，故《纪年》记文侯初立在晋敬公十八年，其时当魏斯立后之十二年，称侯改元后历三十八年而卒。由此上推五十年，可定周贞定王二十四年为魏斯元年。亦即是说，魏斯初立自侯在晋敬公十八年，当周考王七年，称侯改元则在晋幽公元年，当周考王八年。②不过，在《六国纪年表》中，陈梦家仍将魏文侯元年定在公元前445年。又云：“三晋伐齐入长城之时距其自称为侯已十三载，前后均不相合，不知为何，颇疑后面的十三载为三十载之误。”参陈梦家《六国纪年表考证》（上篇），载《西周年代考·六国纪年》，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1-114、85页。

第二，晋敬公六年说。此说以雷学淇、王国维、武内义雄、钱穆等为代表。雷学淇认为，若将六字之点形写长，以致出于画下，即可与十八相似，则十八应是六字之讹。王国维从之，并云：由《魏世家》索隐所引《纪年》中的武侯卒年上推，知文侯初立在敬公六年；索隐“十八”二字应是“六”字误离为二。

武内义雄认为，依《纪年》，魏文初立当在晋敬公五年后一年，即公元前446年，较《史记》提前二十二年；立后第二十三年称侯，在公元前424年；在位五十年卒，当公元前397年。③武内义雄《六国表订误及其商榷》，王古鲁译，载《金陵学报》第一卷，1931年第2期，第1-49页。引按，此文中之商榷文字为王古鲁本人对武内义雄《六国表订误》一文的回复意见，非武内氏之说。特此说明，敬请读者留意。

钱穆认为，《纪年》“十八年”是涉下文“十八年，幽公淫妇人”而误；魏文元年在周贞定王二十三年，非周烈王二年，当晋敬公六年，公元前446年；其称侯应在即位后第二十二年当年，更纪元年则在次年，当周威烈王二年，公元前424年；在位五十年而卒，当晋烈公二十年，公元前397年。④钱穆《魏文侯为魏桓子之子非孙其元年为周贞定王二十三年非周威烈王二年辨》《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考》《三晋始侯考》《王氏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补正》《通表第二》，载《先秦诸子系年》，第125-126、127-128、144-148、431、550-557页。

杨宽赞同前面三说而认为陈梦家说有杜撰嫌疑，并云：初立与自称侯不同；既然魏文初立在晋敬公六年，依逾年改元之例，其元年当在次年，即周贞定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45年；称侯改元则在二十二年当年，公元前424年，并未逾年改元。⑤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第117-119、142-143页。

第三，晋出公十八年说。

此说以王古鲁为代表。

王古鲁认为，《晋世家》索隐所引敬公十八年是出公十八年之误，魏文初立宜在出公十八年，至于出公何以误为敬公则暂不得知。⑥王古鲁说，参武内义雄《六国表订误及其商榷》，王古鲁译，载《金陵学报》第一卷，1931年第2期，第1-49页。

笔者以为，诸说之中，朱右曾说虽符合《纪年》所记文侯初立在晋敬公十八年及《史记》文侯在位三十八年而卒之文，却无法调和它与《史记》魏文二十二年称侯和《纪年》所谓文侯五十年而卒之间的矛盾。⑦对于朱说无解于《纪年》文侯在位五十年而卒的记载一条，陈梦家亦曾有说。对于雷、朱二说，他认为，雷说起点在《纪年》所记文侯在位五十年之说，故不惜改同书所记晋敬公十八年为六年，朱说起点在《纪年》所言魏文初立在晋敬公十八年，下至其卒年只三十八年，不合于同书所载文侯在位五十年之说。参陈梦家《六国纪年表考证》（上篇），载《西周年代考·六国纪年》，第113页。陈梦家说将文侯初立等同于文侯称侯改元，确有主观臆断之嫌，且由文侯在位五十年而卒推断，《纪年》作者似是统言魏斯称侯前后纪年，并无强分魏斯某年、魏文侯斯某年之意。因此，其说亦有可商。⑧方诗铭、王修龄认为陈说实为折中之论。参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第92-93页。至于王古鲁说，由于没有证据，暂置不论。参合前引《纪年》魏文初立在晋敬公六年非十八年、立五十年而卒，及《魏世家》魏文二十二年称侯之说，可知索隐文侯“三十八年卒”中的“三”或是“二”字讹误。

再者，从用谥角度推断，文侯之事多为后人追记，故多称谥以纪当时事，①胡朏说，参钱穆《魏文侯二十五年乃子击生非子罃生、魏徙大梁乃惠成王九年非三十一年辨》《通表第二》，载《先秦诸子系年》，第152页。对其即位之事似是以后例前、笼统言之。若此，则所谓的“文侯初立”仅指魏斯之初即位。依次年改元之例，知魏斯元年宜在次年，值晋敬公七年，当公元前445年。立足于公孙会之乱在公元前405年、三晋伐齐入长城事在公元前404年这一历史定点，②引按，此二事纪年均较钱穆说晚一年，并得羌编钟铭文及清华简《系年》证实不误，知杨宽修正钱说之论可定。参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第117-118页。参及《楚世家》魏文侯二十三年、楚简王八年，魏文侯始为诸侯和《魏世家》魏文二十二年列为诸侯两条史料，③引按，此二条钱穆已辨，其说可从。参钱穆《三晋始侯考》，载《先秦诸子系年》，第144-148页。可知前引杨宽之说良是，即：宜定魏斯元年在公元前445年，称侯改纪新元在周威烈王三年，公元前423年，后二十八年而卒，在位统合五十年。④按，公元前434年，晋敬公十八年，晋公为求得生存，反身朝见韩、赵、魏三家，而魏氏实力又为三家之首，诸侯莫能制之，故魏斯才敢于此时南面称侯，其时距其即位正十二年。据《纪年》所载魏文侯五十年去世，知其人之卒在称侯三十八年后。这或许就是《魏世家》所言魏文侯三十八年而卒一说之原因所在。然若如正文所论，其中三字实为二字之误，则此说自难信从。总之，魏斯之称侯及其所在之时间节点或非历史偶然，背后原因值得深思。这与《系年》在第21章楚简王七年（当魏斯二十一年）、公元前425年时仅称魏斯之名，至第22章楚声王四年、公元前404年三晋伐齐之时则称其为晋魏文侯斯的做法相合。

然而，由于魏斯的称侯是私自为之，并未获得周王和天下诸侯认可，因此，以《系年》作者为代表的当世史家仍然将其视为晋之三子，亦或只称其为“晋魏文侯”。这种情况直到魏斯称侯二十年后的公元前404年，亦即三晋伐齐前夕。它直接刺激着魏斯为了获得天下认可而继续努力。公元前405年岁末爆发的齐国乱局和因之而起的廩丘之战让他看到了通过伐齐以迫使齐侯屈服并促使周天子和诸侯承认自己诸侯名位的现实希望。这就是他全力参与伐齐一役的重要原因。

不过，在清华简《系年》公布之前，囿于材料的不足，学界对此并无全面了解。世人对于魏斯亲自参与三晋伐齐一事的认知也大多停留在对《吕氏春秋·慎大览·下贤》所说之“（魏）文侯可谓好礼士矣。好礼士，故南胜荆于连隄，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闻”⑤“上闻”或作“上卿”，学界对此多有讨论。除许维遹书所引意见外，还可参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99-900页；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第190页。一事的理解上。

在已知各家中，除苏时学、钱穆和陈连庆等人已经笼统将魏文侯与三晋伐齐及其称侯相关联而认识相对保守且到位之外，⑥苏时学《爻山笔话》，载《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七辑第11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钱穆《三晋伐齐考》，载《先秦诸子系年》第147-148页；陈连庆《〈羌钟〉铭”征秦齐”新释》，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9第3期，第76-81页。上引钱文原注曾云：“又按，魏胜齐长城，当宣公卒、康公立，虏齐侯、献诸天子之说恐无据。”引按，《下贤》或有夸张，然据《系年》，知齐君之见天子实为三晋军威胁迫无疑。就此而言，《下贤》篇称齐侯为虏之说有理。学界惑于《水经·汶水注》所引《纪年》“（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角〉伐齐，入长城”⑦文中《水经》引文均自郦道元《水经注》，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要么只是肯定魏文侯受王命伐齐而不言其具体实施者；⑧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第190页；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第900页。要么不言王命而只道魏斯是以功受赏；⑨马叙伦、金其源、覃戒甫等持此种意见。参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第900页。要么认为魏斯是派了翟角伐齐；⑩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78-179页。抑或是统而言之曰：三晋伐齐之时，文侯最强，此役亦实以魏为主，故《下贤》仅称文侯；⑪⑪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第101页；缪文远《战国史系年辑证》，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270-271页。⑫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第101页。⑬陈民镇《清华简〈系年〉研究》，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280页；《清华简〈系年〉所见越国史新史料》，载《中国长城博物馆》2013年第3期，第49-51页。再或是直接说三晋伐齐魏方统帅是翟角⑫⑪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第101页；缪文远《战国史系年辑证》，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270-271页。⑫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第101页。⑬陈民镇《清华简〈系年〉研究》，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280页；《清华简〈系年〉所见越国史新史料》，载《中国长城博物馆》2013年第3期，第49-51页。或魏击，⑬⑪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第101页；缪文远《战国史系年辑证》，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270-271页。⑫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第101页。⑬陈民镇《清华简〈系年〉研究》，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280页；《清华简〈系年〉所见越国史新史料》，载《中国长城博物馆》2013年第3期，第49-51页。却只字不提魏斯，多不能对魏文侯斯在三晋伐齐一役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进一步认识。

现在，有了前引《系年》第22章魏斯从晋师败齐军、逐而入至水这段文字，参合同章前文所言韩、赵之君与魏世子击及越公翳联合伐齐一事，已然可以确信，《下贤》关于魏文侯胜齐于长城的记载并非虚言——在三晋伐齐之时，作为魏氏首领的魏斯曾经从今鲁南地区，亦即当时的齐长城南部地区对齐人发起猛攻。他的行动和西线晋军一起，给内乱不止的齐国以巨大压力，加剧了齐国内部局势的动荡，加速了田氏代齐的步伐，更为以魏斯为代表的三晋君主如愿封侯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伐齐之时魏击所司军职辨（附：翟角）

由于现存与三晋伐齐有关的文字资料中从未出现过魏击的名字或其他暗示性信息，因此，在清华简《系年》战国段简文被披露之前，学界罕有人将其与三晋伐齐联系在一起。然而，《系年》第22章“韩虔、赵籍、魏击率师与越公翳伐齐”的出现表明，魏击本人的确也曾投身于公元前404年的三晋伐齐一役。

据钱穆考证，魏击生年在周威烈王四年，当公元前422年。核之《韩诗外传》及《说苑》所载魏文侯问中山使者赵仓唐魏击之长短若何一事，知其说有理。①钱穆《魏文侯二十五年乃子击生非子罃生、魏徙大梁乃惠成王九年非三十一年辨》《通表第二》，载《先秦诸子系年》，第151、553页。据此推算，知公元前413年率领晋军围攻秦国繁庞城时，魏击只是年仅八九岁的幼童，至公元前404年三晋伐齐之时，亦不过是18岁上下之少年。当此及前，其力甚弱，其威不足，何以指挥大军迎战强敌？因此，颇疑他之所以在军中，多半是魏文侯出于爱子之心而为之所作深远谋划。②《战国策·赵策四》：“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若此，则魏击在伐齐联军中的身份值得推敲。

《左传》闵公二年有里克之言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③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若战国前期，魏国典制直承春秋而稍有变化，则在围攻秦国繁庞城和三晋伐齐之时，魏击在魏军中的身份很可能是抚军。两军交战之时，自当另有常将出面。《水经·汶水注》所引《纪年》在记述三晋伐齐之时仅云“（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角〉伐齐，入长城”，却只字不提魏击的原因很可能就在于此。由此可知，三晋伐齐时魏国方面的常将很可能就是翟角。

翟角，公元前404年三晋伐齐之时，西路晋军中的魏军主将。④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第101页；张树国《〈羌钟〉铭与楚竹书〈系年〉所记战国初年史事考论》，载《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2期，第191-218页。《水经·瓠子水注》所引古本《竹书纪年》：“晋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杀其大夫公孙孙，公孙会以廪丘叛于赵。田布围廪丘，翟角、赵孔屑、韩师救廪丘，及田布战于龙泽，田布败逋。”由此可知，他曾在廩丘之战中成功击退田布所率齐军，解了廩丘之围。《水经·汶水注》引《纪年》作翟员。钱穆据《韩非子·外储说下》所载翟角事推定此中员字实为角字之误，⑤钱穆《魏文礼贤考》《王氏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补正》，载《先秦诸子系年》，第134-135、430页。其说甚是。

以上就是笔者结合清华简《系年》战国段简文，对发生于公元前404年的三晋伐齐一事所见魏氏人物及相关问题所作的补正和考辨。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再次体会到出土文献在还原古史过程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小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导师李学勤先生的指导，修改时亦曾得到徐在国老师的赐正，并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