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匡互生传承五四精神的教育实践及现实意义

陈 果， 陈邵桂

(1.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2.湖南工业大学，湖南 株洲 412007)

1891年，匡互生出生在湖南省邵阳县宝善乡(现邵东县廉桥镇)。1919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求学时，匡互生成为五四运动的先锋，当年毕业后至1933年逝世，在短暂的一生中，他传承五四精神致力于教育事业。什么是五四精神？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演讲中指出：“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学生们参加的历史上叫做五四运动的大事件，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运动。‘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1]565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敢当“先锋队”，发挥“带头作用”，“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是五四精神的重要内容。陈思和在《真正的五四精神与教育的理想主义》一文中评价匡互生的事业时说：“他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教育事业，实实在在地在中国这样一块土地上进行理想主义的教育实践。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五四精神。”[2]4匡互生传承五四精神，在教育实践上的具体表现，按毛泽东以上所论分析，就是突破陈规，勇于创新。研究匡互生的教育实践，对当今教育事业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一、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破格聘毛泽东任教

1920年秋，匡互生应聘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当时在省长公署任秘书长的易培基兼任校长，因省府政务繁忙而无暇顾及学校工作，匡互生“实则是总揽全校事宜的主角”[3]79。也就是说，匡互生作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实际上是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的。

匡互生到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以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他提出：“要把一师建成全省新文化运动的先锋阵地，首要的任务是必须更新教师队伍。”[4]于是，“匡互生便大刀阔斧地更新教师队伍，撤换大批思想陈旧的教师，延聘了一批从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教师”，知名的如李达、田汉、周谷城、夏丏尊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匡互生力主聘任毛泽东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师。[3]79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记载：1921年夏秋间，“毛泽东被聘任湖南第一师范二十二班国文教员”。[5]87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在展馆介绍《前言》中也说道：“1920年秋至1922年冬，青年毛泽东先后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主事和师范部国文教员。”

聘毛泽东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师，在当时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赵海洲等著《匡互生传》对此评价道：“匡互生却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提议。”[3]79这个提议在学校会议上议决时，立即有老师不无讽刺地问匡互生：“你看过学校章程吗？”匡互生立即回答：“看过，本校教员一律要有大学毕业学历。”那位老师又问：“那么请问毛润之(毛泽东，字润之——引者)先生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匡互生并非不知道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而无大学学历，却仍然理直气壮地说：“学历只是一种资格的凭证，更重要的是本人的学识。据我所知，毛润之无论是在本校读书时，还是在北京图书馆任管理员，读书都十分勤奋，学识厚实，写得一手好文章；论才干，他创办组织社团，反清驱张，都显示他卓越的组织活动才能。这样的人才，任小学主事兼一师国文教员，足可胜任。”见匡互生对毛泽东评价如此之高，那位老师又搬出学校规章：“那本校章程要不要呢？”匡互生回应：“校章可以修改。我看在校章上加上这么一条：凡任一师附小主事者(一师附小主事，即校长——引者)可以兼任本校教员。”易培基校长也赏识毛泽东的水平和才干，因而支持了匡互生的提议，与会其他老师也就没有再提出不同意见。[3]79-80

以上对话表明：匡互生聘毛泽东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师，是要有力排众议的勇气的。这一创举，显然是五四精神在匡互生教育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也就是高照在《匡互生破格聘毛泽东任教》一文中所说的：“任职期间，匡互生重视‘五四精神’的传播。”[6]历史证明，匡互生这一大胆之举，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成为历史事件载入近代中国史册。

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从此贯穿了匡互生教育生涯的始终。后来创办立达学园，匡互生尤为重视的仍然是教师队伍建设。立达学园“教师的班底，延聘的是直接参与‘五四’运动的北京高师毕业生和受‘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3]123。由此既可见匡互生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也可见其在教育事业中对五四精神的传承。这也是匡互生成就教育事业最为重要的因素。

二、在春晖中学任舍务主任时，改革学生管理工作

1924年，匡互生受聘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数学教师兼任舍务主任，传承五四精神的具体表现，就是突破师道尊严的传统观念，实施学生人格感化教育。春晖中学是1923年创办的私立学校，也曾一时声名雀起，夏丏尊、丰子凯、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等都在该校任过教。匡互生任教春晖中学，就是经夏丏尊介绍的。何谓舍务主任？“舍务主任在有的学校叫做训育主任，要指导学生的生活，还得指导学生的品德修养。”[3]90可见，匡互生担任的舍务主任一职，在学校教育中也是很重要的岗位。由于“匡互生尊重学生人格而以身作则的人格教育，受到了学生的敬爱和拥护，也得到教师的共鸣与赞同”[3]96。

例如，春晖中学师生分别在教师食堂和学生食堂就餐，匡互生不是去教师食堂就餐，而是去八人一桌的学生食堂就餐。在20世纪20年代，这样的举动其实就是对学生无声的教育。赵海洲等在《匡互生传》一书中评价：“舍务主任和同学一起用餐，这件事哄动了全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鸿沟，一下被这位新来的老师冲决了，同学们渐渐地向他亲近。”[3]90-91

再如，匡互生在春晖中学“把‘五只老鼠’治倒啦”。匡互生的学生管理观念尤其是对后进学生，主张采用“大禹治水的办法，是疏导，不宜采用鲧的堵塞”。[3]95匡互生来到春晖中学不久，一位老教师对他说：“匡先生，你当舍务主任，把‘五只老鼠’治倒啦，就算你有能耐。”匡互生回答：“不是治倒他们，而是让他们变好。”所谓“五只老鼠”，是指沾染偷盗、赌博等不良习气的五个学生，老师、家长没有少费劲，“教师骂，家长打，全无济于事”，也就是说不见教育的效果。匡互生听说后，“一个个地了解情况，找学生本人谈话，上家庭访问”，其中一个学生被家长在家里关了半年，一出来照样赌博、滥吃、不读书。匡互生教育这个学生，细心开导，还让他在课外担任一点特别的工作。该生感动了，说匡先生把他当人看待，“赌博洗手了，作业也做了”，其他四个学生也不同程度地好转。[3]95-96

还如，关于一个学生处理的意见分歧。有一天学生早操，体育老师喊着“一、二、三、四”的口令，操场上一个学生也喊出“一、二、三、四”的口令，且高于教师的声音。事后，教务主任找这个学生谈话，该生不承认违反校规。围绕该生所为的处理问题，在校务会上发生争执，教务主任和体育老师坚持开除该生，匡互生反对无理开除该生，参加会议的朱光潜和丰子恺支持匡互生的意见。[3]99-100对于这件事的处理，匡互生在《中等学校的训育问题》一文中介绍：“某君便提议要开除那个学生，后来虽然因了其他教员的抗议，才勉强把原案改为‘取保留校查看后效’了事。而校长某君事后闻知(因为当时校长某君不在校内)竟大说抗议的教员不是！他说这样的学生非开除不可。当时我正在旁，因质问他说：‘就令承认消极的制裁为有效，也当拿一点充分的理由来作施行这种制裁的根据！高声地唱了几句一、二、三、四，就要被开除，理由也太不充分了罢？’某校长便很快地答复我说：开除一个学生，要同他们说什么特别的理由？就令要说出理由，那就给他‘品性不良，不堪造就’八个大字已够了！这样大胆的教育家的态度和议论固然可怕!然而他们对于消极的制裁的重视和整齐划一的苛求总算极尽了他们的思虑了罢！以这样的方法去讲训育，无怪学生的思想行为要退步。”[2]309

以上事例表明，在春晖中学任舍务主任的匡互生，和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时一样，同样是传承五四精神，敢当“先锋队”，发挥“带头作用”，对学校现状有所改革，也做出了一定成绩。可是，即使是对一个学生的处理，匡互生作为舍务主任提出的正确意见，也难以得到校长的支持。此外，他向校长提出“打破男女不同校的旧规，实行男女并收”，校长没有同意，提出“让学生成立学生自治会，由他们自己管理自己”，校长也没有同意。[3]98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匡互生的教育改革意图未能如愿。既然如此，匡互生也就不得不辞去春晖中学的教职。

三、创办立达学园，创新人格教育

匡互生创办立达学园以及在立达学园的八年教育生涯，是其教育事业最有成就的时期，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创新人格教育。关于创办立达学园的目的，1925年初，匡互生在给学生黄源的信中说：“我几次任教，教育改革，不能实施，因此决心自己创办新校。”[4]可见，匡互生创办立达学园，就是立志教育改革，也就是说，传承五四精神，创新教育内容和形式。这一创新的突出表现，则在于实施人格教育。

在理论上，据尧育飞在《匡互生著述考——兼论其文集的整理》一文中考证，匡互生发表与立达学园及人格教育有关的文章主要有：《中等学校的训育问题》《青年教育者的修养》《立达、立达学会、立达季刊、立达中学、立达学园》《诞生五年来的立达》《立达学园恢复的经过》《立达学园农场概况》《学园遭劫前后》等。[7]在这些文章中，匡互生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人格教育问题。由于匡互生英年早逝，其在世时又奔波于教育事业，无暇著述，因而著述不多。[7]也正因为如此，匡互生关于人格教育的理论阐述，既有其书面发表的文章，也有其口头表述后由立达师生撰写回忆文章记载的。

关于为什么要进行人格教育，1925年初，匡互生从春晖中学辞职以后，在创办立达学园的同时，在《教育杂志》1925年第17卷第8号上发表《中等学校的训育问题》一文，在回顾春晖中学的教育情况时说：“他们对于学生的行为，只知道消极的制裁，而不知道注重自身的修养去实行人格的感化。”[2]308教师不注重对学生人格教育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教员对训育可以不负责任，故学校延聘教员可以不注重人格。只要有相当的技能”。[2]309这就是匡互生实施人格教育的动因。关于人格教育的涵义，匡互生授意、朱光潜执笔，以立达学会名义发布的《立达学园旨趣》指出：“我们的人格教育第一个要素就是诚实……待人不诚，于是有欺诈凌虐；待己不诚，于是有失节败行……我们师生大家都极力求以至诚相见，免除一切虚伪，要使社会对于立达的师生所得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诚恳的态度。”[8]立达学园的办学宗旨以人格教育为首要义项，然后展开。匡互生在《立达、立达学会、立达季刊、立达中学、立达学园》一文中介绍：“立达的宗旨，是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以改造社会，促进社会，促进文化。”[2]302关于立达学园办学宗旨及各义项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读立达学园农科第一班的学生章乃焕回忆：“修养健全人格，是偏于个人方面，也可说是立己达己的事；实行互助生活，是偏于社会方面，也可说是立人达人的事。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是立达的根基；以改造社会，促进社会，促进文化，是立达的结果。总合这四句话，于是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立达人。”[9]这也就是人格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在实践上，匡互生实施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人格教育举措。朱光潜在《回忆上海立达学园》一文中说过：“叫做‘立达’也有深意，来源于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两句话。‘立’指脚跟站得稳，或立场坚定，‘达’指通情达理，行得通。在‘立’与‘达’两方面，‘人’与‘己’有相互因依的关系，‘成己’而后能‘成物’，做到成物也才能真正地成己……叫做‘学园’而不叫做‘学校’，是要标明我们的‘学园’不同于当时一般的学校。这个词当然联想到希腊的‘柏拉图学园’的自由讨论风气，但是更切实的意义是把青年当作幼苗来培养和爱护，使他们得到正常的健康的成长。此外，我们还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用意。”[10]133-135根据朱光潜关于“立达”的解释，能更深刻地理解立达学园的办学宗旨，就是突破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既有格局，对学生实施全面教育，即“我们的‘学园’不同于当时一般的学校”，使学生“得到正常的健康的成长”，其中特别强调的仍然是学生的人格教育，由此即使是今天的读者，仍然可以感受立达学园扑面而来的“五四新风”。立达学园怎样实施人格教育，刘慈民在《匡互生先生事略》一文中关于立达学园人格教育的论述，也可以理解为是立达学园实施人格教育的实践举措。

第一，“实施人格感化教育”。对此，刘慈民是这样解说的：“立达学园没有繁琐的校规，没有形式的奖惩。老师示范，以身作则、启发、诱导青年主动地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在对“人格感化教育”进行解说的基础上，刘慈民还举例说明：“他(他即匡互生——引者)在学校开设一门‘实践道德’的课程，亲自讲授做人的道理。他自己的言行非常检点，从不喝斥学生，也从不轻易责备学生，教师同样如此，夏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一书，几乎成了学生们人手一册的课外读物。当时，有人说立达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11]

第二，“提倡生产教育”。关于生产教育和人格教育的关系，在立达学园就读过的蔡端回忆，匡互生在论生产教育和人格教育时说过：“提倡生产教育，以求人格教育的充实。”[12][注]引自蔡端《忆匡互生创办的立达学院》，“立达学院”应为“立达学园”，此处原标题如此，按原文引用，特注明。刘慈民分析：“匡先生认为当时的中等教育过于空洞贫乏，应该力求充实，遂提出实施生产教育。其目的在于通过生产实践，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养成刻苦耐劳的习惯，进而领会人类生活的意义。”[11]为了便于实施生产教育从而创新人格教育，匡互生创办农场作为教学基地。对此，蔡端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然记忆清晰：“1928年春，匡互生在江湾校园后面空地试设农场，开始养蜂养鸡，并种植果木蔬菜。他亲自带领学生参加劳动，希望通过实践积累经验，进一步办好生产教育，以期(能)够更好地教育学生。”[12]可见，立达学园的生产劳动，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学生”。

第三，“鼓励学生探索真理”。关于为什么要“鼓励学生探索真理”，刘慈民摘引匡互生以下观点予以说明：“旧社会之所以不合理，是制度和人性造成的，因而主张铲除一切桎梏。”怎样“鼓励学生探索真理”，刘慈民分析：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匡互生提出青年要“奋然而起作点革命工作，为人类留点正气，为社会开条生路”的观点。青年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匡互生“鼓励学生探索真理”的最终目的是希望青年学生理解：“我们民族有出路，青年才有出路；我们社会有出路，青年才有出路。因此，谋求民族的出路、社会的出路，是青年的责任。”[11]这样，就使学生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将个人命运与民族、社会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完善人格。

匡互生在立达学园创新人格教育，是传承五四精神在学生教育内容和形式上的突破，学生通过学校教育不仅学会知识，而且培养健全的人格。立达学园人格教育的效果，通过一个学员的回忆，即可由一斑而见全豹。1932年夏入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就读的馨笛，在2011年撰写的《心中的标竿》一文中介绍：“最难能可贵者，立达学园创办至今七十六年来，所有师生永结同心，互助合作，未闻有逾越不肖者，人格教育，永世长存。”[13]203-204历史已经证明，匡互生实施人格教育，使立达学园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的一座丰碑。

四、匡互生教育实践的现实意义

匡互生的教育实践虽然是20世纪20、30年代的产物，但由于是五四精神在教育领域的传承，因而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一是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借鉴。匡互生在湖南一师和立达学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实践，其中学校延聘教员要注重人格，不能只关注技能的思想，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工作。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强调：“国家繁荣、民族振兴、教育发展，需要我们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需要涌现一大批好老师。”[14]其中“师德高尚”，习近平总书记是列为教师队伍建设各要素之首的。2018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开宗明义：“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可见，党和国家对教师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视。因此，研究匡互生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经验，现实启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二是为加强学生的管理教育，尤其是思想品德教育提供借鉴。匡互生在春晖中学改革学生管理工作，特别是在立达学园创新人格教育的实践，仍然是当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值得认真总结的宝贵历史经验。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会上强调：“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15]青年学生的特点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的深远意义。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还特别向青年提出六点要求：一是要树立远大理想，二是要热爱伟大祖国，三是要担当时代责任，四是要勇于砥砺奋斗，五是要练就过硬本领，六是要锤炼品德修为。[16]这六点要求，也就是新时代中国青年实现党的期望、人民的期待、民族的重托需要具备的条件。除了第五点以外，其余五点都是讲的思想和精神条件。也就是说匡互生改革学生管理工作和创新人格教育的历史经验，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综上所述，匡互生是五四运动的先锋，后来传承五四精神终其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并以有所突破和敢于创新为己任，因而做出了重要贡献。笔者在邵东县郊瞻仰匡互生墓时，所见到的叶圣陶为匡互生撰写的墓志《匡互生先生生平》，也是从两个方面评价匡互生的：一是“当五四运动发生之日先生领先声讨奸人以至火烧赵家楼，对运动表现极大的英勇和重要的贡献”，二是“实行教育改革，身体力行，历尽艰辛，无愧为一位忠诚爱国的教育家”。换句话说，匡互生是以五四运动的先锋和杰出的教育家载入近代中国史册的，前者表现的精神又在后者的实践过程中传承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