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路
——基于文化自觉的分析视角

黄煌华

(1.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403；2.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形势及中国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民族发展趋势为基础而提出。探究这一思想的文化意蕴，不难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价值指向和理论基础相契合过程中凝练的思想果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变幻的国际形势表现出来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理论是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华文化面临挑战时提出的。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403。文化自觉是一种自我认知、体察的状态，它包括一种意识，即对自身所处的文化谱系及历史传统有清醒的认识，也包括一种习惯，即时刻保持“自知之明”的习惯。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切合了这样的状态，清晰地把握了整个世界发展到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体察到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危机以及坚定了马克思主义实现全人类解放的信仰，同时也保持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知之明，突显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一、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文化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之后，学界就开始对其进行研究，研究的角度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生态环保等。而如果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思想进行研究的话，就必须把它视为一种在发挥作用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那么就必须从文化逻辑的角度研究这一思想的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表述的前身是“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表述首先是多次集中出现在2011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该白皮书的主要观点是和平与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作为新视阈，探讨全球价值观和人类共同利益观的新内涵。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完整表述第一次被写入了党代会报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随后，“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次出现在习近平的讲话中。学界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理念被提出是发端于2013年10月24-2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科学内涵的系统阐述出现在习近平在2015年所做的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的报告中。而我国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标志，是在2017年2月联合国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重要国际理念正式写入联合国决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本体系的阐述则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安全等角度的论述，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中国的巩固和定位。通过梳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过程以及结合习近平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论述，可以知晓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文化逻辑。

(一)文化自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文化逻辑起点

20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主流文化就围绕中西文化有过长期的争论，主要是围绕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进行的。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交往既是全球化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渗透在全球化的其他方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各民族文化如何在交往中实现取长补短、多元共存的局面，就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的过程是基于对本民族文化来历、形成和发展有清晰的自知之明，在此基础上理解其他文化，建立多种文化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及和平共处的守则，即费孝通所概括的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符合了这一点。

(二)文化自信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文化底气

从文化角度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发现这一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指向和理论基础相契合过程中凝练的思想果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用鲜活的例子证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结合的魅力。所以，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信心解决现在处于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所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及满足人类共同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同时，中华传统中的“和”文化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尚和合、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的文化来源。

(三)价值认同和价值认异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成为可能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涉及不同价值观之间的交往。价值认同是指“在价值观念的交往过程中，人们有时被交往对方的价值观念所同化，自觉地或非自觉地赞同和接受对方的价值观念”[3]。全球化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对某种价值观念的认同，但近二十年来国际上爆发的战争和冲突表明西方价值观肯定不能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有的价值观念。因为西方价值观归根到底仅仅代表西方价值，并不能反映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全球性的社会认同本质上是对于能够满足全人类生存和发展价值观的认同，而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中以和为贵、与人为善的文化传统及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全球价值观的认同。

在对反映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价值观认同的基础上，对于各自文化中的利益和诉求予以价值认异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价值认异是指“在价值观念的交往中，虽然人们彼此并不赞同和接受对方所持有的价值观念，但他们基于对彼此之间历史、文化、社会地位、利益关切等方面的差异的认知而完全理解对方所持价值观念由以产生的缘由和根据，并由此包容、体谅和尊重它”[3]。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的经济发展相互之间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也共同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所以全球共同利益联动愈发突显。但是，在全球共同利益基础上，各民族的利益诉求必须予以尊重。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各民族的文化交往必须是平等的，同时必须充分理解和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实际上就包含价值认异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消解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强制认同而产生的价值观冲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才有可能。

二、马学为魂：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当代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方克立在1988年新加坡的儒学会议上就阐述过这样的观点：中华文化在新世纪的复兴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也就是方先生提倡的“马学为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发展。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指向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阐明必须扬弃私有财产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4]51是马克思的经典表述，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指人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与处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中的状态不同，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不受外在的束缚和压迫，可以自由自主的发展，个人与个人之间是互为主体、互为客体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互助、合作的关系。十八大报告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既追求本国利益又能够兼顾他国合理利益的理念，习近平也在多种场合下表示中国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快车”，这体现中国所提倡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里面各个国家之间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因资源掠夺而发生战争，而是在谋求本国发展的过程中促进他国的发展。同时，目前全人类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全球危机、生存问题，比如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贫富不均、国际冲突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超越了某类国家或某个阶级的能力范围。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这类问题的解决而提出的，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关切，符合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真实共同体的现代性方案

社会理想的建构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实现中国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的理念，这一理念与马克思真实共同体思想在社会理想的追求上具有一致性，体现的都是对人类未来命运发展的共同关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继承马克思真实共同体思想中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的唯物史观，又对产生于19世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对抗背景下马克思真实共同体思想进行现时代的回应。

马克思将社会形态划分为三个阶段，以“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状态，这三种社会形态分别对应“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以及“真实共同体”。“真实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自然共同体”是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与人之间基于血缘而求得生存的相互依赖关系。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发生分化，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阶层的特殊利益，往往以“虚幻共同体”的形式将特殊利益标谤为共同利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共同体“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5]119。因此，建立真实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的终极追求，在真实共同体中的个人处于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状态。而这种共同体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彻底消除的基础上。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自由人联合体是一种资本主义灭亡后的共同体。马克思在19世纪预言的必然灭亡的资本主义在当今时代正在自身体制内进行改良，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对抗的局面也发生了转化，但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及问题却是当下存在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为理想蓝本，给出了自由人联合体在当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状态中的现实方案，即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间强调共同的利益观，强调全球化发展下国与国之间发展的密切性，突出在经济、政治、安全、生态等方面人类共同问题的紧迫性。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回应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表述主要集中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扩大，人类历史的发展将超越民族的界限，成为世界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从十八大报告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倡导到十九大报告中“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6]的状态描述，体现中国对于世界历史理论的清晰认识，也反映了中国应对全球问题的中国智慧，有力地回应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三、中学为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中学为体’即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7]43。在文化自觉中，魂和体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具有指导性意义，但必须和中华文化这一实体相结合，才具有意义；同理，中华优秀文化精神价值的发挥离不开魂的指导作用。从文化自觉的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马魂”指导下“中体”的突显。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和”文化

首先，“和而不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原则。中国广阔的地域、多民族的共同生活、东西南北的巨大差异，这一系列的实际情况注定中华文化具备开放包容的特点，因此，“和而不同”一直是中华文化在与外来文化交往融合过程中坚持的原则，也为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方法指导。当今世界，伴随国与国之间紧密经济关系而来的是各种文明、文化的相互交流与碰撞，尤其是这一过程中存在西方霸权文化压制剪裁非西方文化的现象。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各国间文化和文明的和平融合发展，反对文明优越论和普世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要解决共同面临的人类发展难题并不能依靠某个国家的文明或价值观，而必须是国与国在平等交往中，坚持求同存异，多元文明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吸收彼此文明中的精华，促进多样文明间的相互尊重、和谐共存，为人类共同难题的解决提供和谐良好的国际环境。

其次，“和平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视角。“和”文化是中华儒家文化所特别倡导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则。习近平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尤其是在国际讲话等多种场合下均特别强调中华传统“和”文化理念，从向世界宣传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到坚定表明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和平发展”成为习近平讲话的高频词，也充分体现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视角。“和平发展”是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际交往的准则，它为解决人类共同的生存难题提供了思路启示。

再次，“和合共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因。习近平在2016年B20工商峰会的演讲中提到“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根本理念。“和合”二字作为词语最早出现在《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这两个字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即不同的事物和观点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和合共生”富有哲学智慧，主张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促进每个个体的共同发展。中国以“一个地球，一个世界”作为基础，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的正是“和合共生”的文化基因。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所以人与自然之间需要和合共生，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各国共处一个世界，所以必须促进包容联动式发展，协调国与国交往过程中的文明冲突，促进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国家深入交流，在冲突和融合中实现共生。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承了儒家的大同思想

儒家大同思想描述了社会发展的一种美好理想和愿望，最早出现于《礼记·礼运》篇，核心的思想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大同社会是指在经济基础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上实现消除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状态，整个社会处于和谐安定的太平盛世。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经济全球化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休戚与共关系下提出的，以一种对和平发展美好愿望的追求得到广泛认同，发扬了儒家的大同思想，使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落脚点。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观突显世界大同的价值共识。“在大同社会中，讲求信睦是构建良好人际关系的原则”，“保护每个人的生存发展，这是为政者所应担负的职能和义务，更是大同社会所具有的重要特征”[8]。2015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的讲话中，首次系统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及环境等五大方面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支柱，其中在政治上强调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的倡导实际上是淡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超越不同社会制度的分歧，响应人类对于世界和平的追求，注重人类整体利益的实现。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表达天下为公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共6次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党以报告的形式呈现中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中国方案，展现了中国“天下为公”的情怀。中国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与国之间休戚与共的发展关系，理性地觉察到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必须从全人类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进行考虑，世界的命运由各国共同决定，必须构建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清晰地把握了整个世界发展到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体察到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危机,以及坚定了当代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实现全人类解放的信仰，同时也保持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知之明，突显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