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的现状及因素影响
——基于文献综述

王红艺

(南昌大学 社会学系， 江西 南昌 330031)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农村中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务工，形成规模庞大的“民工潮”，我国流动人口迅猛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已经达到2.44亿，其中主体是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2月28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02/28/content_5269506.htm。。伴随着流动人口的迅速增加，人口流动出现了家庭化趋势，流动类型逐渐由单个个人外出流动阶段、夫妻共同流动阶段发展到核心化家庭阶段[1]，大量农民工子女来到城市，形成了城市中规模庞大的流动儿童群体。流动儿童正处于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在对他们进行关心教育的同时，更应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又译为生存质量、生命质量*国内有关儿童青少年、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的实证研究，有的使用生活质量一词，有的使用生存质量一词，也有的使用生命质量一词，三者均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本文中生活质量与生存质量为同一意义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随着疾病谱的改变和人们健康需要的提高，随着健康观和医学模式的转变，国外医学界引入了生存质量的概念[2]。到20世纪90年代，生存质量评价在卫生资源的分配、病人个体治疗方案的选择、临床试验中多种治疗的比较以及健康人群生存质量的测定等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

流动儿童正处于生理成熟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其生存质量关系到其能否健康成长，不仅影响其个人及家庭的发展，也关乎中国未来劳动力的素质及社会的整体发展。目前国内有关流动儿童生活质量的研究还不多，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小范围的针对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现状的调查分析。这类研究采用了系统性的测量工具，对一定区域内流动儿童群体的生存质量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合性的调查分析，因而对我们认识和把握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状况及寻求解决对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国内有关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对以农民工子女为主体的流动儿童的生存质量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全面认识和把握当前我国流动儿童的生存质量，为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也为有关部门和组织制定及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二、概念界定

1.流动儿童

流动儿童是与流动人口相对应的概念，指的是流动人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界定，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是指一个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区内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http://www.gov.cn/xinwen/2018-02/28/content_5269506.htm。中的儿童。与流动儿童相似的概念还有流动人口子女、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子女、城市流动人员的子女和打工人员子女等。

在我国，流动儿童至今并未形成统一的界定，不同的研究者根据其研究的不同需要，对“流动儿童”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其依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1998年国家教委、公安部发布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中关于流动儿童的定义：流动儿童是指6至14岁(或7至15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少年儿童，也可称作“流动人口子女”。暂行办法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流动儿童在流入地的义务教育问题，针对人群主要是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因此将流动儿童的年龄界定在6～14岁或7～15岁，且包括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流动儿童少年[3]。关注和研究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的学者多使用此种定义。二是以我国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对流动人口的界定来界定流动儿童。如有学者依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将流动儿童定义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或者“在本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18周岁以下的人口[4]。近年来有学者依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将流动人口定义为经常性居住地与户籍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相一致且离开户籍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不包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相应地，将流动儿童定义为流动人口中的0～17周岁的儿童或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人口[5-6]。此类定义主要基于人口普查的需要，划分标准依据居住地时间和户口登记地情况，多出现在使用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中[3]。

有学者将流动儿童的定义区分为广义(包括城市户籍流动儿童和农村户籍流动儿童)和狭义(仅指农村户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两种，并指出，“现今大部分研究中的流动儿童指的是农村户籍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狭义的流动儿童定义)”[6]。这实际上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的主体始终是农民工及其子女。

2.生存质量

国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生存质量，至今生存质量测评已广泛应用于医学领域以及健康人群生存质量的测定。近年来，国内学者意识到生存质量研究的重要性，有关生存质量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迄今为止对生存质量尚无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义，不同学者对生存质量有不同描述。被引用较多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世界卫生组织在进行生存质量的跨文化研究时，将其定义为: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与他们的目标、期望、标准以及所关心的事情有关的生存状况的体验[2]。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关乎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是免于疾病，更是其对周围文化、社会和环境的主观感受[7]。

早期的生存质量研究着重于身体机能的测定，目前认同生存质量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世界卫生组织于1991年着手研制跨文化跨国家的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量表(WHOQOL:World Health O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 Instrument)，并在全世界建立了7个生存质量研究合作中心[2]。世界卫生组织的生存质量量表涵盖身体机能、心理状况、独立能力、社会关系和生活环境五个领域共33个方面，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研究组对每个方面都有严格的定义和范围，不同文化、不同国家可根据上述定义和范围来挑选和产生相应的items[2]。这是在客观健康水平提高和健康观念更新背景下产生的健康评价指标，它能更全面地反映人体健康状况，并能充分体现积极的健康观[8]。

3.儿童生存质量测评

随着生存质量研究和应用的不断进展，一些学者开始进行某些特殊人群的生存质量研究，包括儿童生存质量的研究。世界卫生组织亦将儿童生存质量研究列为其“特殊人群生存质量研究工作”的第五位[9]。世界卫生组织生命质量研究组提出，评定儿童的生活质量应包括家庭和社会关系领域、生理功能领域、心理功能领域、外表、对社会及物质方面的心理——社会关系、环境领域等六个方面。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及儿童青少年精神病学及有关职业国际联合会也指出:由于儿童在认识、心理、生理等发育水平的迅速变化，导致儿童生存质量研究面临一系列的难题[9]。

目前国内外对儿童生存质量的测评工具较少，国内用于测评儿童生存质量的工具主要有两种：一是由美国学者Varni等研制、由卢奕云等学者翻译修订而成的中文版儿童生存质量量表Peds QL4.0；另一个则是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儿童少年卫生学教研室参照国内外有关量表编制的儿童青少年生活质量量表。

儿童生存质量量表体系Peds QL(The Pediat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 Measurement Models)是由Varni等于1987年开始研制的，至今已形成一套组件式的量表群，由测量儿童生存质量共性部分的普适性核心量表和测量不同疾病儿童生存质量的特异性疾病模块构成[10]，是国外被广泛采用的儿童生存质量系统性测量工具。目前Peds QL儿童生存质量普适性量表已修订至第4版，其内容与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健康[注]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活动的十分良好的状态，不仅是指不存在疾病或虚弱。转引自：陈和年，1994，《生存质量测量的方法学研究及其应用》，中山医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相关内容相一致[11]，适用于2～18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相关生存质量的评价[12]，用于测定儿童及青少年健康相关生存质量的共性部分，适合于社区和学校的健康儿童，也适合于患有各种急、慢性疾病的儿科病人，可用于横向研究不同人群的对比[10]。

Peds QL4.0儿童生存质量普适性核心量表包括儿童自评和家长报告两种量表。目前国内对一般儿童[注]作者注：这里所说的一般儿童是相对于不同疾病的儿童而言的，也可称健康儿童。下同。生存质量的研究主要使用的是其自评量表。该量表包含4个方面的内容，共23个条目。其中，生理功能(健康及活动)8个条目、情感功能(情绪)5个条目、社会功能(与他人相处)5个条目、角色功能(学校表现)5个条目。测量生理功能的8个条目构成生理领域，测量情感功能、社会功能、角色功能的15个条目构成心理领域。Peds QL4.0的每个条目都是询问最近一个月内某一事情发生的频率。每个条目的回答选项分为0～4五个等级，计分时相应转化为100～0分。各方面的分数为该方面下属各条目分数的总和除以所含条目数，总表的分数为各条目分数的总和除以全量表条目数。总分和各方面的分数在0～100之间，分值越高，说明生存质量越高[10]。中文版Peds QL4.0儿童生存质量自评量表，是2004年经Varni授权并提供源量表，由卢奕云等学者翻译修订而成[13]。研究表明，自评式Peds QL4.0中文版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应用于中国儿童生存质量的研究[11]，亦可用于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的测定[12]。

国内学者用于测评儿童生存质量的另一个测量工具，是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儿童少年卫生学教研室参照国内外有关量表编制的儿童青少年生活质量量表。该量表针对7～18岁一般儿童青少年，以学习生活为核心，涵盖生理、心理、社会能力及生活环境等方面，适用于对儿童青少年生活质量进行多维度研究。量表内容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共13个维度：生理心理健康状况(躯体感觉、负性情绪、作业态度等)、社会心理状况(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亲子关系、学习能力与态度、自我概念等)、生活环境状况(生活便利性、活动机会性、运动能力等)；每个维度满分为5分，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量表由吴汉荣等建立了全国常模，并进行了效度和信度检验，均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适用于我国儿童青少年生活质量的评估[14]。

以上两种量表在我国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状况的实证研究中均有所运用。

三、我国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的现状

生存质量是个体对生活的总体满意程度和对个人健康的感受，是身体功能、精神状态和社会能力等方面的主观评价，也是个人心理状态的全面反映。生存质量对流动儿童的身心健康有着广泛的影响。从已有的文献来看，我国有关儿童生命质量的研究较少，且多侧重于临床疾病研究，对包括流动儿童在内的一般儿童全面功能的评价则更少。国内关于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的的文献报道最早出现于2006年，鲁巧珍等采用儿童自我意识量表和华中科技大学医学院儿童少年卫生学教研室编制的儿童青少年生活质量量表，对长宁区外来小学生自我意识和生活质量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并与本地学生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与本地学生相比，外来学生存在消极的自我评价，生活质量也明显低于本地学生，且自我意识与生活质量关系密切[15]。2009年占有龙、阳植翠等采用自制的《流动儿童生存质量评定问卷》对长沙、株洲、湘潭三地的初中阶段流动儿童的生存质量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发现总体而言，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的水平普遍偏低，许多方面都存在问题[16-17]。

基于世界卫生组织(WHO)关于生存质量的定义，采用较为科学的系统性儿童生存质量测量工具，对流动儿童生存质量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综合性的研究，只是近十年来才逐渐兴起的。马飞飞等(2013)[18]、邢海燕等(2015)[19]、李亚等(2016)[20]、陈琴等(2016)[21]、秦萌等(2017)[11]、朱嗣远等(2017)[22]、孙小悦等(2018)[7]学者采用国际上广泛采用的Peds QL4.0在上海市、绍兴市、佛山市等地，胡明月等(2010)[23]、陈静仪等(2014)[24]采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儿童少年卫生学教研室编制的儿童青少年生活质量量表在温州市、广州市两地，对流动儿童的生存质量进行了小范围的调查研究。基于这些研究发现，我们可以对流动儿童的生存质量的现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1.生存质量水平偏低，与城市本地儿童相比存在明显差距

由于社会、经济、家庭等多方面原因，流动儿童在生活、教育、社会适应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其生存质量与城市本地儿童相比有着较为明显的差距。

马飞飞等(2013)、陈琴等(2016)、秦萌等(2017)、朱嗣远等(2017)、孙小悦等(2018)采用儿童生存质量自评量表Peds QL4.0，先后对上海市嘉定区、绍兴市、上海市奉贤区、佛山市、上海市某区的部分流动儿童进行了生存质量的调查研究。马飞飞等对来自上海嘉定区5所外来民工子弟小学的1497名学生进行生存质量评定，结果发现，外来民工子弟小学学生的生存质量状况一般，而且心理社会领域得分较生理领域低[18]。陈琴等对绍兴市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与同地区普通学校的城市儿童的调查发现，流动儿童的总体生存质量水平不佳，尤其是社交功能和学校表现得分均低于城市儿童[21]。秦萌等对上海市奉贤区外来民工子女学校流动儿童、乡镇小学中吸纳积分入学的流动儿童及南桥城区本地小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三类学生中，南桥城区本地小学生生存质量最高，其各领域得分及质量总分得分均高于其他两类学校的流动儿童[11]。朱嗣远等对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部分初中流动儿童及本地儿童的调查发现，流动儿童的生存质量和心理弹性评分均低于本地儿童[22]。孙小悦等以上海市某区12所小学(包括8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以及4所公立小学)五、六年级全体学生为研究对象，利用1577个样本，比较流动儿童与户籍儿童的生活质量，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流动儿童的生活质量显著低于户籍儿童，两组儿童在机体健康及心理健康分量表的分数具有显著差异[7]。

胡明月等(2010)、陈静仪等(2014)采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儿少卫生学教研室编制的少年儿童生活质量量表，对温州市、广州市两地的部分外来儿童的家庭状况及生活质量进行调查，并与本地儿童相比较，结果同样显示：外来学生的生活质量明显低于本地学生。胡明月等研究发现，外来儿童与本地儿童生生活质量比较，在生活质量13个维度中，两组儿童除在饮食与健康、作业态度两个维度上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他包括精力与睡眠、活动能力、学习主动性、自我概念、负性情绪、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活动的机会性、生活的便利性、生活质量满意度等方面，外来儿童和本地儿童均有着显著性差别，本地儿童明显优于外来儿童[23]。陈静仪等研究发现，除活动能力、学习态度、同伴关系、师生关系4个维度外，外来组生活质量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均低于本地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4]。

综上，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流动儿童的生存质量总分及生理功能、情感功能、社会功能、角色功能等各维度得分均明显低于城市儿童。表明流动儿童的总体生存质量水平不佳，其生存和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应引起政府和社会各届的高度关注。

2.心理社会领域得分较生理领域得分低，心理健康问题较为突出

相比于生理健康方面，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更加突出。马飞飞等发现，流动儿童的心理社会领域得分较生理领域低，而在心理社会领域中，情感功能得分最低[18]；陈琴等发现，流动儿童社交功能和学校表现得分均低于城市儿童[21]；朱嗣远等发现，流动儿童生存质量总分和心理弹性评分均低于本地儿童，并且流动儿童生存质量总分与心理弹性总分成显著正相关[22]。这说明随着人民生活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流动儿童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已逐步得到改善，这方面与城市本地一般儿童虽仍存在差距，但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目前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方面。

3.流动儿童生存质量存在年级、性别差异

李亚等对绍兴市2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860名流动儿童的研究发现，小学生的情感功能、学校表现、总的生存质量高于初中生。这与之前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20]。占友龙等对湖南省“长株潭”新特区508名初中生阶段流动儿童的生存质量实证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年级越高，其生活质量水平越低[16]。对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占有龙等认为流动儿童流动的时间越长，周围环境的不良影响就越多，儿童对生存质量的负面感受就越多[16]。李亚等则从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方面进行解释，一是伴随着社会整体的发展，流动儿童家长的文化水平日益提升，小学生父母平均教育程度高于初中生父母，因而小学生获得的来自父母的支持高于初中生；二是随着网络的发展、家庭电脑的普及，流动儿童接触网络、电脑的机会增多，而由于年龄的原因初中生比小学生更多地接触互联网，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初中生在现实中的社会支持；三是由于工作等的不稳定性，流动儿童常常要随父母更换住所，甚至学校，而小学生此频率的平均程度低于初中生，因此其获得的社会支持更加稳定；四是在小学阶段，老师和学校比较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而初中阶段老师和学校更关心儿童的成绩，因此在社会支持方面小学生更有优势[20]。

李亚等的研究还发现，男生生理功能高于女生，并认为，可能的原因是调查对象此年龄段男女生生长发育特质造成的身体素质差异[20]。陈静仪等在对广州市外来子弟学校学生与本地学生家庭状况及生活质量比较研究中，对不同性别学生生活质量得分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男生健康状况、心理状况的得分高于女生；而在生活满意度、环境状况、生活质量总分比较中，男生和女生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24]。这与占有龙等的研究存在不一致。占友龙等研究认为，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的水平普遍偏低，而且呈现出了一系列的特点，特点之一即男生的平均水平低于女生，其可能的原因是男女生的认知结构和心理感受度不同，男生对生活质量的感受多集中在物质性的生存条件和环境上，而女生更多是心理上的主观满意度，后者的评价范围要广一些[16]。流动儿童生存质量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以及哪些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城市儿童的生存质量是否也存在同样的性别差异，这些还有待于将来的研究进一步验证。

4.就读于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在心理状况、社会融入方面的问题可能较外来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更加突出

秦萌等对上海市奉贤区外来民工子女学校的流动儿童、乡镇小学中吸纳积分入学的流动儿童及南桥城区本地小学生的生存质量调查发现，乡镇学校流动儿童生存质量得分在三类学生中最低，不仅低于上海市奉贤区南桥本地小学生，而且也低于外来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文章认为，出现此种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在该区乡镇学校中，80%的学生是流动儿童，还有20%为本地儿童，融合的问题较外来民工子女学校就更为突出，因此乡镇学校流动儿童的情感功能、社交功能得分偏低[11]。陈静仪等对广州市外来子弟学校初中生生活质量现状的调查也发现，在心理状况方面，外来组学生的学习态度、同伴关系、师生关系等维度的得分与本地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原因主要是由于外来组学生间的家庭背景较为相似，而且都在外来子弟学校学习生活，社会适应在同一水平上，受到歧视的机会也大大减少[24]。这与鲁巧珍(2006)[15]、刘清(2007)[25]、曲可佳等(2008)[26]的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们的研究对象是公办学校中的流动儿童，这些儿童在学习、生活中与本地儿童接触较多，可能存在歧视、社会适应不良等情况[24]。

四、我国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的影响因素

目前国内对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的研究，主要是对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现状的调查分析，而对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的影响因素以及有针对性的对策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从现有文献看，有学者将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的影响因素归结为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三个方面[16]。也有学者着重探讨了某一单一因素，如社会支持、流动儿童父母的教养方式、流动儿童自身的心理弹性等，对流动儿童生活质量的影响[17，21-22]。孙小悦等则将影响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的因素区分为保护性因素和风险性因素两类，认为就读公立学校、较高社会经济地位、有独立房间、较高社会资本对学生生活质量有积极影响(保护性因素)，而流动、少数民族、单亲家庭、转学次数、兄弟姊妹数量对学生的生活质量有消极影响(风险性因素)[7]。根据现有文献，可以将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流动性

流动性是流动儿童群体的最显著特征。父母工作的流动性决定了他们不能像城市原居儿童一样拥有稳定的学习环境，转学成为这一群体的共同经历[27]。孙小悦等对上海市某区流动儿童的研究发现，有25%的流动儿童至少转过一次学校[7]。流动儿童在跟随父母流动的过程中，其学业常常被迫中断，他们被迫不断去适应新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并且常常面临语言障碍、学习困难以及来自于原住民的歧视等困难，这种“居无定所”的流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一群体的成长和生活。

研究显示，“流动”对儿童的生活质量有显著的负面影响[7]，而且流动儿童流动的时间越长，周围环境的不良影响就越多，儿童对生存质量的负面感受就越多[16]。但“流动儿童”身份不是流动儿童生活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促使家庭流动的主要因素是就业机会，只有促进城乡及地域间经济的平衡发展，才能使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在某个地方定居，让流动儿童在稳定的家庭和学校环境中成长[7]。

2.家庭因素

流动儿童的生存质量与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生活环境及其从家庭获得的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

研究显示，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质量成正比，父母教育程度及家庭收入越高的家庭，在孩子身心健康发展中投入的越高，这对儿童的生活质量非常有利[7]。流动儿童的家长大多是从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由于农民工自身所处的弱势地位，使得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在各方面落后于城市孩子，家庭生活经济地位弱势对孩子教育和成长产生阻碍作用，仅仅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是很难改变这种“上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的弱势[28]。孙小悦等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得分显著低于户籍儿童，这是导致流动儿童生存质量显著低于户籍儿童的重要因素之一[7]。陈静仪等基于对广州流动儿童的研究也发现，外来组学生的父母以个体户、临时工为主，工作相对不稳定，经济收入不高，使外来学生难以获得与本地学生相当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外来组学生在活动机会性、生活便利性等生活环境方面的满意度低于本地组[24]。

家庭结构及兄弟姊妹数量也是影响流动儿童生活质量的因素。孙小悦等研究发现，单亲家庭和兄弟姊妹数量与生活质量得分成反比，而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质量成正比[7]。由于流动儿童父母工作的不稳定性及经济条件的限制，流动儿童常常只能跟随父或母一方生活，造成事实上的单亲家庭。流动儿童家庭的单亲比例显著高于户籍儿童，单亲家庭中的孩子受到的父母关爱及陪伴远比双亲家庭的孩子少得多，这对学生的生活质量有负面影响[7]。此外，47%左右的户籍儿童得到祖父母的照顾，这一比例在流动儿童中只有13%[7]。兄弟姊妹数量与生活质量也是影响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的一个因素，二者呈现反比例关系[7]。这主要是因为，独生子女的父母可将物质及智力投资集中到一个孩子身上，使其能够独享家庭的资源健康发展。从资源稀释理论来看，孩子数量的增加使一个家庭的资源稀释，从而不能保证每个孩子都得到丰富优裕的物质资源。当然，在多子女的流动儿童家庭中，多子女也可能成为流动儿童的一种支持性因素，曾有研究提示，哥哥和姐姐是流动儿童学业支持的重要来源[29]。

父母的文化程度、教养方式对流动儿童的生存质量也有重要影响。占友龙等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生存质量各个维度得分在父母教养方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大体趋势是：忽视型<专制型<溺爱型<信任鼓励型<情感温暖型<信任鼓励——情感温暖型。忽视型、专制型及溺爱型教养方式的生存质量得分均显著低于信任鼓励型、情感温暖型与信任鼓励——情感温暖结合型的得分，形成了两个极端，这说明家庭教养方式对流动的儿童生存质量有很大的影响[15]。陈琴等研究也发现，流动儿童的总体生存质量水平不佳，良好的父母教养方式有利于提高流动儿童健康水平[21]。而父母的教养方式又受其教育程度所局限，低教育程度的母亲在教养方式中更倾向于溺爱、忽视、专制、惩罚、成就要求及教育的不一致等特点，其孩子对家庭的满意度就会下降；高教育程度的母亲则更具有民主性，孩子在生活和学习上更能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意见，生存质量水平相对较高[16]。

另外，家庭关系也是影响流动儿童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与父母关系良好的学生往往生活质量得分较高[30]。外来子弟学校学生的家庭关系不如城市本地户籍学生的家庭关系和谐稳定，这是外来学生的生活质量明显低于本地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24]。

3.社会支持因素

社会支持一般是指来自个人之外的各种支持的总称。社会支持是一个多向度的概念，林南将之区分为工具性支持和表达性支持两种，工具性支持包括引导、协助、有形支持与解决问题的行动等，表达性支持包括心理支持、情绪支持、自尊支持、情感支持、认可等(Lin，1986)[注]转引自宋丽玉，曾华源，施教裕，郑丽珍著《社会工作理论——处于模式与案例分析》，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在国内学界，有学者将其分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个体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客观支持指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这类支持独立与个体的感受是客观存上的支持；主观支持指主观的、体验到的或情感的支持，指的是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个体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指个体对支持的利用情况[31]。依据社会支持理论的观点，个体需要足够资源来应对环境的挑战，包括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前者包括个人的自我功能和应对能力，后者是指个人社会网络中的广度和网络中的人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功能的程度。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持对维系正常的社会生活是必不可少的，而人们生活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往往也是由于缺少必要的社会支持而产生的。

社会支持是影响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的重要因素。陈静仪等研究发现，外来学生的生活质量明显低于本地学生，家庭、学校环境对生活质量都有一定的影响[24]。李亚等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生存质量总分及各个维度得分与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间均呈正相关，即主观支持、客观支持以及支持利用度都对流动儿童的生存质量有着积极的影响，且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对流动儿童的生存质量有明显影响。主观支持包括家庭成员、亲友邻居对流动儿童的心理支持和陪伴，支持利用度包括流动儿童处理烦恼的方式以及对团体活动的参与度。良好的周围环境能够给流动儿童带来更多安全感与温馨感，较好的危机应对能力和社会活动参与积极性能够让流动儿童具备较强的生活适应能力，也进一步促使其能以一种更加积极向上的态度应对日常生活。而来自老师、同学及学校的社会支持则使流动儿童的情感得到依靠，自卑感减少，敢于与同学、老师交往，敢于表现自己，学校表现也就更好[21]。

孙小悦等则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探讨了学校凝聚力、友谊、邻里凝聚力、信任、母亲自主性支持、父亲自主性支持等因素对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这六个社会资本变量全部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学校凝聚力和友谊的效应量最大。这说明社会资本变量的任何一个方面的提高都会使流动儿童的生活质量提高，通过提高流动儿童的社会资本可以抵消“流动”本身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可以弥补弱势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负面影响[7]。

4.流动儿童自身的心理因素

研究发现，流动儿童自身的自我意识、心理弹性是影响其生存质量的重要因素。自我意识反映了个体对自己在社会和环境中所处地位的认识，是心理健康的重要表现。对自身评价低、不自信，容易导致对生活的不满意。此外，自我意识过低还会导致心理问题的发生，从而影响个体的生活质量。鲁巧珍等发现，无论外来流动儿童或是本地流动儿童，自我意识水平不同者生活质量均有差异，且自我意识越低下，生活质量得分越低，说明自我意识对生活质量有一定的预测作用[15]。李亚等的研究也发现，自评成绩差的流动儿童学校表现得分较低[21]。心理弹性是以应激心理学、健康心理学为视角来看待个体面对负性事件时的应激反应。美国心理学会将心理弹性定义为：“个体面对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其他重大压力时的良好适应过程，即对困难经历的反弹能力。”[注]转引自朱嗣远，林衍锦，李彩枝，杨帅勇，2017，《初中流动儿童生存质量与心理弹性相互关系调查》，《中国当代医药》第26期。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生存质量总分与心理弹性总分成显著正相关，流动儿童的心理弹性评分低于本地儿童是其生存质量评分低于本地儿童的一个重要原因[22]。

以上说明，流动儿童存在一定的心理健康问题，家庭、学校和社会需共同努力，促进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提高其生存质量。

五、结 语

综上所述，流动儿童的生存质量受家庭、学校、社会及自身心理因素等诸多多因素的影响，与城市原住儿童存在显著差距，状况不容乐观，心理健康方面尤其值得关注。从政府、学校、社区、非政府组织、家庭和个人等多角度全方位构建流动儿童社会支持系统，已成为一个非常紧迫、亟待解决的问题。

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着国家的未来。目前国内有关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的研究还不多，而且基本都是小范围的针对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现状的调查分析，较大规模的调查还未看到，对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的影响因素及改善对策也缺乏深入、全面的分析。今后应加强此方面的研究，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状况及因素影响，为政府及社会组织制定和实施更有针对性的改善流动儿童生存发展环境、提高流动儿童生存质量的政策措施提供可靠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