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对新闻检查的体认与抗争

屈海香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控制技术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邹韬奋(1895—1944)，原名邹恩润，祖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永安。192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26年10月起主编《生活》周刊，创办并领导鼎盛时期拥有56家分店的生活书店，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一生共创办和主编出版过6刊一报，成为杰出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和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

围绕我国现代新闻审查的相关研究已有很多，如《我国近现代新闻检查制度综述》[1]《论南京国民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1927—1937)》[2]等文章从总体上论述了民国时期的新闻审查制度；《“封锁”与“反封锁”的较量——抗战时期新闻战线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3]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当局新闻审查的抗争；而文章《民国记者在新闻审查制度下的抗争与调适——以陶菊隐为中心的讨论》[4]则关注于作为弱者的新闻记者在面对国家政府军阀政客等强者时的调适性的日常新闻产制抗争策略。学界对于邹韬奋的研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如从其服务精神、新闻出版思想、经营管理思想、职业教育思想、人际交往等多领域多视角展开研究，但是，从邹韬奋个人视角以比较的方法分析香港和国民政府对新闻审查的区别、研究国民政府不同时期不同的新闻审查特点的相关研究成果还显偏少，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

一、《生活》周刊因文字获罪与第一次流亡

《生活》周刊是1925年10月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至1926年10月邹韬奋接手主编一职时，《生活》周刊“每期印数约有两千八百份，赠送的居多”。[5]87“内容偏重于个人的修养问题，这还不出于教育的范围；同时并注意于职业修养的商讨，这也还算不出于职业指导或职业教育的范围。”[5]93接办之后，邹韬奋秉承以下办刊原则：第一，富有创造精神，杜绝“尾巴主义”。邹韬奋指出：“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5]96故此，《生活》周刊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5]87第二，“内容力求精警。……不但内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5]97第三，“要顾到一般读者的需要。……对于大众文化刊物，要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5]97第四，要有“基本的同志作经常的协助”，即要有专业的和稳定的作者队伍。第五，正确处理刊物内容与发行的关系。对于发行要加以相当的注意，但是根本还是在刊物的内容。[5]98

《生活》周刊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26年10月时规格为一单张，印数为两千余份；1929年第五卷起扩展为本子的形式，之后印量也逐步递增至四万份、八万份、十二万份、后来竟增至十五万份。[5]217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邹韬奋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生活》周刊风格也大为转变，“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5]93，开始高举抗日救国大旗，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生活》周刊为马占山将军奋起反抗日本侵略东北而大声疾呼，号召读者捐款，“捐款竟到十五万余元之多”。[5]233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日之战后，《生活》周刊不仅接受捐款，而且参加了战事后方的服务，报道最近的战事消息，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

《生活》周刊风行于海内外，声势日大。尽管面对国内蓬勃汹涌的形势，每期销数也达十五万份。故而遭到黑暗方面的中伤，在金钱方面造谣，破坏邹韬奋及《生活》周刊的信用。邹韬奋的应对之策有三：一是请潘序伦会计师查账，给予证明书公布；[5]239二是把捐款者姓名和数目登报公示，以维持信任；[5]233三是将邮局立券寄递的证件及报贩收据制版印出，以作证明。[5]253《生活》周刊对政府政策持批评的态度，因言获罪。1931年被下令禁止邮递，这对刊物销路不啻为一种严重打击。邹韬奋首先从解释误会下手，请蔡元培两次致电当局解释刊物没有反政府的态度，无果而终；又经黄炎培向黄郛请托代为疏通，也因被当局认定刊物“批评政府就是反政府”，[5]254断绝了邮递之路。其次，争取其他途径发行。“交通机关如铁路、轮船、民航等等地方，随处都有同情热心协助的读者帮忙，一大捆一大包地运输出去，销路不但不减，反而经常增加起来，并且延展了两年的生命”。[5]254《生活》周刊在禁邮的情况下站在团结抗战民主的最前线，保持着它的英勇公正迈进的态度，特别是自邹韬奋加入了民权保障同盟之后，更是引起了当局的嫉视，不得已而第一次流亡。

二、《大众生活》因销量引起“注意”与第二次流亡

《大众生活》于1935年11月16日在上海创刊。当时，华北五省继东北沦陷后也处于日本的侵略魔爪中，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1935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亲日法令——《申儆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令》，法令替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禁止发表反日言论及组织抗日团体，如有违抗者，定予严惩。停止内战以团结抗战的主张和宁愿妥协不愿停止内战的成见的两方面的斗争日趋尖锐。邹韬奋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在政策上必须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希望。人民希望团结抗战，即不应纵任少数人破坏团结，间接即破坏抗战；人民希望真正民主政治的实现，即不应拖延搪塞，甚至反民主，提倡新专制主义；人民希望进步文化的发挥光大，即不应压迫思想，开倒车，摧残进步文化。”[5]281

邹韬奋倡导进步的文化，“进步文化须与中国当前的进步时代的实际需要相配合。中国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需要，最扼要地说来是团结，抗战和民主”“我们所努力的是为大众谋福利的文化，而不是为少数人谋私利的文化，所以在思想或理论上我们积极注重于大众有利的思想或理论，反对为少数人保持私利的欺骗或麻醉大众的思想或理论”。[5]311《大众生活》周刊作为进步的文化刊物，创刊伊始就举起了鲜明的抗日救国旗帜，提出了“团结抗日，民主自由”的主张。“以实现民族解放、铲除封建残余、克服个人主义服膺集团主义为创刊三大纲领。”[6]在题为《我们的灯塔》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中国大众的唯一生路是在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从侵略者的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7]

“真有生命力的刊物，和当前时代的进步运动是不能脱节的。”[5]254作为爱国者的代言人和计划者，《大众生活》加入到当时最进步的运动——救亡运动中，一创刊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每期销售数达二十万份，打破中国杂志界的记录”[5]260。以至于在当时南京当局的眼中，作为实际上领导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的上海有两个最应注意的东西，《大众生活》就居其一。南京当局委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和复兴社书记长刘健群两人与邹韬奋谈话。逼迫邹韬奋停止抗日活动，并以暗杀来威胁，“把全国的救亡运动和救国舆论，轻轻加上‘蚊子嗡嗡’，只要‘一挥手’就可以‘完全扑灭’”[5]262“老实说，今日杀一个×××，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5]262但邹韬奋始终不肯妥协。“整个救亡运动还是要继续下去，非完全胜利不会停止”“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须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御侮，否则高嚷准备，实属南辕北辙”。[5]262此后，杜月笙出面担保表示愿意亲自陪送邹韬奋去南京拜见蒋介石面谈，邹韬奋在征求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几位同志的意见后决定不去南京。1936年2月，《大众生活》出到第十六期，便被国民党查封了。3月，邹韬奋被迫第二次流亡。

三、《生活日报》与香港的新闻检查

《生活日报》于1936年6月7日创办于香港，宗旨是要唤起民众，共同奋斗来抗敌救国，背景是促进民族的解放，推广大众文化。创办之初，条件十分艰苦，办公室排着放三张办公桌已是挤得难于回旋。由于经济窘迫，被邹韬奋称为“贫民窟里的报馆”。“香港印刷业落后，实出人意料之外。要印日报，非自备印刷机不可。”[5]166香港的印刷业用工制度为包工制，工人遭受严酷的压榨，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难免失去理性，[5]183-185排版校样印刷时的差错和延误等情况时常发生。

香港新闻检查的特点又有三：第一，他们对于攻击英国的言论是最忌的，有妨碍英帝国尊严的新闻是最忌的。“他们不许用‘帝国主义’字样，所以各报遇着这个名词，总写作‘××主义’，读者看得惯了，也就心领意会，知道这‘××’是什么。”[5]177第二，他们最怕有人扰乱香港的治安，以致动摇他们在香港的统治。因此，在香港办报，登记也是一个难关。如由像邹韬奋这样的知名文人出面登记，是很难通过的。邹韬奋请了一位有足够资格的朋友热心赞助，代为出面登记才得以通过。“香港政府最放心的是本地的商人出来办报，理由是他的唯一宗旨是在赚钱。”[5]174第三，他们最怕煽动阶级斗争，所以凡是关于阶级斗争的文字和消息都是禁忌。“香港新闻检查处有几种最通不过的文字，其一便是关于劳工问题，尤其是关于提倡劳工运动的文字。……例如陶行知先生的《一个地方的印刷工人生活》那首诗，说什么‘一家肚子饿，没有棉衣过冬，破屋呼呼西北风，妈妈病得要死，不能送终！’这些话是他们所最怕听的！”[5]177

当然，在香港办报也有其便利之处。第一，香港是自由港，纸张免税，在那里办报可以从纸张上赚些余利来帮助维持费。第二，“中国人在香港办报，尤其是在当前的阶段，所受到的检查制度的桎梏，比在中国各处却是比较地好些。”[5]180“那就是港英政府对于日本的畏惧心理，并不像其他地方的诚惶诚恐”[5]181，中国人在那里发表抗敌救国的言论倒比上海自由得多。因此，邹韬奋慨叹：“有人说香港是殖民地，中国是半殖民地，谁料得到在这一点上，半殖民地还比不上殖民地！”[5]181第三，香港的舆论可以对中国其他省份如广东发挥异地监督的作用。如邹韬奋曾写到，当时广东由陈济棠当权，他对于新闻检查采取严苛的态度。“广东的报纸对于广东的政闻是不敢依事实报道的，结果是在广东的人民不信任本地报纸的报道；要知道广东的真实消息，要在香港的报纸上看。”[5]181主张言论自由而根本反对新闻检查制度的邹韬奋不免切中时弊地指出：“那时广东人要知道真确的‘粤闻’，不信广东报而信香港报，便表示当时广东当局的信用破产！”[5]181

《生活日报》以促成全国团结一致对外为目标，一出版即日销到二万份，而香港当地日报每日销数最多不过五六千份。[5]266但是，香港到内地的交通状况对于以全国为报道范围和读者对象而言显然是一个大问题，努力经营55天后，《生活日报》无法继续亏损而自动停刊。

四、“文化摩擦”与国民党对生活书店的查封

“文化摩擦”与“军事摩擦”“人事摩擦”被邹韬奋并称为“三擦”，借指1939年至1941年间国民党顽固派企图用倒退来消灭进步的一系列行为。“文化摩擦是中国整个黑暗势力所要尽力保护的落伍文化与中国整个光明力量所要努力发挥光大的进步文化的斗争”，[5]308主要表现在言论界(尤其是日报及期刊上的言论)、出版界及教育界。当时，国共两党的机关报处于严重对立的地位。一方是《新华日报》，另一方是《中央日报》及《扫荡报》；“一方面要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奋斗，要把事实真相及真是非表白于世，以求公判；一方面要凭借执政党的便利，运用审查机关及军警宪兵作压迫工具。”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华日报》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把周恩来先生签名盖章负责写出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向江南为国殉难者致哀”几个大字刻出登载。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对于文化摩擦变本加厉，国民党政府郑重提出军令政令之必须服从，其实质是实行一党专制、“消灭异党”的文化统制政策。但是，“天下事最难的也许莫过于压抑正确的消息或言论”[5]300。“在国民党领导下的政府环境中，又觉得难说老实话”，于是重庆的新闻界有的索性有好几天在社论里一字不提，有的勉强胡诌一篇敷衍敷衍，有的特来一篇不痛不痒的短评登在报的末端。黄炎培写了一篇顾全大局而又给国民党十足面子的大著，可是他文章里说的几句公道话却被检查员删得一干二净。[5]301邹韬奋写的一篇观点很持平的文章，很婉转地表达了“加强民主政治，巩固抗日党派的精诚团结与合作”的态度，原拟登在《全民抗战》周刊上面，但是全文被审查会扣留，在那期周刊上的社论地位留下个大空白——开个大天窗。[5]302

国民党新闻审查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审查标准不统一。同属于同一国民政府和同一国民党领导下的各地图书杂志审查会，中央审查会通过的，各地方审查会可以加以否认，即可认为不能通过而视为禁书；各地方审查会彼此之间也可以随意否认，随意即指为禁书！第二，审查机关五花八门，各自为政。有图书审查会，有公安局，有宪兵团，有临时驻扎的部队，有党部，各机关有各自的标准，于是可以随意指任何书报为禁书。[5]324第三，运用军警宪兵作压迫工具，乱打乱捕售卖《新华日报》的无辜报贩，绑架排字工人，暗中抵制进步报纸的邮政发行，[5]299-300有学生因被发现阅读《新华日报》而被确定为“异党分子”。

生活书店就组织上说，它是四五百工作同志在十六年(1925—1940)长时期中血汗乃至血泪的结晶。生活书店与中国当时的进步时代的实际需要相配合，倡导团结、抗战和民主，努力的为大众谋福利，鼎盛时期拥有56家分店。因为这个文化机关发展迅速，气象蓬勃，力量宏大，深入民间，尤其受到顽固派反动派的嫉视。“以这样一个伟大力量的文化机关放在一个非本党党员的手里，党总是不能放心的！”[5]3201939年4月，国民党新闻审查机构先从西安生活书店“开刀”，不但将店封闭，还逮捕经理及职员，劫掠店内财物。待邹韬奋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去访问宣传部长叶楚伧时，得到的答复是，“生活书店事业发达，但总有一部分不可公开，所以党对他不放心。”[5]323邹韬奋据理力争，叶楚伧无言以对。之后，西安省党部的回电罗列了生活书店的四个罪状：售卖禁书；为某方作通讯机关；店内同人有小组织，显有政治训练性质；店内出版物诽谤陕西当局。[5]323至1939年年底，生活书店五十余处的分店遭受了违法摧残。

五、结 语

邹韬奋始终站在中国大众的立场服务于言论界，倡导与拥护团结、抗战与民主，促进民族解放，推广大众文化，以正确的舆论为武器给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以沉重打击。正如邹韬奋所讲的，天下事最难的也许莫过于压抑正确的消息或言论，国民政府的新闻检查制度试图以摧残进步文化而加强新闻统制，以迫害民主进步人士而巩固一党专政，其行为违背历史潮流，其结果必将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