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狂欢叙事
——以《盛开的樱花林下》为例

任江辉

(集美大学 外国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一、引 言

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潮是战后日本文学史上一个比较特异的文学潮流，是在战后日本社会转型这一历史语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文学作品无论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还是在社会现象的剖析和思想追求的主张上，均烙上了无赖派文学思潮的印记，采用其特有的人文叙事和戏谑式的文学修饰手法，以成熟的艺术表现张力，集中体现了当时日本社会转型下的人文和思想的内核”[1]。该文学思潮主要代表性作家有太宰治、石川淳、伊藤整、坂口安吾等。而坂口安吾的文学贡献尤为突出，他的著名文论《堕落论》被盛赞为“日本无赖派文学的理论性纲领”；其名篇《盛开的樱花林下》*参见坂口安吾著短篇小说集《白痴》中的《盛开的樱花树下》，叶琳、杨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本文所引小说内容皆出自此书。通过高超的叙事手法和怪诞的故事情节，将无赖派文学的思想和理念镌刻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堪称日本无赖派文学的经典之作。以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观之，该小说无论从人物形象到叙事语言，还是从叙事空间到叙事情节再到叙事思想，均采用了戏谑的修辞手法和夸张的荒诞叙事，将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生态反衬到文学艺术中，并通过对日本民间文化意识的思考和探索，来表达对日本传统和权威的犀利批判，以及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

二、佯狂式的人物形象

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叙事的主体之一，是文学叙事情节向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人物形象的塑造建构了文学作品的重要内涵，反映了现实社会中不同阶层人物的状况和特征。在《盛开的樱花林下》中，作家所描述的人物形象，主要是山贼和美丽女人。山贼是个杀人如麻、贪图美色的强盗，美丽女人是个外表妖艳、心肠毒辣的妇人。这与巴赫金狂欢诗学理论所认为的狂欢化人物形象十分吻合。也就是说，“巴赫金从历史诗学的高度建构了狂欢化人物谱系，其所认为的狂欢化人物形象的原型可追溯到欧洲中世纪以前文学中的小丑、骗子、傻子和疯子这几类形象，其指向的狂欢化人物形象的精神原型具有佯狂的特点(即：傻、欺骗、疯狂、滑稽)”[2]。而《盛开的樱花林下》中的山贼是个既“傻”又“滑稽”的人物形象。“傻”表现在于山贼在抢夺并霸占了美丽女人后，被美丽女人妖艳的外貌所吸引，对美丽女人产生了痴痴的爱恋，以至于陷入了迷乱之中，对美丽女人言听计从，被美丽女人命令去杀死自己六个老婆，并留下最丑的一位老婆作为其女佣。由此，“二人之间的占有与被占有、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顷刻间发生逆转，占有了女人的山贼开始被女人征服和支配。与其说是他占有了女人的美丽，不如说他被女人的美丽所征服。这样悖论式颠倒的主客关系，是其‘灵魂被吸走’、自我意识被剥夺的主体性沦丧……”[3]这种自我意识的丧失是其“傻”的重要表现。而山贼的“滑稽”则表现在其对樱花的态度和意识。山贼原本是个强壮的男人，是个到处抢夺、杀人不眨眼的强盗，而且他还是个占有欲非常强、极好美色的无赖之徒。但是这样强悍的山贼却对樱花林感到十分的恐惧和不安，显得十分的滑稽和可笑。作品中多次描述了山贼这个彪形大汉对樱花林的害怕和恐慌。例如：“山贼变得很讨厌樱花，他不断地在心里嘀咕：樱花这东西太恐怖了，实在是让人讨厌。明明没有风，可是在樱花林下却感觉有风在呼啸……”“前后左右，无论看向何方，眼前都是层层叠叠的樱花。当走近樱花林的深处时，他感到有一种叫人受不了的阴森恐怖感……”“四面八方无边无际的樱花海中突然刮起了冷风。山贼的身体饱受冷风吹袭，好像变得透明起来。四下的风呼啸而过，樱花林中充满了风声。此时的樱花林只听到山贼的高喊声，他奔跑了起来，他感到心虚……”这样一个胆大妄为、杀人如麻的壮汉山贼身处樱花林却感到如此的恐惧和不安，凸显了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立意，“滑稽”“可笑”的蕴意跃然纸上。

相对于男主人公山贼的“傻”和“滑稽”，女主人公美丽女人的个性特点显得极具“欺骗虚伪性”和“疯狂性”。其“欺骗虚伪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美丽女人虽然答应成为山贼的老婆，但是却拒绝山贼对其头发的抚摸；其二，在山贼不答应带美丽女人去看樱花林的时候，美丽女人的苦笑让山贼感到其“用心不良、心术不正”，她的苦笑如刀刃一般刺痛山贼的头脑和内心；其三，山贼决定回到大山去住的时候，起初美丽女人训斥山贼是个要丢下她的负心汉，最后觉得无法扭转山贼意愿的时候，又表示自己离不开山贼、爱恋山贼，美丽女人十足的虚伪性昭然若揭；其四，外表妖艳动人、让山贼神魂颠倒无法自拔的美丽女人，在最后现出“女鬼”的原型，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对比，凸显了美丽女人极端的“欺骗虚伪性”。而美丽女人的“疯狂性”在文本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美丽女人毫无人性地命令山贼将其六个老婆残忍杀掉，只留下最丑的老婆当其女佣，可见其内心的“疯狂性”；其二，无论山贼制作何等的美食给她，这个美丽女人永远都不满意，也不知足，可见其欲望的“疯狂性”；其三，美丽女人对山贼杀人并带回来的首级数量和类型永不满足，拼命地叫山贼杀人并取回更多的首级，可见其行为的“疯狂性”。

显然，无论是对外表强悍、性格坚毅、杀人如麻的山贼的“傻”和“滑稽”的性格阐释，还是将外表光鲜亮丽、楚楚动人的美丽女人与内心充满“欺骗虚伪性”“疯狂性”的女鬼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立，都彰显了作品中狂欢化人物形象的佯狂特点，同时通过狂欢叙事的艺术形式，将山贼和美丽女人的表征意象——“山贼是面临抉择的日本国民的象征，美丽女人则是注重外表、注重形式主义的日本传统体制、传统价值观的象征”[4]——鲜明地展现出来。

三、多样化的叙事语言

叙事语言是衡量文学作品内容的重要标准之一，其所蕴含的艺术形式和修辞方法均关系到文学作品结构技巧、思想内涵的表达和呈现。“叙事语言是叙述者借以完成叙述行为的工具，也是读者与叙事文之间的媒介，叙事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叙事形态的至关重要的方面。”[5]从叙事语言的性质及功能观之，其一般分为人物语言、描述性语言、叙述性语言等三个层面，在《盛开的樱花林下》中，人物语言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美丽女人的话语。在作品中，美丽女人的话语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撒娇型话语。撒娇性话语作为女人对男人的特有言语，可以反映出女人对男人的讨喜和温柔，但同时这也是一种以柔克刚的语言，在作品中充分体现了从被支配身份向支配身份变化的主体性逆转。如“不要，不要嘛……”“不嘛，不嘛……”“你不在家里时，我是多么的寂寞啊……”等等。其二，训斥型话语。在山贼占有美丽女人以后，美丽女人对山贼的训斥型话语便逐渐增多。一般情况下，原本作为“被占有者一方”的美丽女人应该被山贼所控制，应该被山贼训斥和征服。但是叙事者特意通过美丽女人的训斥型话语来映射美丽女人对山贼的反占有。例如：“人不可貌相，原来你也是一个懦夫啊！”“想不到我竟嫁给了一个毫无出息的人！”“跑了一个，我决不轻饶！”“蠢货！我已经说了留下她……”“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一个负心汉的呢？”其三，嘲笑型话语。嘲笑型话语一般也是美丽女人对山贼表示蔑视的时候所使用的语言，体现出美丽女人内心的高傲和残忍。例如：“你把我从京城里抢来，让我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给我的只有乌鸦、猫头鹰的鸣叫声。你对此不觉得害臊，不觉得残忍吗？”“哎哟，你也胆怯起来了？原来你也是一个胆小鬼啊！”这些嘲笑型的话语在反映美丽女人对山贼无视的同时，也映衬出一种嘲讽式的残忍。

除了人物语言外，描写性语言在《盛开的樱花林下》中颇具特色，尤其表现在叙事者对樱花的描述上。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是日本民族特色的象征，是日本传统美学的典型代表。在日本一般的审美情趣里，樱花代表着外在的美，代表着内在的心旷神怡，对樱花的描述性语言应该是美丽、漂亮、婉约等优美语言。但是《盛开的樱花林下》中的樱花在叙事者的眼中成了外表美丽、内在却让人恐惧的东西，其对樱花所用的描述性语言更多是消极、负面的形容词和心理动词，比如：恐怖、发狂、不妙、精神错乱、害怕、魂不守舍、讨厌、恐怖阴森、寂静、凉意，等等。同时，叙述者还通过对樱花林吹出来的“冷风”的描写来反衬樱花的恐怖，来凸显山贼对樱花的不安感知。例如：“明明没有风，可是在樱花林下却感觉风在呼啸。可事实上，周围既没有一丝风，也没有一丁点声响，只有自己的身影和脚步声穿梭、回响，在孤寂、冷清而平静的樱花林中不由得让人魂飞魄散，觉得自己恐怕要同落樱一般，生命渐渐休矣。”如此借用樱花林中的“冷风”意象来表现樱花的阴森恐怖，将日本传统美学中的樱花描绘成恐怖的代名词，在作品中总共出现了三次。由此可见，“坂口安吾笔下的既美丽又阴森可怕的樱花林显然是一种象征。樱花林就是日本国家和民族的象征，是国家体制和民族精神——‘大和魂’的象征。这种象征就是基于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失败和天皇制国家政体崩溃的社会现实而体现出来的”[6]，使得原本美丽的樱花林变成了恐怖的空间意象。如此，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不断融合和升华，深刻地彰显了樱花的恐怖特征和意象，进而揭示了樱花内在的象征意味。

而在《盛开的樱花林下》中，其叙述性语言则较为简洁朴实和直接精炼。在语言感染力的表现上更显得自然平和。这些大多体现在山贼抢夺财物、杀人如麻的日常生活中，同时还表现在美丽女人与山贼从山里移居京城，又从京城回到山里的意识变化过程中。叙述者以平实的叙述性语言，铺垫下“山贼和美丽女人爱恨情仇”的文学基调，让阅读者产生平和的美学氛围和真实的话语体验。与此同时，在简洁朴实的叙述性语言的基础上，加以童话荒诞的修辞手法，并以此奠定了作品的朴实与浪漫对立统一的基调，呈现出一种孤独和虚无的节奏感。

诚然，无论是人物语言的多样性，还是描写性语言的反常态性，抑或叙述性语言的朴实简洁性，均与巴赫金所提倡的狂欢式的特殊语言如出一辙，即“它容纳了诸如粗俗化的广场语言和伊索式的寓言语言的隐喻、反讽、调侃特点，几乎囊括了与双声语、一符多音以及滑稽相关的一切美学范畴(丑、幽默、怪诞、喜剧因素等)”[7]。也正是这几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叙事语言在《盛开的樱花林下》中的不断糅合，才深刻反衬出其所蕴含的丑陋、怪诞的美学效果。

四、多维度的叙事空间

叙事空间是叙事主体实施行为或进行活动的地点、环境、场所等场域，它是人物形象和叙事情节的主要背景之一，是叙事情节的发展和叙事母题渲染的重要场域。同时，它不仅能体现叙事者的空间视角和空间立场，还能充分表现叙事视角和叙事方式，以及叙事人物的空间感观和空间认知。叙述者在《盛开的樱花林下》这一文本中，将童话中的游戏成分、非现实空间、现实空间对立统一起来，从而凸显了叙事空间的狂欢性。这点与巴赫金诗学理论所认为的“非现实世界的游戏色彩、非现实世界与现实世界截然分明的对峙以及两者之间所产生的张力，是狂欢化思维和狂欢化的世界感受得以生成的基础”[8]这一观点不谋而合。从文本的内涵和叙事空间的类型观之，《盛开的樱花林下》的叙事空间可分为物理空间、心理空间、文化空间等不同层面的空间类别，这几种不同叙事空间的相互交融也系统地建构了其叙事空间的内核。

物理空间是以物质样态体现的、可以让叙事人物感知的、客观存在的场域，是叙事人物实施行为、叙事情节向前发展的要素之一。《盛开的樱花林下》所表现的物理空间主要是“大山”“京城”两个场域空间。大山和京城对于男主人公山贼而言，是两个迥然不同的物理空间。山贼一直生活在大山这一物理空间，他习惯于这种物理空间场域并对拥有大山的树木、峡谷、溪流、云朵等东西感到自我满足和洋洋得意。虽然山贼对大山表现得十分热爱和忠诚，但是他在大山中的生活并不富足，只能靠半路抢夺、杀人来维持生活。可见，大山作为山贼一直执着和热衷的物理空间正象征着“日本固有的道德观念、精神信仰，以及根深蒂固的、具有不可撼动地位的传统价值观念和等级森严的制度”[9]。这种象征着日本传统价值观念的大山并没有给山贼带来生活的富足，其一直挣扎在生存线上。而京城这一物理空间场域对于山贼来说，是个新事物，它象征着崭新的、西方化的民主自由理念和价值体系，但是山贼却总是表示不安和抗拒。这就意味着日本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军国主义思想对一般日本民众的毒害至深，以至于崭新的思想观念无法得到民众的认可。这种非现实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对立与斗争，彰显了狂欢化空间世界的张力。

相对于物理空间的客观性和可视性，《盛开的樱花林下》中的心理空间就表现得较为主观性和富有想象性，其中对山贼和美丽女人的心理空间阐释最具特色。在山贼的心理空间里，更多的是恐惧和不安。这些恐惧和不安不仅来自山贼对樱花林的寂静、阴森的感触，更来自对樱花林中吹出来的冷风的认知。在小说中多次出现这样的描述：山贼面对樱花林和冷风时，其内心恐惧、落寞、孤独的情绪油然而生。这种心理空间的叙述体现了普通民众被传统的价值观和权威所迷惑，在质疑当时的军国主义和天皇专制时内心充满了困惑和不安。而美丽女人的心理空间描写更多表现得比较间接和含蓄。虽然没有直接叙述美丽女人的内心活动，但是从字里行间的书写中可看出，贪婪的欲望、险恶的用心均充斥其心理空间，与其美艳动人的外表产生了极大的反差和对峙，呈现出狂欢化的美学效果。

除了上述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盛开的樱花林下》的文化空间描述也表现得特色鲜明。所谓文化空间就是文学叙事所体现出该地域或该国家特有的社会、人文、思想、意识等文化内涵，在《盛开的樱花林下》中的樱花意象便是其文化空间的重要体现。众所周知，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是日本人审美意识的象征，也是日本审美情趣的典型代表，是最具鲜明特色的日本文化符号。作为文化符号的樱花，从不同层面表现出其不同的象征意味。樱花一般同时绽放同时飘落，层层叠叠形成花海，赋予观赏者巨大的冲击力，在日本人的审美情趣中其代表着凝聚力和团结的精神意识。同时，樱花虽颜色多样，但是其外观纯洁，被日本人视为高贵的象征。而且樱花一般在春季绽放和飘落，所以也被日本人视为春天的风物、美好生命的寄托。然而，作为美好意象的樱花，在《盛开的樱花林下》中却被叙述者描绘成阴森恐怖的文化符号，小说从开始到结束，多次描述了主人公山贼对樱花的恐惧和不安的心理。显然，叙述者竭力要表达的是：“樱花”象征着日本传统体制、权威，代表着日本传统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在二战战败前，其一直被日本人民所推崇和喜爱，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发动了非正义的战争，给日本国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创伤。大多数日本国民意识到战争是由日本天皇为核心的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在心理意识上极大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权威和日本天皇制度的神化”[10]。随着战争的结束，传统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思维开始解体，因此象征传统的樱花如同战前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不再是那么美丽动人和讨人喜爱，而是变得恐怖和狰狞。这一狂欢化的文化空间的隐喻，集中体现了叙事内涵的升华，彰显了叙事艺术的母题。

五、荒诞式的叙事情节

叙事情节是文学作品内容的重要构成要件之一，是文学作品中叙事人物在空间场域中实施行为的过程，其与叙事人物、叙事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推动着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向前发展。在《盛开的樱花林下》中，最为典型的叙事情节就是“杀人”。这一“杀人”情节如梦幻般、如童话般在樱花林、大山、京城这些空间场域里演绎，显得十分荒诞化和狂欢化。而“狂欢化是一种独特的文艺思维方式，是一种艺术地把握生活的认知方式。狂欢式的怪诞成为文学与现实的对话方式，这种方式是以一种独特的感觉视角体验时代现实，欢送旧世界，笑迎新时代”[11]。也就是说在《盛开的樱花林下》中，“杀人”这一独特的体验，是有其特别的表征和意味的，因此在小说中，“杀人”这一荒诞式的叙事情节多次出现。第一次出现在男主人公山贼初次见到美丽女人时，山贼为女人绝色的容貌所倾倒，为了长期占有她，便临时起意杀死了她的丈夫。这是一次为了满足自己私欲的杀人。第二次出现在美丽女人答应成为山贼的老婆时，作为前提条件女人要求山贼必须杀掉其七个老婆中的六个，留下一个最丑的当女佣。山贼犹豫了一会儿，便残忍地杀死了自己的六个老婆。这是一次源于争风吃醋的杀人。第三次出现在山贼和美丽女人移居京城后，为了满足美丽女人的“首级游戏”，山贼被命令去杀人取首级。而美丽女人玩弄的“首级”种类繁多，有大纳言首级(大纳言是指日本古代的官职，是统辖全国的太政官的最高干部之一)[12]、贵族小姐首级、尼姑首级、僧人首级、美少女首级、贵公子首级等等。此次杀人是无休止、无限度的狂欢化行为，是因过分贪婪引发的杀人。第四次杀人是在山贼背着美丽女人返回大山、路过樱花林的时候，发现美丽女人是个女鬼后，将其杀死。这是一次自我救赎的杀人。这四次荒诞式的杀人情节，缘由不同，目的各异，看似相互对立，其实各个情节以狂欢化的叙事艺术系统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揭示了叙事的主题，深化了叙事的内质。

显然，“杀人”这一独特的叙事情节，在现实生活中是个犯罪行为，是违反道德和公序良俗的行为。而在《盛开的樱花林下》里，“杀人”既是消极的、负面的堕落行为，又是积极的、正面的自我救赎、去恶存善之举。这种矛盾和正反对立并存的狂欢化叙事，虽显得荒诞无比，但却以“凤凰涅槃式”的消极，去呈现“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积极。

六、嘲讽式的叙事思想

叙事思想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是引导叙事情节向前发展的隐性线索，是叙述者要表达的精神内涵。在《盛开的樱花林下》中，字里行间渗透着“堕落”“孤独”的叙事思想，并通过嘲讽式的思想宣泄和表达，来彰显作者对自由、平等、民主的追求和对人性解放的宣扬。这一点与巴赫金的“狂欢鲜明地体现了自我解放的意义，体现了人们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向往，是对人的完整性的呈现”[13]这一思想如出一辙。嘲讽式的“堕落”思想渲泄在《盛开的樱花林下》里贯穿始终，其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其一，樱花林是堕落的表征，是日本传统体制“帝国主义化”“军国主义化”的表征。樱花林本身是美好的、让人心旷神怡的事物，但是在文本中其被恐怖的冷风和阴森的氛围所笼罩，与美丽女人的丑恶相比拟，以其外表的艳丽反衬出其内在的丑恶。如此嘲讽式的反衬，将人性本真的面目表现出来。其二，男主人公山贼的日常行为是堕落的常态。住惯大山的山贼表面上看似自己拥有整座大山的一切，生活洒脱、无忧无虑，其实他为了生存下去，还是得到处去抢夺财物，四处寻找食物以维持生计。这种堕落的生活常态其实是对山贼“悠然自得”的一种嘲讽。其三，山贼的婚姻生活也是堕落的。在文本中山贼的形象是高大强壮、坚韧强悍的，其七个老婆和美丽女人都是他通过抢夺的方式得来的。但是可笑的是，他对女人的占有和对婚姻的掌控却是懦弱的。迫于美丽女人的美色和淫威，他杀掉了自己六个老婆并让其中一个老婆成为美丽女人的佣人，而美丽女人甚至连头发都不许其触碰。强悍的外表和懦弱的屈服嘲讽式地形成了鲜明的矛盾和对立，可见其婚姻生活的颓废和堕落。其四，美丽女人的喜好更是堕落得荒诞无比。一般而言，爱美是女人的天性，然而美丽女人不仅对发簪、头饰、胭脂、衣服等有无休止的喜好，而且对人的首级更是偏爱有加。她不断地命令山贼去杀不同阶层的人，并取他们的首级供其玩乐。这种荒诞出奇的喜好是对美丽女人内心丑陋的反讽。

与嘲讽式的“堕落”思想宣泄相辅相成的是，嘲讽式的“孤独”思想渲泄在文本中的空间场域和心理场域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一，山贼内心的孤独。生活在大山的山贼虽然拥有大山的树木、花草、溪谷、白云等一切事物，但是他时常感到孤独。为了排除内心的苦闷，他经常光顾樱花林。然而越接触樱花林，其内心深处的孤寂和不安却越发与日俱增。同时，山贼虽然拥有八个老婆，但是八个老婆并不是真心爱着自己，大多迫于他的强悍而表面顺从他。就连他最喜欢的美丽女人都没能与他进行内心的交流，只是无休止地要求他不断付出。可见，可以征服一切的强悍山贼却拥有无比孤独的内心，这是一种何等的嘲讽。其二，美丽女人生活的孤独。美丽女人虽然拥有光鲜的外表和妖艳的容貌，但是她却是迫于山贼的强悍而顺从成为其老婆，在爱情和婚姻里，充斥着孤独和无奈。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她并无知心的爱人和朋友，只是追求外表的装扮和物质上的享受，沉湎于骇人听闻的首级游戏，并以此来排解内心的痛苦和孤独。其三，空间场域的孤独。这种空间场域的孤独主要体现在大山、京城、樱花林等层面。大山作为男主人公山贼的活动场域，是其生存的重要空间，但是山贼抢夺财物、杀人越货后却时常感觉孤寂，大山的空荡和广阔平添了更多的虚无和孤独。而京城对于山贼来说，是个全新的空间世界。在京城里，山贼时常被嘲笑成傻瓜，被戏称为乡巴佬，随着在京城居住时间的增多，其内心的不安和无聊也日益增多，孤独感也越发强烈。此外，樱花林不仅仅是堕落的空间表征，更是孤独的宣泄场域。特别是在山贼杀死美丽女人后，樱花林的肃静以及连绵不断飘落的樱花意象，将空间场域的虚无感和孤独感渲染得十分形象和逼真。

由此可见，“堕落”和“孤独”是该小说主要的叙事思想，作者通过嘲讽式的思想宣泄、狂欢化的意识表达，将美丽圣洁的樱花林、荒淫无度的山贼、奢侈贪婪的美丽女人融合在文本里，“颠覆了日本传统的价值理念，对日本传统进行深入的反叛，进而以堕落的方式来拯救人性和自由”[14]，从而完成主旨的宣扬。

七、结 语

作为日本无赖派文学的重要旗手，坂口安吾不仅在文学理论上根基深厚，而且在叙事艺术上造诣颇深。其叙事的视野广阔、手法多变，名作《盛开的樱花林下》就是典型的代表。以巴赫金反讽诗学理论析之，不管是叙事人物的塑造，还是叙事语言的阐释，《盛开的樱花林下》均体现出佯狂和荒诞的特点。同样，不论是叙事空间的描绘，还是叙事情节的叙述，甚至叙事思想的抒发，均反映出反讽、怪诞、嘲讽的内质。也就是说坂口安吾借助这种狂欢化的叙事艺术，将佯狂的人物形象融入颓废的叙事空间，并运用荒诞的叙事语言和叙事情节，以嘲讽式的艺术形式反衬出其核心的叙事思想，从而，以颓废堕落的狂欢化叙事来反抗当时日本的传统体制和权威，以达到人性解放和思想自由之目的。因此，在对坂口安吾名作《盛开的樱花林下》进行解析的时候，应在反观巴赫金反讽诗学理论的基础上，从叙事学的人物、语言、空间、情节、思想等多维度多视角出发，紧扣战后日本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语境，才能更为客观、更为清晰地抓住其叙事的核心和内在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