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视域下的“红色”翻译理论研究

摘 要：作为中国当代多产的翻译家，方华文教授无论在翻译理论还是翻译实践中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方华文教授提出的“红色”翻译理论的内涵是“红色中国，红色翻译”。通过与西方翻译的政治性思潮进行的对比研究发现，该理论对翻译研究与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是中国乃至世界翻译界一笔难得的财富。

关键词：方华文；“红色”翻译理论；西方翻译的政治性

Abstract：As a productive literary transla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professor Fang Huawen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both in translating practice and translation theory.Professor Fang has put forward “Red” theory，namely，“Red China，Red Translating”.By comparing with Political trend of western translation，“Red” theory has a strong guidance to translat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and is an uncommon treasure in the translation field of China and even world.

Key words：Fang Huawen “Red” translation theory

Political trend of western translation

一、 前言

方华文是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著名文学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家，被国际译联誉为“the most productive literary transla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中国当代最多产的文学翻译家，Babel.54：2，2008，145-158），并且被文学翻译家-国际翻译家联盟推选为代表人物。他发表的著、译作品极为丰富。出版的专著有《20世纪中国翻译史》《中国的各个民族》《中国美丽的园林》等；译著作品包括《少年维特之烦恼》《傲慢与偏见》等；并且还主编了《经典英美报刊选萃》《50+1位最闪耀的体育巨星》《50+1位最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等多部英汉对照书籍。方教授的著、译作品文笔清新、隽永，风格独成一家，展现了作者渊博的中西方文化知识、深厚的英汉语言功底及高深的翻译理论水平，在中国乃至世界翻译界都具有較大的影响。

二、 “红色”翻译理论

经过多年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教学及研究，方教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鲜明的“红色”翻译理论，即“红色中国，红色翻译”理论。笔者将从以下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1. 内涵

在《20世纪中国翻译史》中，方教授认为，在中国，政治对翻译的影响总是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明显。究其原因，他认为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与社会因素、政治体系因素、历史因素、公众意愿因素及译者因素等是密切相关的。

“红色”政治的内涵包括“社会主义”的政治意愿、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发展等领域。中国正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和精神等领域都充满了鲜明的红色性质。由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红色”政治深刻影响中国的翻译活动，而中国的翻译活动反过来为中国的“红色”政治服务，体现了中国的翻译活动具有“红色”的特性。这就是“红色中国，红色翻译”。

2. 表现形式

在新中国的不同阶段，虽然“红色”理论的内涵是一致的，即“红色中国，红色翻译”，但在表现形式上，却在革命元素、政治意愿和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各有侧重，对中国翻译活动都起着很大的指导作用。主要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1）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这一时期，翻译活动较为活跃。通过对政治文献和苏联文学的翻译，译者致力于为新中国服务、为当时的“红色”政治服务。他们的译作反映了强烈的革命元素和政治意愿，体现了“红色中国，红色翻译”的政治理念特性。

（2） 改革开放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观念大讨论和改革开放政策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深刻影响了翻译活动。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越来越繁荣，著名的翻译家和优秀的翻译作品不断涌现，翻译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强加在翻译活动中的政治意愿已不明显，译者的翻译研究和实践具有很大的自由，选材也较为广泛。但是，政治对翻译活动还是产生很大的影响。翻译活动除了继续为政治服务之外，其重心主要体现在促进带有“红色”性质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精神文明建设等，仍然体现出明显的“红色中国，红色翻译”的经济和文化特性。

三、 “红色”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的政治性思潮的对比研究

笔者在下面将“红色”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的政治性思潮做对比，探讨西方翻译的政治性的本质内容，从而更好地说明“红色”翻译理论的“红色”性与“中国”性，说明其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红色”中国只能接受“红色”翻译，而不是其他与政治有关的翻译理论。

（一） 西方翻译的政治性思潮的回顾

在西方，对翻译的政治性的学术研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真正开始。沃纳·温特（Werner Winter）（1961）在《作为政治行为的翻译》（Translation as Political Action）一文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政治”这一概念，被认为是西方最早谈到“翻译的政治性”的文章。该文谈论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学者把亚洲各国的文学作品译成俄语来赢得这些国家好感的行为，认为这些翻译活动都带有明显的政治性。马丽娅·妮塔·多伦（Marcia Nita Doron）与玛丽莲·加迪斯·罗斯（Marilyn Gaddis Rose）（1981）在《翻译的经济与政治》（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Translation）一文中对翻译出版市场的政治作了一个简单化的分析。美国学者特欧·海门斯（Theo Hermans）（1985）在《文学的操控：文学翻译研究》（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一书中使用了“操控”（Manipulation）这一概念，提出了翻译具有政治操控性这一命题。加拿大学者谢莉·西蒙（Sherry Simon）（1961）在《翻译理论中的性别》（Gender in Translation）中提出了“性别政治”这一内涵较狭窄的命题。同一年，美国著名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发表了《翻译与文化身份的生成》（Transl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一文，文中探讨了翻译的政治性，主要限于“文化政治”这一命题。

西方翻译的政治性思潮具有明显的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女权主义的烙印，体现了西方本土学者的文化优越性，反映了政治思维在翻译活动中的巨大影响，是“主体文化”里的学者对“客体文化”的权力操控。

（二） “红色”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的政治性思潮的对比

方华文教授的“红色”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的政治性思潮之间有一些共性。二者都探讨了意识形态操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即翻译的政治倾向；在理论中都涉及了文化这一特殊的政治问题；同时，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各自领域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都具有较大的影响。

但二者也存在着许多的不同之处，主要总结如下：

1. 二者的基础不同

西方的翻译理论家在研究翻译的政治性理论时，是基于西方的实际情况，也既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资产阶级服务，并带有一定的文化霸权主义倾向。由于西方语言在当今世界中处于强势地位，西方的翻译理论家在处理“客体文化”时，带有明显的文化优越性，对其进行“操控”，从而产生了西方翻译的政治性思潮。而方教授的“红色”翻译理论则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上的，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政治，是对中国翻译发展历程的回顾及总结，并在此基础上的提炼与升华。它对各国文化一视同仁，没有任何的偏见，是为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服务的。

2. 二者对“政治性”的见解不同

“红色”理论对“政治性”的观点主要是传统概念，指的是政治意愿、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发展等领域，主要讨论政治与翻译的相互关系。而西方翻译的政治性思潮则超越了传统概念，进入了现代政治哲学的范畴，是指权力关系及其相关的摆布谋略，涉及了语际翻译中的权力问题，谈论的是强势的“主体文化”如何操控“客体文化”的政治性问题。

3. 二者的内涵不同

方教授的“红色”理论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带有明显的“红色”色彩，其内涵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红色”政治深刻影响中国翻译，而翻译反过来为“红色”政治服务，体现出“红色”翻译的特性，即“红色中国，红色翻译”。而西方翻译的政治性思潮则带有明显的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的烙印，其内涵是“主体文化”里的学者们遭遇“客体文化”时，通过原作的改写、性别政治、特定语境下意识形态对原作施加的影响以及译作的生产和流通等方面来对后者进行权力操控，不关注翻译的技术层面，而强调从宏观上研究翻译行为过程中涉及的一系列深层次的政治性问题。

4. 二者的本质不同

“红色”翻译理论的本质在于其鲜明的“红色”性和“中国”性，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为中国社会服务并由中国学者所总结提出的本土理论。而西方翻译的政治性思潮是建立在西方“优越”文化基础上的，带有西方明显的意识形态、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是企图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文化观点通过权力操控强加于客体文化的，对客体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不利于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翻译的政治性思潮只适合于西方，在中国是没有市场的；“红色”理论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是在总结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的翻译活动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四、 结束语

方华文教授的“红色”翻译理论是在对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独树一帜，对翻译实践活动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在中国乃至世界翻译界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中国多产的翻译家及国际译联文学翻译的代表人物，方华文教授无论在翻译理论还是翻译实践中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的“红色中国，红色翻译”理论对翻译研究与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是中国乃至世界翻译界一笔难得的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方华文.20世纪中国翻译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

[2]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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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unday，Jerem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

[6]許宝强等.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

王宏应，讲师，安徽省淮南市，淮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