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女性乡土文学的地位和价值

王慧

摘要：现代女性乡土文学由女性自己创作，它关照乡村同胞命运，反思古老农耕文化、反映地域特色和社会精神的文学，其诞生并不算晚，且有诸如萧红、丁玲、冰心、杨刚、罗淑、雷妍等女作家的许多佳作。然而，无论从性别文化现实还是文学角度，女性乡土都是在场的缺席者，并没有得到充分正视。现代女性乡土文学对反映女性视域下的乡土世界、探寻女性与农耕文明的内在联系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其独特价值在于性别审美内涵：在乡土背景下对女性自身问题的探索更深入;对女性形象心理建设和生命力的体现更充分。

关键词：女性乡土;地位;文学价值;性别审美

二十世纪乡土文学的创作十分繁荣，现代作家走出乡土、接受新知，特别善于表现质朴的乡土文化，以觉醒者的姿态重新审视古老的农耕文明。乡土作为一种承载地域文化的符号也是具有性别属性的。然而，无论是乡土文学的创作还是理论建设都似乎屏蔽了女性话语色彩，当然这也源于女性解放的滞后。

一、女性乡土文学的地位：在场的缺席者

这样的剥离对现代知识分子意味着自由和解放的实现，但同样是背井离乡，对男子来讲是跨越式的放逐，最终还是有家可回，对女子而言却意味着永久的分离，没有回归的可能。因此，从文化现实角度讲，女子是没有乡土的，但也有丰富的乡土题材的文学作品。现代女作家的乡土创作不同于传统乡土文学中的“恋乡”主题，而有其独特文学意义和丰富内涵，不应被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所遮蔽。

（一）丰富而多元的创作

现代女性乡土文学是女性作家基于一定的乡土经验而创作的，其诞生并不算晚。

其实，冰心早在1920年就发表了一篇乡土小说《最后的安息》，关注妇女问题。陈衡哲的《巫峡里的女子》、冰心的《六一姊》和丁玲的《阿毛姑娘》等陆续发表，表明当时女作家从问题小说入手，关注农家妇女的朴实和痛苦，体现了对底层妇女的同情和观照。30年代女性乡土发展迅速而卓越，羅淑的《生人妻》、杨刚的《翁媳》和《桓秀外传》、丁玲的《田家冲》、罗洪的《稻穗还在田里的时候》等一大批女性作家从个人化的诉说逐渐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视角向着乡村大众倾斜。其中，萧红因其大部分创作是乡土题材而进入了乡土的视野，她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更是女性乡土文学的经典之作。三四十年代女性作家的创作几乎与主流文学合流，女性乡土在沦陷区和解放区呈现不同的风格。其中沦陷区关于流亡之苦、怀念故国家园的主题较多，主要有白朗、萧红、雷妍、梅娘等作家作品;而解放区集中在反映根据地生活和土改斗争的主题，主要有丁玲、李伯钊、曾克、陈学昭等作家作品。

女性乡土作为女性文学中的一个类型，尽管有着多元而丰富的创作实绩，却承受被忽视、被淹没的命运，它一直徘徊在主流乡土文学之外，亟待获得应有的文学位置。

（二）忽视了性别现实的批评视角

二十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因具有浓厚地域色彩和积极反映时代进程的特点而一直备受关注，众多理论家在乡土文学方面的研究探索积累了相当有益的经验，然而以此为据的理论研究大多沿用了男性话语世界的批评视角，却忽略了女人没有自乡土的文化现实。乡土的性别属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

乐铄的《现代女作家乡土作品及其地位》[1]较早的在此方面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充分肯定了现代女作家在乡土创作方面的硕果和地位，然而始终是比对男性作家的创作和延续传统批评视角选取女性作家作品，对女性乡土叙事的发展脉络和审美特色研究稍欠清晰。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论》和陈继会的《中国乡土小说史》等理论专著都曾对萧红、罗淑、丁玲等女性作家进行评述，涉及女作家的论述比较泛泛，对性别意识的关注不够突出。对于个案研究最丰硕的是萧红。萧红是战争时期东北沦陷区的代表作家，其作品《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是带有浓郁北方特色的乡土作品。然而，大部分女作家未作为一个群体进入乡土文学批评视域，要么被排在乡土之外，要么默默成为潜流，其乡土叙事并没有得到充分正视。

目前，现代女作家乡土创作的相关研究是有基础的，但对作品的挖掘和整理还不够，对性别与乡土的内在联系和审美特色研究还不深入。

二、女性乡土文学的独特价值：性别审美

现代女性乡土世界丰富了传统文态下的乡土文学。尽管丁玲们多次表明“不卖女字”，而且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也呈现去性化创作风格，但文学想象的“性差”确是存在的。众多的性别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学的性别视域都有类似见解，比如盛英在《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2]导言中提到两性作家因生存环境和生命体验不同而看到的现实世界也不完全相同，李玲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性别意识反思》[3]中谈到男性作家在把女性客体化、对象化的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男女两性的差异性与平等性的统一。因此，创作主体的社会性别对乡土话语系统建构是有影响的，而这些蛛丝马迹恰恰表现了女性乡土文学的审美内涵和独特价值。

（一）对女性自身问题的探索更深入

中国现代知识女性与传统闺阁女子的最大不同就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几千年的传统农耕文化对性别的压迫根深蒂固，也让女性作家本身时不时地，甚至无意识的自觉关注自身命运和性别现实，因此，在乡土创作中对妇女问题的探索也更加深入。

在男性作家笔下的乡土文学世界，农民的苦难是书写最多的，而农夫通常为屈辱的生活代言，是苦难的唯一抒怀者，性别苦难被农村广泛的生存艰难所遮蔽。夫权的力量在女性乡土文学中被表现得非常突出。乡下男人打老婆时也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这是萧红在作品中的描述。她从女性的角度透彻揭示了乡土环境中的夫权压迫：“人若老实了，不但异类要来欺侮，就是同类也不同情”[4]，这不是阶级地位的问题，而是女性从出生之时就注定的命运问题。雷妍在《浣女》中说：“一个男人家，他总是自由的，女人是他的奴隶”[5]这样自觉或不自觉的女性主义态度在乡土作品中屡见不鲜。

妇女农耕文化中的心理和生理弱点使乡间夫权的“粗”更为明显。丁玲笔下的阿毛姑娘对未知生活充满热情和希望，而丈夫不了解她。也不屑于去了解，只认为她的变化是懒的、疯的。女作家对乡间性别苦难的描述更清晰，总是能关注到同胞的苦楚和抱怨：“天和地都是美好的，只要肯工作的人都应当享到自然的幸福。可是有例外，有例外！有一些女人：工作了没人感激，痛苦了没人安慰，疲乏了得不到休息，疾病了无从治疗，她们只有忍受，忍受人类不当忍受的，忍受别的动物不能忍受的各种各样的痛苦”[6]。

同时，女性乡土更善于通过描写农妇间接批判环境，凭着艺术直觉观察周围同类，敏感地写出对周遭的感受，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古老的农耕文化中深刻挖掘男尊女卑的根源，对乡土世界具有更强的国民批判性。在描写家乡时，我们经常看到无限的思恋，但女性对充满父权制和农耕文明的家乡几乎没有要回归的意思。例如，萧红在《呼兰河传》描写了东北的故乡和。它似乎有许多美丽之处，但实际上充满了寂寞和孤独，除了萧红的祖父其它无可留恋。在文章中，她提到“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7]。

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女性作家将国家、革命、乡土和性别交织在一起，文本往往呈现复杂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符合当时的政治规范，但对黑妮的塑造特别容易使人联想到《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和《夜》等作品，这些创作都自觉或不自觉的流露出一种对妇女自身解放问题的思考。曾克也在《战地婚筵》中有过类似的见解：“老婆是给自己娶的，对象就要好生注意注意。要是自己决心革命一辈子，找个拉后腿的就不行。”[8]某些思考作为女性特有质素突破了红色乡土的规限。

（二）对乡村女性心理和生命力的诠释更充分

在乡村妇女形象的塑造上，女性乡土更注重心理描写。女性作家笔下的乡间妇女的安静灵魂往往包含着不安，在沉默、柔顺的脸庞下隐藏了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比如丁玲的《阿毛姑娘》。丁玲的自我意识是清醒的，对现实和女性的审视是敏锐的，认为它讲述了“一个贫女对资本主义物质的虚荣的幻灭的可怜的故事”[9]的评论并没有看到小说的深刻性和对乡间女性的心理建构。

两性作家的审美视域不尽相同，实现了“跨越式”的男性看乡村女性往往带着一种同情和启蒙的心态，而女作家看自己同胞却更善于挖掘其在艰难困苦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不屈的倔强精神，她们对于女人的生命力和生存哲学是钦佩的，发觉即便是苦却坚强而有自尊的生活方式是优美的，这是女性乡土文学凸显女性生命意识的体现。

除却质朴和善良之外，苦人们更有一套生存哲学，这种生活哲学在痛苦中提炼，并应用于现实。罗淑在散文《轿夫》中塑造了四川乐山女轿夫的形象，贫穷没有让女性把自己当成一种工具，而是用力气和倔强来面对生活。萧红《牛车上》的五云嫂，乡间女子在兵荒马乱的灾年独自去营房找丈夫，显示了这个可怜女人的坚强和勇敢。冰心的《张嫂》表达了对平凡劳动妇女生活态度的赞赏和尊重。女性乡土是这样探寻女性解放的出路：即便是苦，也要活着。这是朴素人生观，更是乡间女子顽强的生命力。

现代女性乡土文学贯穿了女性对乡土的态度，其审美内涵应是基于女性生存经验的各种乡土认知和对性别文化现实的反思。中国女性的身心发展与乡土这个大世界息息相关，探寻女性与乡土文明的内在联系，是力求站在我们自己的土壤上思考自己的问题，才能对中国本土化的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理论作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乐铄.现代女作家乡土作品及其地位[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 （3）：132-144.

[2]盛英.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11-12.

[3]李玲.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性别意识反思[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 （5）：43-48.

[4]萧红.萧红全集[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753.

[5]雷妍.雷妍小说散文集[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9：16.

[6]雷妍.雷妍小说散文集[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9：6.

[7]萧红.萧红文集（第3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57.

[8]曾克.解放区短篇小说选（1942.5-1949.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9）：711-712.

[9]馮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A].郜元宝.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C].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7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