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思想对湘军的影响

王容

摘要：湘军在清末的迅速崛起，与儒家知识分子曾国藩的治军才干是密不可分的。在将领的选择上，曾国藩大肆网罗儒家知识分子，开创了湘军“士人领山农”的局面。同时，曾国藩注重湘军自上而下的儒家思想教育：不仅以儒家思想严格要求自己，还以儒家思想对将领和兵勇进行教育。在治军实践中，曾国藩视儒家“仁”、“礼”为治军法宝。征战之初，曾国藩高举“勤王卫道”旗号，指责太平天国动摇和践踏了几千年不变的纲常名教，以“义师”自诩，使湘军师出有名，极大提高了湘军的战斗力。

关键词：曾国藩;湘军;儒家思想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影响之一是促使湘军异军突起，成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军事力量。湘军之所以成了气候，服膺儒家思想的曾国藩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本文拟从曾国藩对将领的选择、对将领和兵勇进行儒家思想教育、治军之法、师出有名等方面详细论述儒家思想对湘军的重要影响。

一、看重儒家知识分子，使湘军出现“士人领山农”的局面

在建军之初，曾国藩就认为，军队最首要的是将领的选择。在将领的选择上，曾国藩期望选择儒家“君子”。在与王璞山的书信来往中，曾国藩说：“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1]曾国藩认为要建立一支可以“驰驱中原”，“澄清”由太平天国带来混乱局面的军队，首要的是将领，而将领则要求是通晓军事的“君子”。“君子”是儒家思想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孔子、孟子提出的一种理想人格范畴，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涵义。“敬、忠、恕、信、仁、义、知、勇、教、孝、惠、让”、“质直”、自强不息、“反求诸己”和“内省”的精神修养、“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精神风貌和气度等都是儒家思想对君子这种理想人格的深度期望。曾国藩对将领的要求，就是希望将领具有儒家思想赋予的这些美德。

在这些美德中，曾国藩认为，将领最重要的品德是一定要有忠义之气。“带勇之人，概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铃之秘者，与之共谋。”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然苟阙其一，则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2]于此可见，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概括为忠义血性。因此，从这个方面说，曾国藩对将领的儒家思想修养水平的要求是相当高的。

曾国藩希望“纯用书生，率诸生员、文童，以忠诚相期奖励”[3]的愿望虽然无法百分百实现，但曾国藩的湘军将领及幕府成员，知识分子确实占了绝对的优势。据罗尔纲统计，湘军各级将领及幕府帮办主要人物共183人，其可考的179人种，书生出身的104人，占总数的58%。主要将领江忠源、胡林翼、左宗棠都是书生出身。统领13人，书生出身的8人，分统43人，书生出身的28人;幕府重要人物15人全是书生出身;帮办10人，有9人为书生出身[4]。以至于有人说湘军是典型“士人领山农”军队。

二、以身作则，以“诚”驭将，对将领加强儒家思想教育，并进一步要求将领向士勇灌输儒家思想，在掩盖和淡化湘军内部的阶级压迫和等级制度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湘军的内部团结

曾国藩说：“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一言道出“诚”在他心目中的伟大及重要意义，因此，曾国藩认为，“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5]对将领推心置腹，才是最高明的“驭将之道”。

在以身作则的同时，曾国藩还要求湘军将领：“敬以持躬，恕以待人。”并进一步解释何为“敬”、何为“恕”：“敬者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者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6]换句话说，有了“敬”这种修养，对待工作就会小心谨慎、认真负责，不敢懈怠;有了“恕”这种修养，在处理与上级、同僚及下属的关系时，就能更加和谐，有利于整个部队的和谐稳定。

同时，曾国藩希望将领能将冰冷的官兵上下级关系处理为儒家非常看重的血源性的父兄之对子弟。他说，“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7]类似的言论在曾国藩日记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如“待弁兵如待子弟之心，常有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则人知恩矣。”将儒家思想巧妙地运用到将领对兵勇的管理上，有利于湘军的内部团结。

另外，曾国藩还希望将领对兵勇进行儒家思想的教育。湘军将领罗泽南就曾“日登将台，与官兵讲宋五子之学”。王錱也曾“以训练为急，所部壮丁习刀矛火器，暇则训以《孝经》、四子书，转相传诵，营门夜扃，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为村塾也。”“书声琅琅”成为湘军的一大特色[8]。

三、对兵勇进行儒家思想教育，对于兵勇养成以子弟之礼遵奉父兄之命，进而形成家长式的管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义也。第二教之爱民，爱民必先保护闾阎，仁也”[9]。即向兵勇灌输“忠君”“仁义”的儒家思想。

第三，对兵勇进行“训家规”。所谓“训家规”就是把治军与治家比拟。教育将士“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10]这种“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的家规训练，对于将士养成以子弟之礼遵奉父兄之命，进而形成家长式的管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在治军实践中，认为“仁”、“礼”乃治军法宝，以“仁”、“礼”治军

曾国藩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11]至于什么是“仁”，什么是“礼”，曾国藩解释道：“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兵如待子弟之心，常有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则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声无形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可治哉？”[12]曾国藩对“仁”、“礼”的看重于此可见，曾国藩对儒家“仁”“礼”思想的服膺与佩服，以及运用“仁”“礼”这两大思想武器来治军的自信也于此跃然纸上。

五、征战之初，以儒家思想为武器，师出有名

在湘军征战之初，曾国藩就以儒家思想为根据，发布了赫赫有名的“讨粤匪檄”。这里的“粤匪”就是指太平天国将士。曾国藩在这片赫赫有名的“檄文”中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但太平天国在政治上主張平等，经济上主张平均，反对孔孟儒学。具体说来，太平军所行之处，凡记载有孔孟之道的文书典籍均将其贬为“妖书邪说”而全部焚毁，无论孔庙、忠祠、义宇、佛寺、道院尽行残污捣毁，以“男女平等”为旗号鼓动女子从军为官作状元等等，这样的行为，“此光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各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为之所也？”。为此，他“赫然奋怒以卫吾道”，声称：“本部堂奉天子命，……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13]在檄文中，曾国藩高举“勤王卫道”旗号，指责太平天国动摇和践踏了几千年不变的纲常名教，以“义师”自诩，号召众人群起攻之，让战士觉得与太平天国的战斗具有正义性，从而占据道德制高点，师出有名，大大提升了湘军的战斗力。

参考文献：

[1][9][11][12][1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7：32，235，391，232.

[2][10]蔡松坡.增补、重注曾胡治兵语录[M].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79：5，181.

[3][4]章继光.曾国藩思想简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230.

[5][6]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治兵语录[M].世界书局.1935：5，34.

[7]曾国藩.曾国藩治兵筹策录[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361.

[8]自朱汉民.湘军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R].光明日报，2014年10月28日，16版.